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粹缜（1901年-1997年），女，汉族，江苏吴县人。1920年任苏州女子职业中学美术科主任。1926年后长期协助邹韬奋工作。1948年任北平中山公园康乐部托儿所所长。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粹缜，江苏苏州人。少年时期随姑母在北京学刺绣，后到南通女工传习所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二年。20岁时去苏州女子职业中学任教，为该校美术科主任。1926年，沈粹缜与邹韬奋结婚，在上海安了家。夫妻之间互敬互爱，韬奋专心于工作，家庭事务全由沈粹缜承担。

非法逮捕入狱，不久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韬奋患癌症，在沪医治无效，于1944年去世。沈粹缜在丈夫患病期间，竭尽全力照料护理；丈夫逝世后，长子嘉华由中共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区，次子嘉骝在周恩来关心安排下送往延安，她和三女嘉骊去无锡隐蔽。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粹缜回上海，得到宋庆龄和邓颖超的鼓励，参加上海妇女联谊会的各种活动，并帮助整理韬奋遗著的工作。1949年3月，沈粹缜作为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代表，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建国后，沈粹缜随宋庆龄回沪，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1951年调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任妇女儿童福利部部长。曾任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六届委员。还曾任第三至第七届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196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沈粹缜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才恢复工作。1978年，由宋庆龄亲自提名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沈粹缜把珍藏多年的韬奋遗物捐献给韬奋纪念馆。

沈粹缜的丈夫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邹韬奋，他创办了著名的《生活》系列报章杂志，成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革命征途中，夫人沈粹缜始终默默地支持着他。邹韬奋的出色和沈粹缜的平凡相互辉映，堪称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楷模。

在邹韬奋身后，夫人沈粹缜始终默默追随。她要带孩子，要操持家务，虽然忙碌的邹韬奋很少顾家，但她从不以经济上的问题来影响丈夫。据范长江回忆：1941年在香港时，“我发现他的夫人沈粹缜女士有些为难的样子，仔细一问，原来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均无着落，才由朋友们商量以预支稿费的方式按月给他四百元港币，才算解决了他全家的生活问题。”

1942年，邹韬奋在广东梅州隐居，回到上海后，经诊断得了中耳癌。邹

韬奋在稍微平静的时候，对沈粹缜说：“你瘦了，是我的病把你折磨瘦了。”病榻上的邹韬奋念念不忘革命，在遗嘱中要求入党。他对沈粹缜说：“等我病好了，我们一定到延安去。”临终前，邹韬奋在一张纸上专门为沈粹缜写了“不要怕”三个字，这是邹韬奋留给沈粹缜最后的话。

在上海，因为邹韬奋正受到日本侵略军的通缉，他的遗体也只能用化名暂时寄放在上海殡仪馆里。人们都沉痛悼念这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在挽辞中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邹韬奋一生革命实践的最确切评价。

韬奋的事业是从《生活》周刊起步的。《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11日，其初衷是对普通市民进行职业教育。1926年1月，邹韬奋与沈粹缜结婚。主编《生活》和解决个人生活，对年轻的韬奋来说都是一大飞跃。

婚后的邹韬奋得到了一个典型的东方妇女所给予他的真挚、朴素而淳厚的爱情。沈粹缜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事业。韬奋要独立主编《生活》周刊，因为人手不够，他不得不全心扑上去，早出晚归。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我们不难想象邹韬奋在说这段话时幸福与戏谑相交融的甜蜜，也可以体会到沈粹缜对邹韬奋嗔爱参半的复杂的感情。

萨空了回忆说：“邹韬奋差不多大我十岁，可是在我看来，他天真得像一个孩子，这一点他的夫人沈粹缜女士是有同感的，她经常也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地照顾着他。”

沈粹缜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宋庆龄是在1937年7月5日，地点是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的会客室。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监禁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造成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关押了半年多还不释放，宋庆龄为了营救“七君子”出狱，就联系了十六位爱国民主人士签名发起“救国人狱运动”，于7月5日那天亲自率领大家冒着酷暑乘坐火车赶到苏州，先在高等法院会客室要求会见院长，并义正词严地提出“如爱国有罪，愿同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高等法院对此正义之举惊慌失措，派了一个书记官出来敷衍应付。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表态：“我们一定

要见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不然就不说话。”陪同来的人也纷纷站起来高呼“不开口”。经过斗争，迫使院长和首席检察官出来接见，在进行辩论之后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初步胜利。沈粹缜就是在那天从上海去苏州探监，听到这个消息就与同去探监的沈钧儒的女儿沈谱、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一起去买了水果、点心、蚊香、扇子向爱国正义人士进行慰问。她在与宋庆龄初次见面时虽未交谈，但对宋庆龄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使她获得了与韬奋共同战斗的精神力量。

韬奋的家原住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万宜坊54号，后移至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01弄4号。1937年“七七”事变，形势变化，“七君子”被释放。“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韬奋当年12月去了武汉。在武汉他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一方面领导生活书店，编辑出版《全民抗战》，发展文化事业。他曾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沈钧儒、王炳南等同志代表全国救国会，携带大量书报、日用品到江西北部德安一带慰劳军队，鼓励战士奋勇抗战保卫祖国。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韬奋到达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并参加民主运动，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妥协投降政策。他在重庆时期，沈粹缜为了照顾好韬奋的生活，就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地带了二子一女也到了陪都重庆，住在学田湾的“衡舍”。这时孙夫人宋庆龄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应邀到重庆。沈粹缜在与她会晤后，经过介绍又认识了蒋夫人宋美龄。当时宋美龄正在为抗日救国积极努力贡献力量。正如邓颖超在1988年5月写给宋美龄的信中所说：“尝读夫人之《我将再起》，思感殊多。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由于各方面都需要得力人手，因此宋美龄也请沈粹缜参加担任难童的救济教育和伤兵的治疗看护等领导工作。他们二人在合作共事中密切配合相处得很好，感情融洽并做出了成绩。但是在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对内压制的政策下掀起了反民主的逆流和反共高潮。到了1941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就明目张胆地袭击了新四军，发生了“皖南事变”。接着《全民抗战》被迫停刊，各地生活书店也横遭摧残。如查禁已经审查通过的图书，驻在邮局的检查人员随时扣留生活书店的邮件;密令各地宪兵特务注意防止有人阅读进步书刊。更严重的是各地生活书店连续受到查封停业，工作人员也被逮捕关押。韬奋在多次抗议无效之下忍无可忍，只得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先乘长途客车到桂林，再乘飞机至香港。他出走之后，就有特务去其住所搜查，并且接连不断地向韬奋夫人进行纠缠，使沈粹缜不胜其烦，决心携带孩子设法逃出重庆。经过生活书店同事的帮助，利用躲避空袭的机会，也出走到了香港。这次在香港不仅全家团聚而且又有机会与宋庆龄相晤。那时宋庆龄与邹韬奋都是“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成员。这个组织曾向支持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朋友和华侨募捐，并将募得的钱款和物资设法运送到抗日根据地。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抗日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等都经过宋庆龄亲自签名包封。由于募捐到的救济物资邮量很多，宋庆龄就要沈粹缜与廖梦醒、倪斐君等同去仓库清理分类，做好运送准备。工作完成后孙夫人又请大家去饭店吃饭。在这次相处中，使沈粹缜对宋庆龄为抗战救国尽心尽力的实干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有了更深的体会。

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压迫，邹韬奋长期过着颠沛流离，身心交瘁的生活而患上了脑癌绝症。虽在党的关怀下，想尽一切办法医治，并在沦陷区上海人民的掩护下先后用过邹恒升、季晋卿、李晋卿和邹白甫等四个化名；在红十字医院、剑桥医院、瞿直甫医院、德济医院、上海医院等五家医院医治，但仍无法挽救，终于在1944年7月24日上午7时20分与世长辞。沈粹缜在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下无限悲痛，不久就患了乳腺症住进医院动了大手术。病愈后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过着忧郁痛苦的生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了上海，知道了沈粹缜的遭遇，就立刻伸出温暖的友谊之手，多次派人送去礼物、用品和亲切的慰问；还亲下厨房做菜，请沈粹缜去她寓所吃饭。席间谆谆相劝，鼓励沈振作起来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实现韬奋的遗志。宋庆龄诚挚的友谊和热情的态度使沈粹缜深感温暖和振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宋庆龄就请沈粹缜担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这使沈忧喜交加，喜的是能在宋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忧的是怕负不起这个重担。但在宋以身作则热情鼓励下，沈粹缜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宋庆龄曾多次提到孙中山童年时代生活很苦，到15岁才有鞋穿，但是还没有米饭吃。她说：“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是为了这个理想，中山一生从事革命。”这些发自肺腑的话，体现出宋庆龄的伟大理想和对儿童巨大的爱心。十年动乱风雨如晦，宋庆龄本人虽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但她为祖国和人民仍分担着痛苦，并且时刻关心着周围的知己好友，常常给沈粹缜写信，问候她的情况，询问她有没有受到冲击和批斗，希望她沉得住气多保重身体。如有困难和问题或要求可回信实言相告，必当帮助;在信中还向沈通报了某些信息，如某位亲戚被迫自杀或某一同志遭到不测等。宋在信的最后总写有“阅后烧掉”四字，以防不测。这些信使沈加强了自我保护意识，她也回信向宋倾吐心声。1967年8月14日，宋曾一再写信要沈从淮海中路1487弄13号搬到陕西北路369号一幢花园洋房去住。这是宋庆龄母亲生前居住的地方。她以为住在那里可以安全些，并且可以晤面。盛情难却，沈就与女儿搬了过去，不想却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勒令”搬回原处。在患难中，宋庆龄对她的爱护好意是永远难忘的。

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在最后一段日子里，沈粹缜专程到北京去，日夜守护在宋的身边，一方面照顾她的病体;一方面相互交谈诉说心里话。宋曾断断续续向沈谈了许多长期隐藏在心底深处的话，最突出的是对她妹妹宋美龄的思念之情。有一次宋对沈说：“我很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在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到钓鱼台去。你们是认识的，可以帮我接待她；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听了十分感动，连连点头应允，并将这件事向邓颖超作了汇报，不久接到回音说宋美龄已移居美国，由于身体有病不能远行回来探亲。听到这个消息，庆龄叹了口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又有一次宋似有预感地说：“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她。”沈理解宋的心情，俯身安慰说一定牢记她的嘱托，欢迎美龄归来。宋庆龄最终没有见到分别多年的胞妹，带着遗憾，于1981年5月29日与世长辞。沈粹缜对宋庆龄的逝世无限悲痛，经常思念。在宋庆龄塑像建成时曾坐了轮椅去陵园参加揭幕典礼；1993年1月又为宋庆龄诞辰100周年发表了纪念文章。她对未能完成接待宋美龄的任务而深抱遗憾，她迫切希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宋美龄能回归大陆探望故居，与当年在重庆合作共事同为九四高龄的老友相遇团聚。

沈粹缜同志青年时期任南通女红传习所教员。1926年与邹韬奋结婚后，她全力支持邹韬奋的进步文化事业和革命斗争，虽生活贫困、颠沛流离，仍含辛茹苦悉心培育子女。邹韬奋逝世后，在宋庆龄、邓颖超的关心帮助下，沈粹缜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等职，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为中国福利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热情宣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儿童工作的巨大成绩，为中国的妇女儿童工作奉献出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