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大学，是1921年创立于天主教献县教区的综合性大学， 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复定名为“天津工商大学”，为现河北大学前身，是上个世纪上半期国内顶端的私立大学，同时也是中国第二所天主教教会学校，代表着教会学校在全国的高水平办学条件。

1921年，法国政府商请罗马教廷批准，由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后来的献县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天津马场道清鸣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复定名为“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这是天主教在华办学的一项重要举措，填补了中国北方尚无天主教建立大学的空白，与南方的上海震旦学院（后更名为震旦大学）遥相呼应。

国民政府成立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报立案。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号训令，正式批准立案，因所设系科未达“大学”三院九系之标准，故将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学院”。

1944年学校通过改建大学的计划。1945年成立三院七系，初具大学规模。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申报改建大学。1948年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1951年7月，时任私立津沽大学董事长的李烛尘代表校董事会致函教育部，拟将私立津沽大学献给国家，改为国立。

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51）高一字1170号令，批准津沽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收改为国立，著名物理学家张国藩出任校长，王金鼎任党支部书记；将私立达仁商学院、天津土木工程学校分别合并入津沽大学商学院、工学院；以津沽大学原有之文学院为基础，筹建师范学院。津沽大学改为国立，校名仍称津沽大学，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具体领导，由部另刻校印颁发启用，全部经费亦统一划拨交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由私立改为国立，标志着津沽大学的新生，在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校的组织领导、科系设置等重大问题，可以纳入国家计划之内并开始有效的运行。

1951年9月25日，津沽大学隆重举行“庆祝津沽大学改为国立接受典礼暨开学迎新大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各兄弟院校、社会团体负责人及知名人士到会祝贺。参加大会签名的有马叙伦、曾昭抡、黄敬、李烛尘、周叔、杨石先、张国藩、孙冰如等一百余人。11月19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视察天津，特地来到津沽大学看望师生，勉励师生“按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政策把学校办好”。

根据教育部指令，津沽大学改为国立后，商学院更名为财经学院，文学院改建为师范学院。并校后津沽大学扩充为工学院、财经学院、师范学院3院13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系、机械工程系；财经学院设会计财政系、国际贸易系、企业管理系；师范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史地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家政系。另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三个专科。设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心理学、教育学、体育、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公共课程教研室。学校在历史、水利、财经、外文、哲学、美学方面具备最高水平，教师增至192人，在校学生达到1253人。国立津沽大学体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学校党总支书记王金鼎的倡议下共同建立并领导了学校党、政、工、盟、团、学联席会议，以此种形式集思广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最后由校长做决定，部署学校的中心工作。

1952年春 ，为贯彻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和中央教育部对天津市三所大学院系调整问题的决定，天津市成立天津、南开、津沽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

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国立津沽大学撤销，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并以其师范学院为基础，在原校址与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组建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市委文教部长梁寒冰兼任院长，任子墉、温宗祺、鲁义先后出任党总支书记，温宗祺、戈华先后出任党委书记。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经费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学校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较有声望的师范院校之一。这次院系调整增强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实力，而由津沽大学改建的天津师范学院只剩下了十分简陋的普通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和一些残缺的仪器设备。面对搬迁一空的校园，一些教师蒙生了去意，教师队伍受到重创。为了重振学校，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经费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58年，教师由108名发展到338名，在校生由976名发展到4662名。实验室由2个发展到21个。著名学者顾随、雷石榆、裴学海、马沣、胡毅、张弓、焦敏之、蓝英年等先后来校任教。

1958年，天津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现天津师范大学是1982年改的名字）。

1958年，学校开始举办研究生教育，在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招收培养研究生，是当时全国少数能够培养研究生的高校之一。

1959年，中共河北省委通知，天津师范大学改由天津市领导，同年7月，确定天津师范大学为全省5所重点大学之一。

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教五字第258号通知决定，将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的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教育厅领导。

1969年10月，根据冀革（69）130号及津革（69）163号文件精神，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管理。同年12月，河北大学陆续迁出天津。

1970年，河北大学迁址保定，仅在天津马场道74号（今为马场道117号）设河北大学留守处，外文系和中文系并入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1974年经国务院教科组批准，原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原天津外国语学校、原天津师范学院日语专业、原河北大学外语和中文专业的学术力量和教师等在这个校址上重组为天津外国语学院（现天津外国语大学）。

2002年5月，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同河北省人民政府一起，在“十五”期间重点支持河北大学的建设，河北大学成为省内唯一实施省部共建的高等院校。

2005年5月，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省职工医学院并入河北大学的批复》（冀政函[2004]153），河北省职工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并入河北大学，成立河北大学医学部。

2005年11月，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省部共建河北大学协议，河北大学正式跨入国家“省部共建”大学行列。

2012年11月，正式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

2018年3月，河北大学由“省部共建高校”升格为首批“部省合建高校”，享受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待遇。

1921年，法国政府商请罗马教廷批准，由当时管理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天津马场道清鸣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复定名为“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这是天主教在华办学的一项重要举措，填补了中国北方尚无天主教建立大学的空白，与南方的上海震旦学院遥相呼应。

1923年，学校开始招生上课。作为一所专科大学，大学设工商两科及神学系，并以法文为主要课程；共有48名学生，9名教师。1927年，大学开办工学院和商学院。1931年学校初具规模，注册的学生人数增至600余名。

当时的罗马教廷与在华传教人员的信函，清楚地说明了建校的目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公教国家，奉教的很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占优势。为打进这两个阶层，必须成立高等学校。”首任院长于溥泽其后历任院长如裴百纳、主任尚建孙勋、裴化行等及绝大多数教授均为法国神父，学生则多为天主教徒子弟及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

另一方面，工商大学虽然是教会为传教而建立的，但主持建校的人员，却是天主教中一些热爱科学，崇尚进步的著名学者。学校奉利玛窦、南怀仁等前辈传教士为楷模，实事求是，崇尚科学。在学校主楼正厅，悬有二人画像，墙壁正中悬挂着南怀仁绘制的巨幅《坤舆全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学输入中国，耶酥会士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科学印迹，恰恰满足了当时社会民众科学救国、工商富国的愿望与要求，校训中的“实事求是”由此而来。在校园内，还建有著名的北疆博物院——当时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科研机构。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比肩并立于北国津城。这里的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工商大学的学生。

学校成立初期，两位法国神父担任了校长。他们呕心沥血，为工商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7月21日，于溥泽神父被任命为天津开办大学代理院长，即为天津工商大学校长。于溥泽（1862—1930年）出生于法国，文学博士。1921年7月25日，他到达天津，精心选择，勘定马场道清鸣台校址，并承罗马教廷批准兴建。工商大学校舍主体工程基本上在其任内完成。购置设备，延聘教授。

1925年7月，法籍耶稣会士裴百纳神父担任天津工商大学第二任校长。裴百纳，法国里尔人，法国里尔大学文学学士，哲学博士。1923年到天津工商大学任教，担任方言、哲学、数学教授。1925年7月，他担任耶稣会天津会长、天津工商大学校长。

裴百纳精通英语，博通数学，富于天资，诲人不倦，对待学生态度和蔼，当时颇受学生钦仰。为谋工商大学发展的救济金及解决教育等有关问题，他曾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欧美考察，参观各国，以资借鉴，长途跋涉不辞劳苦。每至一地，他都要参见拜访各地要人，以联络感情并宣传工商大学的成绩。考察期间，他多半时间在法国，所到之处认真搜集、研究教育、查阅有关资料。在巴黎逗留的三日里，他马不停蹄采购各种新式理化试验器具，并与当地名人学者探讨社会经济问题，并聘请法国著名社会经济学者P.Dubois主持工商大学教务，同时聘请了数名法国知名教授来华任教。之后他又到罗马觐见教宗以及到耶稣会总会呈报天津大学工作成绩及发展计划。裴百纳神父欧洲之行后，先后与欧洲数十所大学结成友好学校，事后这些学校把大量的教材参考书赠送天津工商大学，为天津大学的发展和国内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1年，裴百纳因病辞去校长职务回国修养，1946年再次来华在天津工商大学任教，1950年迫于政治原因返回法国，1962年病逝葬于法国布隆尔。

1921年，工商大学建院工程破土动工。1922年，北疆博物院、教师宿舍落成。1926年，教学大楼和校长楼建成。1927年，图书馆、藏书室及学生宿舍也相继竣工。

其中，1924年开始建筑的教学大楼由法国永和工程司建筑师慕乐设计，最具独特风格。教学大楼为三层混合结构带有地下室，建筑面积呈工字形，为中心对称布局，坐南朝北，正面临马场道，主门厅居于正中。一至三层，主要是教室、备课室及办公室。西翼是教堂，并设有单独入口，将教堂设在教学楼内的做法比较少见。建筑外形采用法国鼎盛时期文艺复兴样式，正立面构图归整对称，中轴线突出，立面竖向划分为古典三段式，二三层为清水砖墙，砌工精细，以平券窗为主，窗间设横向凹槽分格的砖垛扶壁，为简化的古典柱式，中央四角穹顶极为典型，两翼檐口为三角山花。

从学院到大学的历程

国民政府成立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报立案。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号训令，正式批准立案，因所设系科未达“大学”三院九系之标准，故将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学院”。由大学降为学院，这对建校不久的教职工而言，无异于一次精神上的打击。但是，当时学校的教职工一心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一个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大学，此后学校加强了系科建设。

1933年，工商学院之工学院与商学院内部建置基本完成：工学院分土木工程、建筑2个系；商学院分会计、财政及国际贸易2个系。

1935-1939年，又相继建成物理实验室、材料实验室、电机实验室、商品实验室、金工厂、木工厂等实验基地。

1939年该院曾设法律系，转年停办，学生多转入商科。

1943年9月，添设女子文学系，招收新生90名，由教育家孙家玉主其事。1945年4月增设史地、家政2系，组建女子文学院。至此，学校规模扩大为3院7系。时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刘仁兼任主任，侯仁之任史地系首届系主任，孙家玉任家政系主任。聘请李奎耀、齐思和等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教授学者执教，可谓人才济济。1946年8月，女子文学院招生男女兼收，取消女子二字。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在工科添设机械系，在商科添设工商管理系，达到3院9系。1947年，大学总共有761名学生和91名教授。

1948年10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消息传来，校园内一片欢腾。那凝聚着多少师生心血的夙愿与梦想，顷刻间化为一种流火般的热情，沸腾了！此后文学系又分为语文、外语两系，成为3院10系，教职工达109人，在校学生630人。

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沦陷，华北地区的名校如清华、北大、南开等纷纷南迁。一时因环境所迫无法随迁，而又不甘心任职敌伪高校的教授们纷纷来津。二战期间，欧洲捐款及经费来源断绝，教会打算停办工商学院，裁减员工，遭到师生反对，于是校友会发起募捐。

1943年7月，刘仁担任工商学院院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具有管理这所学校的权力。他抓住这一特殊的时机，大量吸纳专家、学者，侯仁之、齐思和、翁独健、袁贤能、胡继瑗、张华伦等知名教授学者，都吸纳到天津工商学院，使该校一时名流云集，声名鹊起，成为津门最有吸引力的高校。使学校有了快速发展，许多著名学者相继来到学校任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凌晨，侯仁之等20余人先后被捕，1942年出狱后，居留在天津避难。为避免敌伪干扰，他转到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工商学院任教，并兼任该校新设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妻子亦来支持参加教学。

避难期间，侯仁之仍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并珍藏3年，终于得以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他还把研究课题定为天津，经过两年的资料查阅和实地勘察，逐渐形成天津历史地理的完整概念。时市女青年会以天津地理为题邀请侯先生演讲，继而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俱乐部再邀讲述此题。侯先生根据两次讲稿，从晚8时动笔，至次日晨5时半暂歇，写成《天津聚落之起源》专著。该文由天津商学院列为专刊，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正式出版。

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期间，侯仁之曾经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写给毕业生的赠言：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深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定的献身。”

他们以高尚的情操、可贵的民族气节顶住了当时权贵的拉拢引诱，宁肯在工商学院过着清苦的生活……

高镜莹（1901—1995），水利专家。抗战爆发后，高镜莹到天津工商学院任教，以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学生，深得学生的爱戴。在任土木系主任期间，他亲自编写教材，并首次为土木系增设了高等结构工程、水利工程学等课程，使土木系名蜚北方，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

吴玉如（1898—1982），著名学者、书法大师。1939年，吴玉如执教于工商学院，任中文系主任。“米盐区事朝饥忍，炊爨劳人夜读闲。身际承平复何憾，浮沉世味我无关。”在津沽大学任教期间，吴玉如素以记忆力过人著称，《说文解字》里许多字他都能透彻讲述其根源出处，不少古人的姓名、别名以及生平事迹，也都记得十分详尽，从无舛误。然而奇怪的是他于自家生日却往往错记，自己儿女的年龄也不甚清楚。有学生向他开玩笑问：“您有几个儿女?”他一时答不上来，竟板着指头点名儿统计一番，而实际上他只有五个儿女。

沈理源（1890—1951），我国建筑业的先驱。1938—1951年，沈理源任国立北京大学工程系教授和天津工商学院及津沽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在大学教学中，除担任建筑设计课的教学任务之外，他还向学生们讲授西洋建筑史。

齐思和（1907－1980），历史学家。1942 年，齐思和到工商学院执教，同年9月10 日《工商生活特刊》评价他说：“齐思和先生为我国历史学界之权威者，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我校担任现代史一课，当为我校历史放光荣异彩。”

工商学院时期是学校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上的极盛期，在教育界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之誉。特别是40年代中期，学校人才荟萃，堪称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相伯仲，居于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除以上提到的专家学者，还有建筑设计大师阎子亨、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及民族饭店的设计者张镈、语言学家朱星等先后在这里任教。他们的加盟，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声誉，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工商管理人才和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建国后，大多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栋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三十年代曾就学于财会系，还有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房屋委员会主席郑汉钧等均出自此校。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著名音乐家沈湘出自该校的附属中学。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津沽大学校董会请求，批准“津沽大学改为公立，校名仍称津沽大学”，同时“私立达仁学院停办，全部学生转入津沽大学商学院”，“天津土木工程学校合并于津沽大学工学院”，还批准“以津沽大学原有文学院为基础，筹建师范学院”。国立津沽大学由著名物理学家张国藩任校长。

1951年9月25日，举行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接受典礼暨开学迎新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马叙伦、曾昭抡、黄敬、李烛尘、周叔、杨石先、张国藩、孙冰如等。11月19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视察天津，特地来到津沽大学看望师生。此时的津沽大学已扩大为工学院、商学院、师范学院3院13系，在历史、水利、财经、外文、哲学、美学方面具备最高水平，教师增至192人，在校学生达到1253人。

1952年春，天津市成立天津、南开、津沽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国立津沽大学撤销，8月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并以其师范学院为基础在原校址与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组建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市委文教部长梁寒冰兼任院长。这次院系调整增强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实力，而由津沽大学改建的天津师范学院只剩下了十分简陋的普通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和一些残缺的仪器设备。面对搬迁一空的校园，一些教师蒙生了去意，教师队伍受到重创。

为了重振学校，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经费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58年，教师由108名发展到338名，在校生由976名发展到4662名。实验室由2个发展到21个。著名学者顾随、雷石榆、裴学海、马沣、胡毅、张弓、焦敏之、蓝英年等先后来校任教，学校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较有声望的师范院校之一。

1958年6月，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夏，改为综合性大学，定名为“河北大学”。 1970年11月，河北大学由天津迁至河北保定，原校址改建为天津外国语学院，2010年更名为天津外国语大学。

工商学院时期是学校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上的极盛期，在教育界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之誉。特别是40年代中期，学校人才荟萃，堪称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相伯仲，居于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学校奉利玛窦、南怀仁等前辈传教士为楷模，实事求是，崇尚科学。在学校主楼正厅，悬有二人画像，墙壁正中悬挂着南怀仁绘制的巨幅《坤舆全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学之输入中国，耶稣会士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8年秋获准重新注册为“私立津沽大学”。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951年9月19日，教育部令批准改为“国立津沽大学”。津沽大学在历史、水利、建筑、财经、外文、哲学、美学方面具备最高水平。

1958年夏，河北省教育厅将天津师范学院学校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定名为“河北大学”。河北大学在科技研究上填补了中国多项空白，科技、教学水平国内一流，1958年在全国最早开始研究生教育，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三足鼎立。

1922年，在工商大学院内修建了博物馆的办公楼，由当时著名的比商义品公司建筑师比奈设计、监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了防盗门和双重窗户。其为三层楼房，高21米，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5年，在办公楼西端建成陈列馆，为三层建筑，由法商永和营造公司设计。采用放火、防盗、防尘和防震措施，高窗天然采光，窗户密闭而又能自然通风。1930年又在办公楼南首增建新楼，南北二楼又以通道相连接，博物院遂形成完整的格局。1952年天津市政府接收北疆博物院，1957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

桑志华著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桑志华1914年来华，1938年回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

北方地区最早的博物院出现在天津，它就是由法国神父桑志华创建的北疆博物院。

在天津的外国神父，分属不同的教会组织，天主教称之为“修会”。其中有个称为“耶稣会”的修会组织，除了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外，还从事地质方面的科学考察活动。耶稣会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学者，桑志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桑志华，本名黎桑，法国人，桑志华是其在中国的名字。桑志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地质生物学的研究。当时法国来往中国的传教士很多，他经常从传教士那里打听当地的地质生物状况，传教士即将东方见闻的土壤和植被进行一一的描述，他为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深深吸引。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已在上海著名的徐家汇教堂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院，馆藏标本采自长江中下游地区。1912年桑志华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后，便向耶稣会提出建立北疆博物院以填补北方地区空白的计划。

据记载，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是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维最早发现的。桑志华在中国北方的科考活动同样也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西北赤峰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鄂尔多斯地区埋藏极富的第四纪中期化石等，震惊了当时欧洲的学术界。桑志华的考察范围遍及华北、西北地区，最远到达西藏。对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风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都留下了各种自然历史标本。

桑志华的活动主要由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经济上的赞助和具体帮助。他搜集的地质、岩矿、古生物和动植物等方面的大量标本和化石，最初储存在天津耶稣会修会帐房崇德堂内，后来标本逐渐地充斥了崇德堂的各个房间，甚至地下室。因此，桑志华向耶稣会提出创建博物院的要求。

耶稣会的大本营建在河北献县。1922年献县教区在酝酿天津工商大学的创建计划时，合并考虑桑志华的建议，决定在校内同时修建博物院，以解决标本收藏的难题。建院初期称为黄河白河博物馆，后因藏品来源的拓展，定名为人们所知悉的北疆博物院。

1928年5月，北疆博物院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出了植物标本2万种，动物标本3.5万种，岩石与矿石标本7000种，动物骸骨化石1.8万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结合展览还举办有关的科学知识的讲座，这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桑志华为介绍博物院的藏品撰写的出版物，对华北的地质生物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疆博物院是北方地区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建立时间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在北疆博物院陈列馆建成之前，桑志华将一些珍贵的植物标本赠给巴黎博物馆、英国皇家植物园和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些标本现在仍保存在这些博物馆中，也使欧洲人从这些展品中了解到了东方的地质和植被。还激发了法、俄、瑞典、比、奥等国的专家学者来华考察的愿望。他们与桑志华共同进行标本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分类工作，其中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参加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牙骨的鉴定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被日军侵占，使桑志华的采掘工作被迫中断。天津沦陷后，日军封锁了英、法租界，而此时的欧洲也燃起了战火，迫于形式，桑志华回国，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采掘与研究工作

天津最早的建筑教育事业始于该院建筑系。1937年秋，教育部令工科分为土木系、建筑系。商科分为会计财政系、国际贸易系。建筑系课程采用法国体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大部分高等学校南迁，一些留津的知名学者，如土木工程专家高镜莹、林镜瀛、谭真，建筑学专家沈理源、阎子亨，物理学专家马沣，地理学专家侯仁之，语言学家朱星等都应聘到该校任教，成为华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校之一。

学校1924年开始建筑别具风格的主楼——教学大楼。教学大楼由法国永和工程司设计，为三层混合结构，坐南朝北，正面临马场道，主门厅居于正中。一至三层，主要是教室、备课室及办公室。西翼是教堂，并设有单独入口，将教堂设在教学楼内的做法比较少见。

法国人，天津工商大学首任校长，文学博士。1885年来华。1903年在威县传教。1904年—1911年任献县小修道院院长。1921年7月21日，直隶东南教区受命于教廷筹建天津工商大学，于溥泽神父任筹备院长即天津工商大学校长。1921年7月25日于溥泽神父赴天津开始勘定马场道清鸣台校址，监督建设、购置设备，聘请教授。1923年9月15日学校投入使用，首届学生入学。1927年于溥泽神父离开天津工商大学赴深州传教，任大名府本堂。1930年4月8日病故。

耶稣会士，法国里尔人。法国里尔大学文学学士，哲学博士。1923年到天津工商大学任教，担任方言、哲学、数学教授。1925年7月担任耶稣会天津会长，天津工商大学校长，他精通英语，博通数学，富于天资，诲人不倦，对待学生态度和蔼，当时颇受学生钦仰。为谋工商大学之发展救济金及解决教育等有关问题，曾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欧美考察，参观各国，以资借鉴。他长途跋涉不辞劳苦。每至一地，驻足时参见拜访各地要人，以联络感情及宣传工商大学之成绩。考察期间他多半时间在法国，所到之处认真搜集、研究教育、查阅有关资料。在巴黎逗留的三日他马不停蹄采购各种新式理化试验器具，并与当地名人学者探讨社会经济问题，并聘请法国著名社会经济学者P.Dubois主持工商大学教务，同时聘请了数名法国知名教授来华任教。之后他又到罗马觐见教宗以及到耶稣会总会呈报天津大学工作成绩及发展计划，裴百纳神父欧洲之行后，先后与欧洲数十所大学结成友好学校，事后这些学校把大量的教材参考书赠送天津工商大学，为天津大学的发展和国内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1年裴百纳神父因病辞去校长职务回国修养，1946年再次来华在天津工商大学任教，1948年开始撰写他从教一生的剧作。他一生为天津工商大学的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呕心沥血，1950年迫于政治原因返回法国。1962年病逝葬于法国布隆尔。

耶稣会会士，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黄古庄人。1923年在比利时耶稣会神学院领受神学博士学位，1931年-1933年任天津工商大学校长。1937年12月25日被 罗马教宗任命为天主教献县教区主教，同时册封比西加主教封号。1938年3月27日正式祝圣。1948年-1949年2月任北京总教区代理总主教。1949年3月至1953年5月迫于政治赵振声主教隐藏于交河县郝村秘密传教。1953年5月至同年10月迁至坦村。1953年10月应政府之邀返回献县总堂主持教区。1956年7月2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57年12月担任河北天主教爱国会主席。1962年当选为全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赵振声主教遭遇不幸。

耶稣会会士，1901年入会，1906年晋铎。毕业于上海大修院。先后在圣若瑟大修院、耶稣会文学院、仁慈堂、仁惠学校等任教数十年，曾任献县公学校长、天津工商学院首任董事长、工商学院院长。1943年7月辞去董事长及学院院长职务，改任工商学院女子文学系系主任，又任献县慕华中学校长。其主要著作有《默想全书》、《退思录》、《圣依纳爵传》、《圣方济格玻尔日内传》、《圣伯多禄卡拉米尔传》、《幼学袖简》、《辅士袖简》等宗教著作，文字通俗易懂，在教会中广为流传。其待人接物和蔼温良，学识广博，为指导神师之典范。修士修女等多出其门下且乐于与之往来，聆听教诲。

（1904-1975），1933年到该院任教，1943年任院长，任内他多方引导毕业生到大后方工作，留于沦陷区的，亦介绍到一般工商机构服务，免为敌伪所用。1944年4月，他因此同张元第（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校长）、袁贤能（天津达仁学院院长）、罗光道（天津广东中学校长）等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审讯，但敌人没捞到确凿证据，诸人先后被释放。

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被称为“东方康奈尔”。

实事求是

科学救国，效著乎西洋；

裕民保种，端赖工商。

煌煌我校，踞柝津之阳；

乐育善诱哉，成栋梁。

莘莘学子负奇资，如圭如璋；

切磋琢磨，集于一堂。

济济青年勤学问，日就月将；

藏息修游，教亦多方。

守校训，誓永志而弗忘；

实事求是，乃成德之梯航。

知识日以进，体魄日以强。

三育完美，二科专长。

尊师敬友，所习勿荒。

幼学壮行，庶挽澜狂。

谨祝我校，如陵如冈，万岁无疆；

人才辈出，久久自芬芳。

这所大学，曾经是那样的辉煌灿烂。然而随着历史的脚步，津沽大学的辉煌渐渐的被人遗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直隶东南教区的耶稣会士们为强国教育，为福传四方奔走求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