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孤贫院由勒里期·姆·安格林（汉名安临来，L.Leli.M.Anslin）和妻子安美丽（W.J.Jaston）创建一本小说。泰山孤贫院创办的独立性赋予了它与其他传教士事业相区别的鲜明特点。

安临来，1880年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镇一个信仰宗教的农民家庭，幼年读书，少年务农。后来曾跟一个犹太人学生意，懂会计，熟悉工商业务。随后又在南美山区传教和教学。青年时期，他在南林克罗纳州克林顿城，与西克纳拉孤儿院的孤女安美丽（亚娃·徘顿）相恋。婚后，夫妇同去墨西哥州苏纳拉瓜马斯城传教与教学。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向外扩张，美国教会上层曾掀起一个国外“传道”的热潮。他们号召美国的青年担负起“白种人的责任”，立志去东方“未开化”的民族当中“传道”，要求“在这辈子把整个世界基督化”，实际上是要在宗教的掩护下，使不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美国化。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成“北美协会”，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就是通过北美协会的穆德（JonnB.Mott，1865—1955），把青年会向外扩张到亚洲、非洲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他们在这些国家内，盖了许多美式的会所，连建筑材料和室内设备都是从美国购置的，并派了许多美国干事，担任关键性的职务。安临来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勒里·姆·安格林和他的妻子来到了泰安。他就是泰山孤贫院的创始人安临来。“安临来”是他来华后用的名字。1909年夏天，安临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在中国泰安传教多年的布来拉克（时为泰安城元宝街浸信会教堂牧师，在华取名白太理），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泰安的详细情况。安临来时年29岁，立志要到中国布道。于是他同妻子商量好后，辞去了传教和教学职业，向教友募捐筹集资金，于同年11月8日，随白太理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中国青岛的轮船，横渡大洋，辗转来到泰安，开始在元宝街浸信会传教。翌年夏天，他和妻子、女儿到泰山黄溪河避暑时，女儿不幸患传染病死去，安临来和妻子十分悲痛，加之与浸信会在信仰方式上存在分歧，与白太理也渐生争端。他不甘心接受别人对他的控制，1911年便离开了这所教会，在泰安城东关迎暄街，用5000吊钱从一个德国人手里购置了一处一宅多院、有30多间房屋的房舍（今泰安市社会福利院南半部分），办起了“神召会教堂”。安临来住北院三间北屋，靠西一排廊房是他的办公室和书房，原德国人做油房用的一间大屋便为礼拜堂。同时，他还雇用了几个人服侍一家人衣食住行。每逢星期天，他就乘坐马车率侍从去山口、范镇和莱芜等地布道。很快，他便闻名于泰安、莱芜等地。

1912年，在安临来办神召会期间，泰安先后有5名孤儿由于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来到了这位安牧师身边，他们分别是彭钧重、张兴友、冯希泉、杜约翰和网住子。安临来收留的第一个孤儿是彭钧重。一天，安临来夫妇到泰安范家庄传教，在路上遇见了衣衫褴褛的彭钧重，经询问，得知他是父母双亡，以讨饭为生的本地人。安临来见彭钧重虽垢面破衣，但很聪明，便把彭钧重抱上马车，把他带到了神召会教堂听差。靠乞讨生活的流浪儿张兴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在神召会教堂听差的舅舅领到教堂，请安临来为他安排点活干，安临来嫌张兴友这孩子太小不能干活不想收留。后来小兴友在教堂玩耍时，让安夫人碰见了，当安夫人问清楚原由之后，就答应让孩子留下，并让他跟放奶牛的饲养员先放牧奶牛。从此，张兴友就在此地度过了他40年漫长的孤贫院生涯。随后，陆续又有冯希泉、杜约翰、网住子等孤儿来到了这里。1916年秋天，安临来将原来雇用的人员全部辞退，让这5个逐渐长大的孤儿抬石、运沙，铺路垫院；后又收容了两位孤苦的妇女为他们炒菜做饭，缝补浆洗，办起了泰山孤贫院，即“阿尼色弗之家孤贫院”（Homeofone—siphoms）。安临来曾多次给众人讲解：“阿尼色弗是《圣经》新约全书里受到保罗称赞的一个人的名字，保罗在狱中被监禁而受苦难的时候，阿尼色弗常常去看望他。阿尼色弗这个词，按《圣经》讲的意思是‘利益的带来者’，也就是‘给患难者以帮助’。”安临来认为，“办孤贫院并非个人的愿为，而是‘上帝的启示’”。他说孤贫院的工作就是解除人们因疾病、穷困带来的痛苦，给饭吃、给衣穿，解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使他们“在十字架下找到安宁和宽恕，并给以上帝的力量和爱”。

1910年春天，安临来夫妇看到了上海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元月号上吴德施主教发表的《为中国辩护》。这篇文章对安临来夫妇触动很大，文中强调了基督教要想在中国传扬，首先需要好的行为，西方对亚洲的伤害是基督福音传播的重要障碍。文中这样写道：“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特别是对所称为基督教国家的关系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的确，我们要垂头俯首想一想，在美国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大不列颠在中国对鸦片通商的处理所铸成的大错和自私的行为，一直到最近许多年来都认为它的特性表现得太过火了。”关于中华民族品质，吴德施写道：“中华民族在亚洲各民族中的至高地位确实基于它的智力与道德的优越，而不是凭什么军事或政治才能而取得的”；“中国人与地球上行走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并且如果给予别的民族相等的机会，他能有把握赶上，决不逊于其他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与西方大学学生竞争的那些中国留学生的成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雄劲与才能的一个证据。假若我们把这个民族看作是衰颓无能的民族，那么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吴德施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赞美中华民族之辞，在当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对此，安临来夫妇十分佩服。他们一致认为“这样分析透彻、正确、全面的文章在国内外教会报刊上，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对于从本质上了解中国人民、民族，创办好孤贫院将大有益处”。

孤贫院初建时，步履非常艰难。但它逐渐发展壮大，至1919年孤贫院收养了30余人。1921年前后，鲁北一带大旱，农民场院里“三年不滚碌碡”，逃荒要饭人成群结队。安临来三次让人去临清与河北威县一带收容灾民中的孤儿，孤贫院里竟收了300余人。社会各界许多组织和人士对安临来的做法，持有歧意，从此孤贫院几乎丧失了外来的资助。安临来在《阿尼色弗孤贫院》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这些年来，我和夫人没有从国内（指美国）布道机关得到过一点薪水”，“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依靠过哪个单位和团体的恩赐，而是全靠上帝给予的意志去管理这个孤儿院”。“我们不是只有欢乐而没有悲伤，有时我们在房间里掩面哭泣”，“有时缺衣少食，不得不忍饥挨饿。在寒冷的晚上分出被褥、衣物给他人御寒”。1928年安临来在一份协议书中写道：“我和我的妻子决定，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做泰山孤贫院的创办者；只要我们活着——不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泰山孤贫院当做家住在那里。”

由此可见，安临来创办孤贫院的动力，是他对宗教的信仰和对中国人民的敬仰以及为了向中国人民进行传教的决心。泰山孤贫院创办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民众处于战乱、灾荒的情况下，该院却收容了众多的孤儿，吃、穿、用都需要钱，由于收入无定，资金无源，孩子们经常缺少衣食。这时的浸信会教堂牧师白太理等人，又乘机大肆攻击、诽谤安临来办孤贫院是教会的“叛逆者”，一时对安临来的斥责、非难遍及基督教界，对孤贫院的援助几乎全部断绝。1921年前后，孤贫院里因传染病流行，有几十个孩子丧生。那些日子里，因为缺钱买粮，孤儿们有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好靠野菜山果充饥。安临来夫妇采用各种手段，向各国教友宣传，呼吁救援。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贫，这时的安临来与刚来中国时判若两人。为了解除困境，安临来夫妇连结婚时的戒指也卖掉了，以解燃眉之急，给饥饿中的孤儿们买米充饥。恰巧，这戒指被泰安的一位传教士买去，他认出这是安牧师夫妇的一件信物，便又赠给了安临来夫妇。安临来和妻子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曾回美国进行募捐。孤贫院动员年龄稍大的孩子出院谋生，留下的孩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结伴在泰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孤贫院缺粮断炊，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很多孩子患了夜盲症。后来天花病又流行。安临来从美国返回泰山孤贫院时，发现病灾十分严重，便请来一位名叫白保罗的美国医生办起了医疗所，有4名护士，后增至十几名，除了对本院人员提供医疗外，还为泰安附近群众治病。

为摆脱困境，安临来夫妇俩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手段、各种宣传方式向人们介绍所创办的孤贫院。他们用中英文打印书信，还将一些孤儿的身世撰写成文，广泛地向海内外散发；编印《收获》、《岱声》报刊，邮往美、英、瑞典、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的许多教会团体和个人，通过阿尼色弗泰山孤贫院美国芝加哥办事处，把捐款汇往泰山孤贫院。《岱声》第一期院闻版中登载了本院男女学生籍贯统计，孤贫子弟1007人。当时各地的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借游山玩水之机来孤贫院“参观”、“视察”，安临来夫妇亦借机募捐。1934年，安临来出版了《阿尼色弗孤贫院》一书，他通俗生动流畅的文笔和登载的十几幅照片，使该书图文并茂，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泰山孤贫院的情况。安临来在书中写道：“在中国，还有更多的孤儿需要救助”，“全国各地不断地向我们提出申请，但因资金缺乏，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要等待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为他们做好准备以后再到孤贫院来。”同时，他还发起了“十万元基金募捐活动”，将精致的《劝捐簿》送往工商界，还亲自带领顾鞠荪、敬奠瀛等人带着印有“善于善同”字样的劝捐簿去南京找国民党中央的政府大员劝捐。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教育部长朱家骅、汪精卫，以及南京市长吴铁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与第十五路军军长葛光廷等人纷纷解囊，捐款从100元至500元不等。1931年，马鸿逵来到孤贫院，安临来陪他视察后，把《劝捐簿》摆到了马的面前，马鸿逵捐钱，孤贫院买了5台缝纫机，成立了第一个织衣部。

最后，是在泰山隐居的冯玉祥将军向孤贫院伸出了援助之手。1933年的一天，冯玉祥初访泰山孤贫院时，曾问安临来，为什么不在美国，而来中国泰山办孤儿院？难道美国没有孤贫？但是，当冯玉祥了解到这个院收容了几百名孤儿等情况后，便渐生同情之感。他曾多次对人讲：“安临来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慈善家。”

1934年冬天，孤贫院的齐美娥等8对孤残青年集体结婚，冯玉祥先生知道后，偕夫人李德全到院参加婚礼并亲赠大洋90元，以示祝贺。冯玉祥先生怜助孤贫，却不欣赏“阿尼色弗之家孤贫院”这一院名，认为此院名有浓厚宗教色彩，就与安临来商量，建议更名为“泰山教养院”，让这些受苦难的孤儿们在这里得到抚养，受到教育，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安临来遵从了冯玉祥的提议。

从此，冯玉祥先生倍加关怀教养院的孩子们，他还将自己写的诗歌和一些进步书籍送给孤儿们学习、阅读。孤儿们对冯玉祥先生在学习、生活、成长中的关心、爱护，都报以感激之情，每逢年节都派人到普照寺冯玉祥住处拜贺。冯玉祥将一对苏州刺绣品赠给安临来夫妇。安视为珍贵之物，让人绣上“冯玉祥赠”的字样，送到了美国。1935年冯玉祥离开泰山后，还继续寄钱资助泰山教养院。

泰山孤贫院的学校教育和生计，主要靠自力更生、半工半读以及国内外各界人士捐助来维持。其教育是采取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的形式。1918年正式开班办学，当时孤贫院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名叫陈松山的老先生来执教，男女学童30多人。后随着孤儿增多，院方又在东关柴家胡同、赵家胡同增设了西校、南校。1928年，孤贫院为扩大校舍，买了泰城东北隅的夏家香客店（原泰安师范附属小学校址）专做男校。全院有教员多人，多系聘雇，他们中间不少教员有较高的学识，老师管维良、王宗约、顾鞠荪等都受过高等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任泰山专署专员的赵笃生，七七事变前，曾在该校任教。全院教师最多时达40多名。学生600余人，设22个班，每班分上、下午两部制。后期则多从本院毕业的学生中选拔学业优良者留院任教。其课程从小学到初中都是采用普通学校的教科书。

《圣经》是孤贫院的必修课，但不占用正课的时间。每天要读半小时《圣经》，星期日作礼拜。院里还组织唱诗班，朗唱圣诗，借此扩大基督教义的宣传。

泰山孤贫院从1920年至1930年这10年，是发展的10年，也是兴旺发达的鼎盛期。

自1916年到1937年，安临来夫妇为摆脱因白太理等人的攻击而造成的困境，曾多次回到美国，向众多的宗教人士进行广泛的宣传，消除了误解，取得了宗教人士的信任和同情，并推销孤儿们针织、刺绣产品，还募捐了善款。安临来夫妇还邀请了部分懂技术、善经营的朋友一同来兴办实业，这不仅可以生产自救，也为孩子将来走上社会靠自己的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创造了条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美国芝加哥办事处联系才被迫中断。

1920年夏季的一天，孤贫院首届学生毕业。安临来邀请泰城各界名人和教会的头面人物约百余人出席毕业典礼。他亲自介绍孤儿们入院后的生活、学习等情况及他们的成长过程，学生代表上台发表了毕业演说，然后照像留念。参加毕业典礼的人们通过参观，对泰山孤贫院的抚养、教育等工作取得的成绩都赞不绝口。至1934年，留院的孤儿就达五六十人。最早入院的彭钧重、冯希泉曾任营业部、男生院的负责人；张兴友长期做管理工作，曾一度任副院长，其他人有的做文书、簿记员、教员、打字员、护士等工作，继续在院任职或服务。但是更多的孤儿毕业出院后，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带着一身力气流入社会，寻找出路。从偏乡僻壤到上海十里洋场，从鲁、冀、京津到江南塞北，战乱与灾祸之水把他们冲卷到中国的四面八方，经商的，做工的，种田的，当兵的，布道的都有。

泰山孤贫院教职员工以及孤、老、妇、幼达700人左右，安牧师是这个院的主宰者。男孩子称他“牧师”，女孩子则要称他“爸爸”。平时院里规矩甚严，孤儿们劳动分业，上学分班，住宿分院分舍。各生产单位各班级都有人管理。孤儿们男女分校读书，分院住宿；在礼堂集会作礼拜时，男生在左边，女生在右边，教职人员居中。女生院门口有人看守，不准随便自由出入，就连星期天、节假日也不准女子外出，只有在星期六的下午，由安临来夫妇或他们派人带领孩子们一同上山，或到河边玩耍。星期天、节假日男孩可以上街。每逢春节时，孩子们才能允许回乡探望；但要求在正月十五前返回。平时家中亲人来探望孤儿，都是在院门口的接待室里。至于男女婚姻，平时控制特严，一般23岁毕业后方许恋爱婚配，否则要受惩罚或制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泰安师范学校、省立泰安二中的师生，罢课游行，赴京请愿，此伏彼起的学潮波及泰山孤贫院。安临来加强了对孤儿们的管束、控制，一旦发现苗头便下驱逐令。三天两头，就有孩子突然被叫进安牧师的书房，然后安临来对孩子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这里还要养育比你年龄小的孤儿，现在你可以走了。愿上帝保佑！”安临来这样不容分说地一次一次地把学生赶走，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

泰山孤贫院的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发展最兴盛的时期，是1922年前后的几年。1922年以前，孤贫院从济南郭天成工厂购进了织布机，办起了织布厂，后又办了针织、漂染、制鞋、铁木工、土石工等生产组织和农艺场、奶牛场等。1922年前后，安临来夫妇回到美国搞了一次募捐活动，募集到了部分资金，又招聘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人入院，很快建立了各个生产组织，泰山孤贫院逐步有了发展。生产、募捐所得的款，安临来几乎全部用于孤贫院的扩建。1925年，孤贫院又购买了磨面机、发电机，办起了面粉厂，安装了院内的电灯和东关街的路灯。孤贫院还修建了浴室，设立了图书室、展销室。1928年，全院已有草屋220多间、土地36亩、织布机22台、织袜机近20台、面粉钢磨5台、柴油机、发电机等。全院收养人员达700人左右，公务人员150人左右，此时是泰山孤贫院的兴盛顶峰时期。

1929年，鲁西一带遭受水灾，灾民成群结队，流入泰安。泰山孤贫院北临梳洗河，由于战乱和灾荒不断，多年河道失修，夏秋雨季到来时，河水时常溢漫两岸，淹没沿岸百姓和孤贫院的农田，成了东关百姓的一害。逃难的灾民来到泰山孤贫院后，安临来便组织他们修整堤堰2700余米，治理了这段河道。这一年孤贫院的人员多达1100多人。

30年代中期，由于天灾人祸、国困民穷，逃荒要饭的孤儿不断进入孤贫院，院内的生产却越来越不景气，各地捐款又不能及时汇到。1933年，安临来听说上海有条100800斤的鲸鱼，便亲自率人去把这条鲸鱼买下，装进一节特制车厢，沿途卖票展览。由于政府的干涉，收入甚微，花销又大，结果也没赚着钱。后来又购买了电影放映机，在泰安首次放映电影。还买了一辆汽车，专门搞运输赚钱。尽管他千方百计挣钱，但孤贫院仍然入不敷出。安临来只好向商号富户借贷。三分利息，利滚利，三年翻一番。孤贫院有一部分土地、房产作了抵押。至1936年累计债务达十几万元，在那些日子里，讨债的人天天上门催要，有的与安临来讲理，有的出言不逊，还有的又喊又闹，安临来如坐针毡，十分不安。有一天，他拿起笔，致函泰安县府，声明要去坐牢：“为了养育中国的孤儿，我欠了你们的债务，财主们催债逼得我无路可走，请给我一口监房，我去坐你们的牢！”当时的县长派商会会长曲维堂出面协调，此事才得已平息。安临来思来想去，不得不回美国募捐，以求偿还债务。

1937年11月，安临来夫妇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带领他的得意门生陈永年、肖树栖（此时在济南谋生）及肖的女儿肖美丽，回到美国。此行历时3年时间，他们游历了大半个美国。

安临来等人在美期间，孤贫院代理院长由周文英担任，副院长由张兴友、王敬灵担任，会计由张洪范担任，还从泰安一个教会请来一位美籍芮教士协理院事。这些人事安排，都是安临来赴美前安排好的。1938年前夕，形势更加紧张，日军逼近泰安，敌机不断来轰炸，韩复榘的军队更是成群结伙地溃败下来。国民党和部分有钱有势的人，只顾逃命，泰安火车站货场中有一批国民党官僚来不及运走的面粉，周文英、张兴友得知后，发动全院大人孩子一起到货场搬运面粉，一夜之间就像蚂蚁搬家似的，把火车站货场的面粉运回了孤贫院，解决了全院人冬春的口粮，大家十分高兴，再不用为吃不饱肚子而担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募集计划仍未完成，安临来只好把募捐事宜交给他的办事处代理，于1940年秋天回到了阔别3年之久的泰山孤贫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交通中断，这时在美国募捐的汇款已无法汇至中国。同时，日军开始驱赶在中国的美籍人员。泰安的日本宪兵队下令驱逐安临来夫妇。安临来夫妇坚决不从，他对日军回答说：“这个教养院，是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创办的，历经千辛万苦已有30多年了，院里的孩子们由我们抚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小孩子没有我们他们怎么活，上哪里去？现在战争和灾害已经临头，我们不能舍离而去，只顾自己逃命，这样，上帝会惩罚我的，我们要和孩子们共渡难关！”日军宪兵怎能善罢甘休，他们三天两头闯进来进行搜查；日本宪兵传讯，对安施加压力，安临来始终不服从。最后，日军就派一个班冲进孤贫院，长期驻在那里进行捣乱，并占据了孤贫院，在院中经常闯进安氏的卧室或书房，有时日本兵故意骑在悬挂美国国旗的旗杆上解小便。安临来夫妇被搞得狼狈不堪，也只能唉声叹气、哭泣或祈祷，别无办法。

1942年夏天，日本人时常传讯安临来。安临来陷入了绝望之中。安临来的夫人有机会时便悄悄告诉年龄较大的孩子要想法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早日打败日本侵略军。这一年的8月份前后，安临来突然病倒了，大夫诊断他患的是“中风不语”症。1942年9月5日，安临来在泰山孤贫院的卧室里病逝，终年63岁。

安临来病故后，一个叫石楚安藏的日本人乘机“掌管”了泰山孤贫院，逼走了该院副院长张兴友、张洪范。安临来的遗孀安美丽（亚娃·绯顿），被全副武装的日军强行遣送到潍县乐道院监禁，这位年近六旬的美国妇女的境遇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领事馆才把她接往青岛，后回美国。日本投降至1946年，泰山教养院仍在日本人委派的“院长”统治之下。是年，安临来生前在美国芝加哥设的办事处派罗文彬（美国人）来华整顿泰山教养院。这时安临来生前的门生大都毕业各奔前程了。罗文彬来中国后与在济南工作的肖树栖联系后，又与在济的从泰山孤贫院出来的学生商议，成立了“泰山教养院院务委员会”，肖亲任主任委员，并决定把当时已在禹城教学的原教养院院长周文英请回复任院长，张锡珂任副院长。同年9月周文英、张锡珂先后到任。这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起，院里的经费越来越困难，他们靠肖树栖继续接受美国芝加哥的“资助”。

1948年春泰安解放。同年秋济南解放。此间，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宗教政策，并对该院给予必要的救济和援助，院负责人员还是原班人马。至1951年9月15日，泰安专员公署应院内广大孤儿、职工的请求，才派工作人员接管了该院。此时全院共有170余人，面粉厂的发电设备已变卖给了博山煤矿，其他生产项目多停产歇业，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从此，该院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逐步改造、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