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璧（1914—1968年4月8日），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之妻。

汪璧出生于1914年，安徽徽州一位中等规模的茶叶商人的女儿。她的外祖父,是徽州的一位县太爷。汪璧的母亲因与丈夫关系不和，便带了一笔钱，领着女儿方采秀、方采琳，儿子方廉生,一起迁来上海居住。汪璧高中毕业后，就业于上海的同昌车行，担任会计。同昌是上海专售新式自行车的大商店，开在北京路与西藏路口。同昌对职员的业务要求很高，内部竞争十分激烈，所以，汪璧晚间专去顾准授课的班级进修会计专业。

1934年2月，顾准和几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秘密团体——进社。取名“进社”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促进苦难的祖国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进社的第一次会议是在顾准家的厨房举行，以后便规定每周在厨房举行一次秘密集会，这种集会便简称厨房会议。正是在这间厨房里,立信会计夜校的女学生汪璧，先成为进社的第一个女社员，又成为顾准热恋的女友。

他俩情投意合，互相爱慕，于1934年12月结婚。

当时顾准19岁，汪壁20岁。顾准弟弟陈敏之回忆：“五哥属于早熟型，因此结婚也早。因为处于地下，结婚没有任何仪式。”

结婚时，顾准在南市一栋石库门房子租赁了一间房间举办婚礼。他们俩都是坚决反对旧习俗的新派革命者，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结婚仪式。新婚之夜，一些关系亲密的革命同志，应邀来到他们的新居“闹新房”。同志们一边喝喜酒，一边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

顾准自1935年1月起，担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7月，顾准和汪璧正式同居了。他们在法租界的杜神父路（今卢湾区永年路），租赁了一栋石库门房子的客堂间，购买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形成了两个人的世界。后上海临时中央局遭严重破坏，他俩有被捕的危险，党组织决定让他俩撤离上海，转移到北平。在北平，正赶上“一二·九”运动。情况好转之后，又返回上海。

1936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人间。

1937年，汪璧第二次怀孕时，顾准因躲避追捕，不能在身边照护，她因劳累过多，心情紧张而流产，流血甚多，生命垂危，顾准冒着危险到南市瞿直甫医院照顾妻子。汪璧血崩后十分虚弱，生活也不能自理。顾准便天天冒险在医院里，亲自照顾妻子。追捕的风声还是很紧。顾准便在法租界租借了一间房子，带汪璧来到这里隐蔽。

1938年上半年，立信事务所的高级职员们要为顾准补办一次婚礼。著名律师李文杰为顾准和汪璧签署了一张当日结婚证书，郑重其事交到两个“新人”手中。但也是这段时间，他们年仅两岁的儿子因感染脑膜炎，夭折了。

1940年上半年，汪璧又生下了一个儿子。顾准舍弃400多元大洋收入的月薪和每月100多元大学教书收入的优裕条件，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汪璧支持顾准的决定，用自己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开支，担负起照看母亲的责任，同时在地下党的秘密电台从事特殊的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汪璧离开上海，进入华中根据地。她在华中与顾准见面。见面时却是有喜有悲，喜的是恩爱夫妻久别重逢，悲的是她告诉顾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因感染肺结核并发脑膜炎而夭折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经过华中局组织部安排，汪璧进入党校学习并休息。

1942年日军大扫荡开始不久，汪璧生下了长女顾淑林（小名“棒头”）。后在淮阴根据地生活，汪璧在盐业管理局工作，后面组织安排下与顾准团聚。

解放战争时期，夫妻二人一直在解放区工作。

1947年，华东野战军决定把国民党大军吸引到胶东半岛进行大决战，紧急动员非军事人员分散隐蔽，当时汪璧在胶东工作，被列入疏散之列，她一个人带着婆婆和一对小儿女，登上挂着苏联国旗的轮船疏散到大连。

1949年10月人民政权建立时，顾准和汪璧结婚已满十五年。

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他俩在上海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50年，顾准夫妇又添了二女儿顾秀林,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健康活泼地成长着。顾准和汪璧那时风华正茂，是普遍受到尊敬的革命干部。

1952年进行“三反”运动时，没有经济问题的顾准却被打成“思想老虎”，与上海市委委员、市委秘书长黎玉同时以“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汪璧，十分理解也十分信任他,非但没有半句责怪之言，反而送来许多安慰和鼓励。汪璧帮助顾准度过了这段难熬的日子，并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与顾准相互扶携。

1953年元旦过后，中组部决定调顾准到建工部担任财务司长，汪璧一起调往该部担任处长。顾准到达北京，工作方向还未最后确定。顾准便与汪璧一起，去故宫、天坛、北海、香山等处游览。顾准离沪时，母亲和五个孩子（他们夫妇又添了幼子顾重之，小名“小弟”）暂留上海。顾准和汪璧在北京东单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形成了难得的两人世界。

后顾准去洛阳工作，于1955年8月回到北京。他决定离开建工部，与妻子汪璧商量后，向建工部党组提出，希望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得到了建工部党组批准。每个周末,顾准都从党校回家团聚。这时,他留在上海的五个孩子和母亲都已迁来北京，一同居住在建工部宿舍。顾准在1955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的话：“我想到了我有一个这样好的家庭”，“我的生活如此稳定幸福，实在是一生中所未有的”。

顾准也在日记中以轻松的笔调，记载了他与汪璧温馨浪漫的夫妇生活，及彼此间的感情交流：“（日记1955.12.18）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把这上面的日记与所听到的传达向采秀朗诵了一遍。”“（日记1956.1.11）每星期六,采秀总准备一册小说。这次她准备的是安徒生童话选集。内容是真好，可是读来很易获得感伤情绪。”“（日记1956.2.27）秀之去西安，要分别一个多月,不免使我若有所失。”“（日记1956.3.4）一封是采秀来的。因为地址流转不定，无法回信。这一晚十分寂寞。今天很早就来（党校――引者加字）了。现在就是盼望她早日回来。”“（日记1956.3.11）又过了一个假日。秀不在家，悒悒寡欢。”“（日记1956.3.18）采秀未回，这一星期未来信。实在希望她早回。”

1956年盛夏，顾准从中央党校毕业。同时他不断思考经济问题，发表学术观点。

1957年，顾准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劳改，汪璧以坚强的态度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她认为：顾准主要是“嘴不好”，说了些别人不敢说或不会明说的话。盼望顾准今后能获得甄别，而他自己今后说话谨慎一些。她担负起全部家庭重担，让顾准能如其所愿，静静地读书，潜心研究问题，另辟一条生活道路。

在汪璧和全家人的关心支持下，顾准在家中的读书与研究，一直平静地持续到1958年春节。顾准对妻子和家人这时给予他的家庭温暖、关心和理解，充满感激之情。他晚年曾动情地说：“我划为右派以后，全部家庭生活当然都由汪璧负责。正是我这方面的亲戚，评论汪璧时说，她是把一切都贡献给我了。”

后来，顾准被送去农村劳改，离开时，汪璧十分体恤和细心。她特意带着一家人下楼送行，并让身穿旧中山装单布衣衫和篮球鞋的顾准站在中间，在家门口拍了一家人的合影照片。

但是，对子女的教育却成了难题。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顾准与汪璧商议之后作出一个违心的决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看待，让子女和正统文化融为一体。顾准痛楚地决定，让子女和他划清界线。汪璧的内心十分痛苦，可是，五个孩子都没有成年,想让子女今后有较好的前途，丈夫的做法,也不失为一种现实中的办法。汪璧为了顾准在农场独自过日子，生活能有较大改善，又可以尽情买书，便让顾准独自支配使用他那五十元生活费，由她以每月一百八十元左右的工资，来挑全家老小的担子。

后顾准得以返回经济所，他对家人们说，他以后努力做好应做的研究工作，埋头读书写作，照顾家庭,除此而外别无他求了。汪璧和子女看到顾准高兴的样子，都十分欢喜。顾准看到子女和他关系又变得和谐亲昵,兴奋不已。

1964年，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而遭罪，顾准因此受到牵连，于1965年2月被“监护审查”。胸膜炎大病方愈的汪璧担心顾准写的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和笔记惹来麻烦，便和婆婆一起紧急销毁，担心用火销毁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便把它沤烂之后投入抽水马桶中冲走。

1965年7月，顾准以对宋德楠有思想影响的罪名，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这次被划为“极右派”，表示罪加一等，然后被送到周口店劳改。顾准被第二次划为“右派”的消息传出后，在101中读书的幼子顾重之马上被扯去红领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狂热，达到完全失去理性的疯狂程度。这时期，汪璧一直十分抑郁，十分痛苦，她面临着足以逼死人的两个难题：“要党还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丈夫”？在两种忠诚不能并容的当时的中国，她痛苦地作出决定：和顾准离婚。

1966年小年，顾准获准回家去过春节。到家的下午，汪璧提出离婚。对于那天的经过情况，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思,痛快地同意了。”

据陈敏之接受采访时介绍：“五哥和五嫂相伴三十多年，患难与共,两情深笃，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五嫂不是出于万不得已，绝对不会提出这种看来绝情的措施。五嫂提出离婚前，曾写信向我征求意见。她说，离婚实在是百般无奈；如果五哥以后还能摘帽，十年以后和他复婚。我内心深处虽然不赞成他们离婚，却复信表示了同意。我想，这样,他们孩子的处境也许可以好一些。现在回想实在后悔。如果我当时能拦住他们该有多好啊！那样,五哥、五嫂或许都能熬过十年浩劫了······”

顾逸东接受采访时，对这段极其伤痛的往事，流着眼泪进行了回忆：“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内心处于极大的矛盾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一边倒。和‘反党’分子划清界限，是党的政治要求，母亲作为老党员确实很难做人。母亲性格内向，总带一点忧郁,和父亲不一样。父亲第二次打成‘右派'，母亲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几乎天天忧心忡忡。说老实话，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高深思想。”

顾准内心非常痛苦，阴历年初五，顾准前往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心率严重不齐，有突发性心脏病，开出“暂不参加劳动”的证明,要他卧床休息。对那次不堪回首的春节，顾准儿子高粱接受采访时，强忍内心的痛苦进行了回忆：“1966年那个春节,表面看来还是融洽和平静的。春节过后，父亲便离家去周口店。父亲出门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这真是很惨很惨的一幕！母亲为了我们孩子这样做，内心非常痛苦，她提出离婚前，曾有过自杀的念头。1965年秋,母亲曾经很难过地对我说：‘你们都大了，要学会独立谋生…’我后来一再回想，母亲那时已经想要去死。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这以后，母亲还曾痛苦不堪地对我说过：‘你们现在不可能懂，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很好，却被政治运动逼到这个地步！那个年代，实在太残酷了.....”

顾准和汪璧并没有办法定的离婚手续。他们只是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复——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此事被搁置了起来。可是，由于夫妻双方已经决定离婚，汪璧恳求顾准不要再损害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顾准从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

顾准虽已和汪璧分开，但是，他的心里无时不在思念着妻子和儿女。他便通过陈敏之，与汪璧秘密进行书信联系，表达他对家人的问候和关心。陈敏之多次代顾准与汪璧及时传递信息，转达彼此间终究无法割断的那份关心。这个秘密的通话渠道，一直保持到顾准被押回北京看管为止。

“文革”刚爆发，汪璧便受到顾准的株连，率先成为财政部重点批斗对象,被斗得死去活来。一次批斗会上，汪璧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后党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成了汪璧不可摆脱的精神重负。她经常为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党内而担忧害怕。连续的折腾，使她已有心理疾病的征兆。

1967年5月一个星期六，顾准回家取一些衣物，傍晚，汪璧回家，见到顾准，她痛苦地望着丈夫说道：“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说来就大口喘气。两年后顾准追忆他与亡妻这次未及告别的最后相见，悲伤地写道：“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无穷无尽的打击把汪璧的精神摧毁了。

陈敏之回忆：“1967年11月，我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特地去百万庄探望五嫂。看上去，她不只疲惫，而且显得十分衰老，一脸病容。我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没能谈什么，也不可能谈什么。现在回想，我十分懊悔，为什么当时连一句可以使她稍稍宽慰的话也没有说。这是我和汪璧最后一次见面。”

顾准回到经济所住地后，还是一封连着一封地给汪璧寄信。可是，汪璧每次接到顾准的来信，就紧张害怕，不知道该怎样回复顾准的来信。因此，她每封都看，看过后却一封也不回复。后顾准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那是除了他的长女（当时不在家）以外，四个子女联合签署的断绝关系文据：“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同时，经济所造反派批斗顾准的“翻案罪行”，财政部造反派积极配合，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顾准“黑关系”的高潮。1966年8月，从顾准家中抄出的《毛选》上，发现写有“逻辑不通”、“脱离实际”、“错误”等批语，认为这是“恶攻罪”，便把此事与汪璧挂钩，说她“长期窝藏反革命罪证”。她1964年协助顾准销毁手稿笔记的事被揭发出来，她又被诬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 ”、“销毁反革命罪证”。她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有口难辩，痛苦不堪。她为了跟党走，才忍痛与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丈夫离婚，而最后竟得到这种待遇。精神和心灵的折磨是最残酷的折磨，想想1952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绝望了。

1968年4月8日，子女都有事离开了家。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苏尔”药水，时年五十四岁。

晚上，儿子高粱回家，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爬进自己家里的窗户，这才发现妈妈已经气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高粱哭着跑到姐姐顾淑林的单位，找到了姐姐；又在次日清晨跑到清华大学，找到了哥哥顾逸东。他们又找来小弟弟顾重之（顾秀林当时不在北京）。姐弟四人料理了最后的丧事。

顾准却丝毫不知汪璧已自杀，依然给汪壁又写了四个月的信，计十余封。直到8月间,顾准彻底失去自由而停止写信。汪璧逝世一年零一个月后，顾准依然误以为汪璧还活在人世。1969年6月16日，他在一份历史材料中写道：“回顾1934年和汪璧结婚以来，无论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在解放区时期，在全国解放以后，她都在承担起做母亲的全部重担之下，坚持了革命工作的岗位。早期，即1940年以前，我抛弃比较优裕的社会职业转入地下，或离开上海到抗日根据地，她从未扯过后腿。全国解放以后的短期上海工作期间，她绝没有因我工作地位较高，而在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方面有过什么额外的要求。……1957年我划为右派，开始发现我欠了债。1957-62，汪璧对此全不在意……····我现在对汪璧除了感激几十年来她的恩情而外，也希望在我的余生中有机会照料汪璧晚年的生活一一她身体本来不好，1957以来，由于我是右派分子,又担负起来了过重的负担。1967年5月所见的她的容貌，略一回忆，还如在目前！”

顾准奉命填写下干校登记表时，再次呈递了悬切要求与汪璧直接见面的申请报告。1969年11月7日,顾准冒着风寒扛完木头后，再次苦苦要求工宣队作出答复。工宣队这才将隐瞒了一年半的汪璧死讯，用极简单的几个字告诉了顾准——大约是“汪璧已经死了”。可是，汪璧的死亡日期与地点，死亡原因,有无遗言，安葬情况（汪壁的骨灰后来下落不明了），都一概不说。

在听到这个死讯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接下来写道：“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嵌在胸饰中，带进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为了悼念亡妻，顾准到干校后，向同所的张纯音借布票买来三十尺白色维尼纶，亲手制作了两套纯白的被套和枕套。他在日记中写道：“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他以此作为对汪璧永久的纪念。

1980年初，经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查，顾准于1957年、1965年两次打成“右派”的大冤案，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并恢复政治名誉。1980年2月，中国科学院、财政部等单位，为顾准和汪璧隆重举行追悼仪式，讣告高度评价了顾准和汪璧的一生。各方面领导与各界人士，以不同方式表示深切哀悼。

顾准弟弟陈敏之评论：“所有对汪璧比较熟识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善良、沉静、娴淑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妇女传统的美德，又兼有现代革命女性坚毅的气质。她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一点英雄传奇色彩；她为追求人类的崇高理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对社会、家庭、丈夫、孩子、母亲只有给予，从来不知道索取，她永远是谦逊、朴实的。1980年2月，在汪璧死后十二年，为他们夫妇俩一起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把他们俩的骨灰盒重新安置在一起，一对受尽人间折磨的灵魂，从此可以在一起互诉衷肠。但愿他们能够得到生前没有得到的永远的安宁吧！”

夫：顾准

子女：长女顾淑林，二子顾逸东，三子顾南九，四女顾秀林，五子顾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