润笔，是指拿毛笔泡水这个动作，使用毛笔时通常会先用水泡一泡，把笔毛泡开、泡软，这样毛笔较容易吸收墨汁，写字时会感觉比较圆润。后来“润笔”被泛指为请人家写文章、写字、作画的报酬。

《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 李德林 立作诏书， 高熲戏谓 译 曰：‘笔干。’ 译 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唐 宋 翰苑官草制除官公文，例奉润笔物。后泛指付给作诗文书画之人的报酬。唐 殷文圭《贻李南平》诗：“润笔已曾经奏谢，更飞章句问 张华。”《儒林外史》第一回：“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 鲁迅《彷徨·幸福的家庭》：“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

古时候的稿费的笼统称谓。

古之士大夫，讲究“清高”，耻言金钱，非说不可时，称之为“阿堵物”，意思是“那个东西”。

稿费是近百年才有的新词，以前有个雅称叫润笔。《隋书·郑译传》有一则故事：郑译为皇上拟诏书，有人戏称他“笔干了”，郑答：“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以后把稿费、书画酬金称为“润笔”，

当年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汉武帝读了受感动，陈皇后重新得宠，司马相如得黄金百斤，那时好像还没有润笔这个规矩，陈皇后是以向卓文君买酒的方式送黄金的，所以人们只好说是“作文受贿”，这“贿”字分量可能没有如今这么重，若不，司马相如也太不光彩了。

润笔之风至唐大盛，最出名的是韩愈，专为名公巨卿写碑铭，“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蔡伯喈集》里面，竟有 为年仅十五岁、七岁者作的碑文。

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诗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

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文人真是受益不浅。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禹偁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作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另据《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抃撰写《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

“润笔”一词典出《隋书˙卷三十八˙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荅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郑译是隋文帝的开国功臣之一，官至上柱国。后来郑译遭弹劾贪赃纳贿、疏于职守及不孝顺母亲，因此遭到贬官。不久，隋文帝因感念郑译与他同生共死，建立了隋朝，所以就想将郑译召回。于是，隋文帝就命令内史令李德林草拟诏书恢复郑译的爵位，丞相高颎就开玩笑的对郑译说∶“笔干了。”郑译则答说∶“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因此，后人就将给付作诗文书画之人的酬劳称为“润笔”了。

古人出于自己所需，向文人墨客求取诗、词、赋、碑、铭、志、序、记、画等，而酬谢他们润资的形式很多，除了银两外，还可以用粮食、物品、布帛来支付。当然，有的文人则随自己喜好收取润笔，如王羲之爱鹅，李白要酒喝，而苏东坡则送羊肉也可以。

另外，据说史上获取润笔最多的要算西汉司马相如所撰的《长门赋》。根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另有新宠，陈皇后因而被贬居长门宫，终日愁眉不展。后来，陈皇后听说汉武帝非常喜欢司马相如所作的赋，于是便托人送黄金百斤给司马相如，请他作赋来挽回汉武帝的心。司马相如便为陈皇后作了一篇《长门赋》，汉武帝读了终有感悟，陈皇后果真又重获武帝宠爱。《长门赋》共633字，润笔资是黄金百斤，真可说是字字是黄金了。

所谓润笔钱，就是请人作诗文书画所给的报酬。《儒林外史》第一回：“老爷少不了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鲁迅《彷徨》中说：“投稿的地方，先定在《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丰。”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所说的润笔，就是稿费，而且因为名气的原因，他的稿费肯定要高于那些泛泛之辈了。而老爷所得的那几两银子，纯粹是私人之间的交往，不能用稿费来论定。

其实润笔钱，在晋宋之时就已经出现了。唐人叫“义取”，明人曰“利市”，更有雅士耻于金钱之说，叫“阿堵物”（那个东西），说白了那个东西就是金钱。

唐朝，是历史上润笔费最高的时期。白乐天有个好友叫元徽之，两个人是生死之交。后来徽之得了重病，就要死了，就托乐天为他写个墓志铭，所给润笔包括车马、绫帛、银鞍、玉带等等，价值七十六万金，这在历史上也算是个天文数字的润笔。白乐天推辞不掉，也收了，后来全部捐给了香山寺，替元徽之做了功德。在这个富裕的时代，人们出手大方，不惜重金去获得在中国文学史上星光灿烂的明星们的作品，自然也就造就了一批文人富豪。

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他很善于写文章，不但写得快，而且文辞华丽。请他代笔写文章的人有很多，因此，他家里“金帛盈积”(《唐才子传》记载)。

李邕，他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一流，朝廷中的达官贵人和各地寺庙，纷纷拿着金钱请他写文章。李邕一生，这类文章写过数百篇，“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杜甫有诗描写李邕家的豪华奢侈：“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毯子一类东西)。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新唐书》本传上说，当时大家公认，自古以来，因为写文章获得钱财之多，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韩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写墓志铭，他的“谀墓”收入很丰厚。韩愈写了一篇《平淮西碑》，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韩弘，韩弘就馈赠韩愈五百匹绢。韩愈写了《王用碑》，王用的儿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韩愈生前好友刘禹锡在他去世后写的悼文中这样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皇甫湜为裴度写了《福先寺碑》，裴度赠送给他车马缯采已经很多，但是皇甫湜仍然很不满意，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三匹缣，给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给他九千匹绢。

除了这些人之外，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萧俛、韦贯之、白居易等人都得到过不少的润笔。其中白居易的诗歌远销朝鲜，朝鲜商人曾拿着卖高丽参所得的钱向白居易购买诗歌新作。唐朝尤其是唐文宗李昂朝，长安城里盛行找作文高手撰写碑文墓志铭，俨然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市场。一旦有达官贵人死去，他们的家门口就跟闹市一般，人们高声喊叫，争着要购买碑文墓志铭，不管死者家属是否愿意接受。

可是，在这些的文人富豪之中，却没有李白、杜甫、李商隐、王维等人的名字。这几个唐朝文学史上最灿烂夺目的明星，并没有得到丰厚的馈赠，个中原因，值得后人深思。

到了宋朝，这种润笔之风愈演愈烈。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诗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在宋代官俸较薄的状况下，皇家有此之设，文人真是受益不浅。

历史上，关于润笔的话题，还有一些趣闻。比如唐伯虎，他把自己的作品装订成一个大册子，封面上写着“利市”二字，简直就是在做生意。还有桑思元，有人向他求字，说咱俩是亲戚，就别收润笔钱了，桑说：“那不成啊，我平生就没有白给人写字的惯例。这样吧，你把银子先放在桌子上，鼓舞一下我的兴致，等字写完了，同银子一起还给你。”还有那位右手长了六个指头的祝枝山，人来求字，先问人家“是见精神否（俗以精神为银子）？”看见银子，马上欣然捉笔。

润笔之风犹存。收藏字画的，想方设法要得到一些大家的作品；有雅兴的，也要托人找名家写几个字挂在厅堂之上赏玩的；若能得到一副高官的手迹挂在经营之所，那更是满堂生辉，值得炫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