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涨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毕昇（约1051）北宋布衣，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即今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初为印刷铺工人，专事手工印刷。他在印刷实践中，深知雕版印刷的艰难，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活字印刷术。其方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具体记载。毕升创造发明的胶泥活字，是中我国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是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伟大贡献。

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

毕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声速传到其他的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十九世纪传入澳洲。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毕升于1051年（宋仁宗皇 右三年）逝世，与其妻李妙音合葬于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1052年（宋仁宗皇右四年）二月初七日，其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其孙文显、文斌、文忠为之立碑。

1990年毕升墓碑在英山盘地五桂村家坳发现，墓地西3公里处为毕家铺，南一公里处的肖家大屋传为原毕宰相府，东十五公里处有宰相毕翰儒墓。经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湖北省文管会等单位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28名专家者鉴定，确认无疑。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描写活版印刷的《活板》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五代时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作者：沈括。

早在西元前十七世纪累根斯堡(Regensburg，现德国南部城市)附近一所Pruefening修道院里的一份祈祷文，使用我们熟悉字母的单独木块字印成。

后来，罗马军区也使用过单独的木刻字；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他们烘乾的泥土官印。早期，字母不止盖进潮湿的泥土里；而且也刻在坚硬的金属上所形成的钢印，在许多方面与顾氏的型态甚为相似。

除了这类形式外，尚有用泥土、木块或金属做成的图章，同时也有极多铸字的例子：几乎所有钟铃上的字都是用单个木模铸于其上，同时也有很多钱币与奖牌用铸造的方式做成。

(一)活字版的发明

早在1409年，第一本使用活字印刷的文件是由市立印刷所印成的，花费相当大。在韩国的汉城与中国，甚至较顾氏更为早期，在韩国有印刷术前的几个世纪，就有用分离字型印刷的纪录。

中国古代的文献指出，由于中国字形结构复杂，雕刻木版工作一直非常缓慢而费时，在1041年时(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冶金锻工毕升发明用胶泥做成活字，再用火烘烤而成坚固的胶泥活字，排成印刷版，这便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然而，至今虽未保存任何这种脆弱的活字遗物。无疑的，在中国与韩国用活字印刷确实是早在顾氏时期之前。

于1430-1440年间，由西欧金银匠们对刻模技术非常精通，而原为德国缅茵兹市(Mainz)的约翰，顾登堡(J. Gutenberg )解决了金属活字的铸造技术，到1450年时，他成功的以83%铅、15%锑、2%锡熔成合金铸成个别活字，经检字、排版后可得一致高度的印版，如此铅字可一再使用，省时又省力。为了解决印刷问题，他也制造了第一部实用的印刷机。

顾登堡氏(J. Gutenberg)综合了西欧的冶金、金艺、雕刻、金属品制造与活版印刷所的需求，加以巧妙的安排，解决了铅字、墨水、纸张和印刷机的各种技术问题，结合而成一项综合的工艺。

他的发明恰逢其时，使十四和十五世纪在知识上增进了广面的发展，在城镇、大学、文艺复兴和学者中吸引了一群广大的读者。从十四世纪起，欧洲纸张产量的普遍增加且能充分供应，圆满解决了纸张问题，与羊皮纸相比，则是便宜得太多了。活字版

(二)顾登堡时期的检排术

自顾登堡氏(J. Gutenberg)发明铸字术后，直到自动行铸机发明期间为止，在排版史上大约有四百多年没有多大变化，这段期间印刷厂均是使用手工方式做铸字、检字、排版等工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其速度真是相当的缓慢。本文特对当时的各项作业状况，叙述如下：

铜模－做铜模前，先在一根钢棒上用锉刀、凿子、与其他工具雕刻，做成一个反纹字模，再将凹下部份用凿子凿掉，这支钢棒便成凸字母模。用铁　将之冲压在一块铜块内，再用锉刀在挤出的铜胚上细心研磨，即成铜模。

原来活字版古籍是中华印刷术一脉相承的经典。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小学课本中就有的内容，为何不将历代活字版古籍作为专题收藏，非要等其身价万倍后才来唏嘘？ 收藏一行肯定有人先知先觉，而这早人半步的悟性，必然来自深厚的版本学知识。将历代活字版古籍作为专题收藏并非始于今日。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东南银行襄理赵元芳先生积毕生巨资集藏明代、清初铜活字版古籍，并因此跻身藏书家行列。天津市原副市长、红色实业家周叔先生晚年也致力于明清活字版古籍专题收藏。他在谢世时立遗嘱将400余种历代活字版古籍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今天的天津市图书馆能以活字版古籍、方志等善本奇多而名列于世界名馆之林，周叔先生的捐赠是功垂名史的。1981年，天津市图书馆将馆藏历代活字版古籍编印了《馆藏活字本书目》，成为研究活字古籍的专著。惜这部收录700余种活字版古籍的书目为油印线装本，只印了200册，市面上极难见，拍卖场上拍过三次，均以千元成交，足见珍视。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极大，而最早效仿中国活字印刷的是日本和古朝鲜。古朝鲜盛产精铜，历代高丽王室把印刷中国典籍奉为文化盛事。高丽本汉籍历来受到国内学者重视，不仅因其字大悦目，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其错讹较少，接近古本原貌。故高丽铜活字本价格近几年上升幅度更大。活字本书籍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多为乾隆年摆印，清初活字本尤为稀见。清代雍正年内府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辉煌的高峰。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零本在2000年之前平均每册售价500至800元，近几年已逐步涨到每册2000至3000元。2005年以后，此种内府铜活字本书籍大有直冲5000元一册的趋势。清乾隆帝因“活字”称谓不雅，统一改称“聚珍版”，并在宫内“武英殿”专设印刷出版机构，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奇迹。但史载清乾隆年“武英殿聚珍版”发行不久，即有以木活字仿制翻印此书者，爱好者不得不防。

显而易见，将历代活字版古籍作为专题收藏，其史证价值远超出其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