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称“泉南佛国”，是佛教文化传入较早较集中的地方之一。在泉州市区的清源山，南安的九日山，晋江的青石山等，均有“泉南佛国”的摩崖石刻。

在泉州市区的清源山，南安的九日山，晋江的青石山等，均有“泉南佛国”的摩崖石刻，尤以晋江青石山的石刻最有气派。它出于南宋泉州名太守王十朋之手，每字高达两米，笔势飞动，笔力遒劲，洒脱奔放，颇得好评。佛教是外来宗，它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东汉初年传入中国。

在泉州，最早有佛友庙宇的地方是南安丰州，它在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就在九日山下建了延福寺。在这个地方，佛教的遗物也特别多：在这里发掘的南朝古墓，墓砖印有佛像；九日山下的金鸡桥畔，至今还有唐刻护桥武士像；泉州石刻佛像不少，但最早的一尊，当推九日山上的五代石佛座像。

东汉末年，中国江南地区也有了外来的僧侣译经传教者，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载：“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当时执掌江南的孙权崇佛，据传还曾为世居“天竺”的僧人康僧会到其都城“建业”（即今南京）传教建了“建初寺”。其时，泉州已有属建安郡的“东安县”的建制（260年），并于晋太康九年（288年）在当时县治地的“九日山”始建了泉州最早的佛教寺院“延福寺”。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也到延福寺翻译佛教经典。

隋末皇泰年间（618-619年）建的安海“龙山寺”，唐垂拱二年（686）建的开元寺等佛教寺院出现。

唐、五代时，随着泉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的提倡，从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的“誓愿归佛”至先后主政泉州的留从效、陈洪进等的尊佛，使泉州的佛教发展呈上升兴旺态势。在增建开元寺之后，又在城东隅增建了“承天寺”等。

在唐代，泉州的佛教就相当发达。著名的开元寺建于唐垂拱二年。南安高僧义存创建的闽侯雪峰崇圣寺规模宏大，常住僧侣达一千五百多人。义存的弟子神晏，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祖师。还有玄沙师备、长庆慧棱、洞岩可休、安国弘滔等弟子，或为名山丛林住持，或有佛学专著传世。唐代著名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其中也有泉州高僧昙静相追随。

延至五代，王延彬统治泉州期间，倡建的寺庙多达二十余所，著名的承天寺、崇福寺、资寿寺（清初改为城隍庙）都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

现在，承天寺、崇福寺与开元寺并称泉州三大寺庙，在闽南乃至整个东南亚，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至唐末，佛教建筑寺庙在“泉州”辖区内，就有数十座。而且出现不少高僧，翻译大量经典，佛学著作也不少。

宋朝，与“泉州港”的兴盛相呼应的缘故，佛教发展仍呈上升态势。据《泉州府志》载：“泉当宋初，山川社稷不能具坛，而寺观之存者凡千百数。”可见在宋之前，泉州是佛、道俱兴，有“寺观”“千百数”。其间又在城东北隅增建了“崇福寺”等佛教建筑，并将“开元寺”的原有两座木塔改建为石塔，完成泉州唐宋时期“三大佛寺”建筑-----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从这一角度而言，也标志着泉州佛教发展鼎盛阶段的出现。

宋代以后，因统治阶级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泉州的佛教渐趋世俗化，但仍继续发展，直到清朝泉州的佛教才逐渐衰落。

泉州的佛教，主要是“禅宗”。经过了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鼎盛阶段以后，泉州佛教兴盛的态势渐不如前，寺院或常被军兵占住；或被占为粮仓；或遭回禄之灾。但各个历史时期，仍有一些佛寺的创建。

泉州历代建造的佛寺有名称可考的多达800多座，现尚存339座。泉州的佛寺，大多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巍峨壮观，具有特色，许多寺院被列为各种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佛寺，并且是重要的旅游景点。

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佛寺的有开元寺、龙山寺；被列为省级佛寺的有承天寺、崇福寺、海印寺、铜佛寺、雪峰寺、天柱岩寺、大慈林、草庵寺、南天寺、西资岩、科山寺等。近年修葺一新的平山寺、宝海庵、慕西寺、金粟寺、宿燕寺、朵莲寺、清水岩、灵鹫寺、普济寺等，也颇有影响。泉州佛教有居士林，又有附属组织，1930年创立“月台佛学研究社”；1987年以来创立了“泉州女子佛学苑”，1992年创立“广钦和尚图书馆”以及慈善弘法基金会等等。

泉州人绸地稀，造船和航海业发达，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侨乡。宋代泉州进士谢履在《泉南歌》中曾描述道：“泉州人绸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李玉昆说：“从唐代开始就有泉州人络绎不绝赴海外谋生，此后渐成传统，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都不会改变以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的出海步伐。”

数以万计的泉州人，带着丝绸、白瓷，还有他们最擅长的石雕、制瓷、造船技艺，远赴重洋，来到日本、高丽、琉球、爪哇……等地，开始他们的移民生活。根据英国人凯特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中记载，仅在明初，印尼各地生活的华侨有二万多户，五万多人。整个东南亚，华侨超过十万人，其中泉州籍华侨人数约四至五万人。到了民国期间，由于战争和动乱，更多的泉州人投奔海外。仅1926年一年，泉州就有20万人出国。

泉州人带去的，还有他们的佛教信仰。李连昆说，早在宋代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海商徐戬根据高丽人的要求，专门到杭州雕造了夹注《华严经》等2900片佛经，带到高丽。

泉州佛教最大规模的海外传播，要数明末清初的木庵率众弟子东渡日本弘法。1654年，木庵的师父隐元赴日本开创了“日本黄檗宗”。第二年，木庵奉师父的召唤，带领众弟子相继来到了日本，在日本开创了万福寺等十座寺院，并于十年后接替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第二代祖师。其后，黄檗宗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个盛宗，日本全国现有黄檗宗万福寺的分寺500多座，信徒30多万人。木庵创立的长崎福济寺，也被当地人称为“泉州寺”。最近几年，日本黄檗宗常有代表团到泉州开元寺参拜，日本佛教徒中有些人还能闽南话诵经。

佛教海上丝绸之路，还催生了泉州僧伽队伍中的特殊弘法者——“侨僧”。他们在泉州佛教弘传、特别是民国以来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泉州佛教博物馆”中，转道、转逢、宏船、转物等侨僧与弘一大师一道，作为对泉州佛教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德，供人们所瞻仰和缅怀。

泉州佛教博物馆前任馆长德升法师说，泉州侨僧在海外、特别是南洋各国弘法建寺，都以泉州的开元寺、承天寺等作为祖庭。清末以来，侨僧们利用海外泉州与闽南特有的人脉，在南洋建起了一大批道场，并把募集来的善款，反哺泉州祖庭寺院扩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僧们与太虚大师等一起，在海外宣传抗战，募集资金转回泉州等地，拯救民生，重建毁于战火的寺院。

宏船、常宽、广洽等泉州侨僧，历任新马佛教总会主席和新加坡佛教总会执行主席。德升法师说，上世纪八十年以来泉州佛教寺院的兴建，同样也离不开侨僧们的支持，他们一如既往地从海外筹集大批资金，用于祖庭的恢复重建。

直到现在，泉州佛教还保持着与海外密切交流的传统。在泉州三大丛林中，开元寺方丈道元法师、承天寺方丈向愿法师，都是“海归派”。道元法师曾经赴巴西担任圣保罗观音寺方丈；向愿法师是著名侨僧宏船法师的弟子，曾经在新加坡、菲律宾、日本等国留学修持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