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创作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法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71年6月13日。

《法兰西内战》共分为三部分：恩格斯写的导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正文。

导言对马克思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正文作了总的介绍和高度评价，总结了法国五十年来阶级斗争的基本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对《法兰西内战》正文进行了一些补充和发挥，包括：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要认清国家的实质，必须铲除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外，还列举和总结了巴黎公社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重要措施。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中，第一篇宣言指明无产阶级应该坚决反对掠夺性的战争，必须以革命手段加以制止，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为法国工人阶级制定了对待战争的方针和策略，戳穿了普鲁士统治者参加战争的险恶用心，为德国工人阶级制定了正确对待战争的方针和策略，说明只有在全世界消灭剥削制度以后才能根绝一切战争，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第二篇宣言指出了普法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揭露了普鲁士政府的掠夺计划和德国资产阶级所谓爱国主义实质，指明德国工人阶级对待战争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戳穿了法国“国防政府”的反动本质，指明了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原则，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反对侵略战争。

正文四章中，第一章是全书的主线，中心思想是叙述普法战争所引起的法国政局的变化，揭露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投降卖国、挑动内战的政策。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记述梯也尔政府发动内战和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经过，分析和总结了巴黎工人阶级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经验教训。第三章是全书的重点，中心思想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原则。第四章的中心思想是揭露梯也尔政府玩弄反革命策略，勾结俾斯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行，歌颂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和自我牺牲精神，论述了巴黎公社与第一国际的关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

历史背景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但是，进入60年代，它又开始升腾。1864年9月，有英、法、意、波等国代表参加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产生其领导机构总委员会，马克思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和精神领袖。

在第一国际的指导下，法国革命形势得到迅速的发展。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法国工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大金融资产阶级实际上控制着国家，这个阶级的寄生腐朽生活和广大人民的贫困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路易·波拿巴的专制主义恐怖政治，也使群众难以容忍，这一切都在促使法国工人阶级的新觉醒。他们从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经济斗争，很快转向反对帝制政府、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1865年1月所建立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到1870年春季已增长为25个，因而便组成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其会员和同情者近25万人。

法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对路易·波拿巴的帝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路易·波拿巴决定采取发动对外战争的冒险办法。1870年7月19日，其向普鲁士帝国宣战。但普法战争伊始，法军便处于被动地位，节节失利。9月2日色当战役，10万法军投降，路易·波拿巴也做了俘虏。法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广大工人、市民和自动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战士包围了政府大厦，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共和国，并组成“临时政府”。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导人都囚禁在路易·波拿巴的监狱里，所以政权被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派”）和君主派窃据，第二帝国的将军特罗胥成了政府首脑兼任巴黎总督。这一小撮政治投机家们将临时政府称为“国防政府”，扬言要继续作战，实际上是要防止工人掌握国家权力。9月19日，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巴黎人民立即把国民自卫军扩大为3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他们选举军官，建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每个战士都配备枪支，市民们集资铸造大炮，修筑防御工事。

在武装的工人阶级和人民面前，国防政府十分恐惧，因而便于1871年1月28日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2月17日改组政府，梯也尔担任新政府首脑。他一上台就同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签订《临时和约》，割让亚尔萨斯-洛林地区给普鲁士，赔款50亿法郎，以换取俾斯麦政府的支持。梯也尔感到自己有了后盾，就毫不犹豫地发动反革命的内战。3月18日，政府军企图夺取蒙马特高地上国民自卫军的417门对付普鲁士军队的大炮。消息传出，巴黎的工人和市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倾城出动，包围了政府军。于是，法兰西内战正式开始。在人民的反击之下，梯也尔几乎陷于绝境，带着一批官吏和军队逃往凡尔赛。“三一八”起义获得胜利，巴黎的政权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所掌握。在他们的主持下，3月28日举行普选，产生了巴黎公社委员会。5月21日，梯也尔在俾斯麦放回的10万俘虏军的增援之下，攻入巴黎，于28日占领全市，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对革命人民加以报复。至此，仅仅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被摧毁。

成书过程

从巴黎公社宣布成立那天起，马克思便开始搜集和研究巴黎公社活动的消息，其中有法、英、德各国报刊资料，巴黎来人和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1871年4月18日，在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当即委托马克思进行草拟。马克思于4月下旬开始写作，初稿完成后，又经过反复修改，连续写了三稿。巴黎公社失败两天之后（5月30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宣读了这篇宣言，题目为“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并于6月13日以“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在伦敦出版（英文版）。

《法兰西内战》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提出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系列思想，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①建设好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党领导革命武装。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但“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没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巴黎公社不缺乏民主，每个代表都能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缺乏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斗争集中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掌握革命武装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首要条件，巴黎公社对此作出了生动验证。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存在72天，就是因为组织了国民自卫军；巴黎公社之所以只存在了72天，就是因为没有用好用足国民自卫军的强大力量，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马克思在总结中指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②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虽然马克思密切关注巴黎公社革命进程，并通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向巴黎公社领导者提出过不少正确的决策建议，但并未得到热忱采纳。实际情形是巴黎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信徒。两派罕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正如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指出的，巴黎公社实践宣告布朗基派社会主义破产，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巴黎公社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但不够彻底。马克思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应当落实到改变社会所有制结构的深层次当中去，“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要剥夺剥夺者，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并进一步总结说：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③广泛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早在总结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马克思就说过：小农人数众多，无产阶级是他们的天然同盟军和领导者；结成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是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巴黎公社成立之际，农民们正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他们“自然地选择了工人的巴黎而不是骗子们的凡尔赛”。但巴黎公社领导者缺乏对农民问题的足够了解，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以致势单力薄，遭受失败。马克思强调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不仅要联合农民，还要团结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外国工人，共同反对高级僧侣、大地主、富有的资本家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担负着人类解放的使命。无产阶级革命同历史上一切形式的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以此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与制度基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政权性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④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组织建设廉价政府。在对巴黎公社的深刻总结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议行合一”政体，这一政体以人民民主的新型国体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促使国家公共权力回归社会，实现人民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由此，必须用直接民主与普遍选举代替资产阶级多党共和与议会民主制，实现民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马克思盛赞巴黎公社成立后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而且，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司法机关的官吏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取代、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廉价政府”是马克思提出的重要思想之一，其核心涵义有二：一是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二是拥有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用国民自卫军取代常备军，将国家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等国家官吏换成巴黎公社的机构和人员，取消政府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把议会变成争吵不休的清谈馆，巴黎公社摆脱了官僚主义和空谈习气，“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⑤实践社会公仆理念，严格管控国家权力。马克思澄清了国家起源之因，指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管理机关发展而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机关为追求自身利益逐渐与社会脱离，演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者。马克思的论述暗含了权力异化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确保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始终是人民的政权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创设了多项新型制度安排。其中“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和“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等倍受马克思恩格斯嘉赞。恩格斯在评价巴黎公社的两个根本措施时说：“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剥削阶级国家生成和演进的内在逻辑，《法兰西内战》高度肯定社会公仆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接受人民监督和人民群众有权罢免公仆等内容。

1871年－1872年，《法兰西内战》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1891年，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法兰西内战》德文版第三版（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撰写了导言，还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收入这一版。此后，在《法兰西内战》的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均收有这两篇宣言。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吴黎平、刘云（张闻天）翻译的第一个《法兰西内战》中文版。1939年，上海海潮社出版了郭和依据《法兰西内战》日文本而翻译的中文版，题为“巴黎公社”。1961年5月，为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其中第一次收录了《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两个草稿的全文。同年，人民出版社还根据该书出版了单行本。1963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17卷，依据英文原文对《法兰西内战》中文版和两个草稿进行了重新校订。1964年，人民出版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重新出版了《法兰西内战》中文版的单行本，并在1964年、1970年多次再版。《法兰西内战》的中文译文还被收入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马克思，全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出生在德国特里尔市。1835年至1841年，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41年4月，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在《莱茵报》工作，并且担任《莱茵报》的主笔。《莱茵报》被查封之后，于1843年5月与阿·卢格创办《德法年鉴》。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中，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1864年9月28日，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并创作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时，创作了《哥达纲领批判》。晚年根据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新发现，研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创作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逝世后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