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是1924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忧愤而死。袁死后，其亲手创建的北洋军阀逐渐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故后，曹锟、吴佩孚当上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1920年7月，曹、吴以反对段皖擅动干戈荼毒百姓、私订密约卖国求荣为名，联合奉系军阀发动了直皖战争，将段祺瑞赶下了台。

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随着段祺瑞的倒台而分崩离析，一部分下野，另一部分改投了直系军阀，只剩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替皖系军阀保住浙沪两块地盘。

上海为我国第一大商埠，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财税收入也十分可观，“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师人”的兵力，令各界瞩目。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在江苏职官中特设上海镇守使管理上海。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遇刺身亡后，北洋政府将上海镇守使改为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上任后，惟卢永祥之命是从，浙、沪结成紧密的联盟，浙卢继续独霸上海的财政收入，这就与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直皖战争中，段祺瑞曾命令卢永祥出兵直捣直系军阀李纯盘踞的江苏。因卢深恐由此而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权，不愿轻启战端，江浙双方才得以避免战争。直皖战争结束后，江浙双方又因对上海的控制权险些刀兵相见，后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方平息下来。

1920年10月，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李纯暴死于任上，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 齐燮[xiè]元担任江苏督军后，继承李纯的衣钵，一心想将上海攫为己有，声称：“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而卢永祥则视上海为自己的经济生命线，坚决不肯放手，遂反击道：“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由此，苏齐与浙卢一战，势已难免。

1922年4月，曾在直皖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直、奉两系军阀因争夺对北京政府的独立控制权大起刀兵，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攻击奉张亲日卖国而骗取了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一举将奉系军阀的势力赶到了关外，从而独掌北京政府。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随着直军的步步胜利，齐燮元亦想乘机攻占上海。只是由于形势的不利和民众的反对，战火才没有燃起。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趾高气扬，曹锟更是意得志满，急欲登上总统宝座。为能早日被选为大总统，一方面指使手下赶走了黎元洪，一方面则不惜使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曹之举措遭到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卢永祥深受直系军阀的挤压，为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于1923年6月27日率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

卢永祥的通电，得到了全国各派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与此同时，各反直势力云集沪、杭，商讨联合反直事宜，沪、杭俨然已成反直活动的中心，浙卢与苏齐及其直系军阀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均知战争已迫在眉睫，因此调兵遣将意欲一战。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深知战争一旦爆发，两省人民定遭涂炭。于是他们发起组织了“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同时亦因苏齐与浙卢准备尚不充分，同年8月19日，江浙双方达成“江浙和平公约”。这一公约由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长韩国钧、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签字盖章后发表。公约的签定，使反直各派拟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活动破产，并使江浙形势趋于缓和。

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12日，卢永祥发表通电，不承认曹的总统地位，并声称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筹措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与卢永祥矛盾更深，终因福建问题而触发了江浙战争。

福建地区长久以来受到各派势力的瞩目。1922年10月，皖系军阀徐树铮在驻军福建延平的皖系军阀、中央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的支持下，成立了“建国军政制置府”。徐联合孙中山派兵驱走了依附直系的原皖系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委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大总统黎元洪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于10月下旬下令讨伐徐树铮。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11月初，徐离闽赴沪，建国军政制置府随之垮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转投直系。黎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任命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直系军阀后起之秀的孙传芳为福建督办。孙采用种种手段，企图将福建重新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但因遭到地方实力派的阻挠，经营年余一无所获。1924年3月，孙借助同属直系的福建闽北护军使周荫人的大力支持终于厘定福建，将福建重新拉回到直系的怀抱。5月，北京政府一面为进图广东，一面也是为了酬谢周荫人在征服福建的过程中曾出过大力，遂任命周为福建督办，而将孙传芳改任为闽粤边防督办，以图广东。由于广东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地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进不去，而福建也容不下周、孙两个军阀的势力，孙遂欲向浙江扩张势力。

卢永祥深知浙江已成为直系军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为求自保，一边拉拢奉系军阀与孙中山为粤援，一边将被孙、周从福建逐出的原福建漳厦护军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臧致平部与福建第三师师长杨化昭部共6000余人收编。卢收编臧、杨两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以及与安徽、江西分别签定的“皖浙和平公约”和“赣浙和平公约”的有关规定，即不得容留、收编“客军”。卢之做法，为直系军阀挑起战争提供了口实。

军阀都“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私人军队”，为了巩固、扩张自己的势力，每位北洋军阀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①陆军情况

自齐燮[xiè]元继任江苏督军后，为了夺取对上海的控制权，不断扩充兵力。他以平定苏、皖匪患为名，派江苏宪兵司令马孟骧赴山东之兖州、济宁一带招募新兵。 江苏共有五师六旅，即中央第六师、中央第十九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师、江苏第三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三混成旅、江苏第四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江苏第六混成旅等。另有预备队、宪兵、警察等，总兵力达到43500人。

②海军情况

江浙战争爆发前，苏齐得到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大力支持。杜锡珪为支持苏齐，亲率长江舰队（司令李君羲，下辖“海容”号巡洋舰、“定安”号炮舰等20艘军舰）、闽厦舰队（司令杨树庄，下辖“应瑞”号巡洋舰、“通济”号巡洋舰、“江元”号炮舰等9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混成旅奔赴江苏参战。

③空军情况

鉴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空军曾对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8月，苏齐成立了江苏航空队，尉迟良任队长，顾荣昌任副队长兼任教官，陈步洲任飞行教官，崔钰、梁壁堂、邹庆云等任飞行员。装备3架从英国购买的小型“维梅”式轰炸机，以南京小营演武厅为机场。江苏航空队的人员、飞机、器材和油料均由直系航空大本营——保定航空司令部直接调配，江苏航空队实际是直系保定航空司令部派驻南京的一个支队。 由于尉迟良、顾荣昌均曾受过大型“维梅”式轰炸机的训练，因此江苏航空队共有5人会开飞机，但飞机却只有3架，显然不够用。于是向苏齐报告，请求保定航空司令部调拨大型“维梅”式轰炸机。后经曹锟同意，将1架大型“维梅”式轰炸机调拨给江苏航空队。江浙战争爆发前夕，直系军阀利用手中控制的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命令该校教育长蒋逵组织中央临时航空队。任命蒋逵为中央临时航空队队长，徐国一、米嘉禾、谢鸣皋等任飞行员，驾驶大、小“维梅”式轰炸机4架，前往江苏协助苏齐作战。中央临时航空队驻扎苏州，与江苏航空队组成统一指挥部，由原南苑航空教练所所长鲍丙辰任指挥官。这样，苏方空军共有飞行员8人、轰炸机8架。

①陆军情况

1924年7月，卢永祥容留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并将臧部改编为浙江补充旅、杨部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未被北京政府承认）。为防备直系军阀从福建、安徽、江西等地进攻浙江，卢又将杨部改为浙江边防军，驻防浙江之常山、江山与开化地区，并任命杨为浙江边防军司令，臧为浙江督办处总参议，负责督率、训练浙江边防军。卢深恐浙江边防军兵力单薄，又将浙江补充旅调来增强其力量。臧致平为皖系军阀中能征善战之骁将，杨化昭则足智多谋，而臧、杨两部均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归附使卢永祥如虎添翼。浙沪原有四师三旅，即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四师、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第一混成旅、浙江第二混成旅。自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后，又增两旅，再加上警察、游缉队、宁波炮台守卫、后备队等，总兵力达到67200人。

②海军情况

当时，浙卢得到以林建章为领袖的沪海舰队的拥护。林建章为帮助皖系军阀保住浙沪地盘，派人策反“海筹”号巡洋舰、“建康”号驱逐舰、“永绩”号炮舰、“靖安”号运输舰、“辰”字号鱼雷艇、“列”字号鱼雷艇投向浙卢，为此特成立沪海舰队，委任原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为沪海舰队司令。

③空军情况

浙卢看到飞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发挥作用巨大，为扩充自己的实力，于1922年从法国购买6架“BR14”式战斗轰炸机，并在杭州笕桥组建浙江航空教练所，委任著名飞行员朱斌侯为所长，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第二年，又在上海龙华开辟机场并建立3座机库。1924年2月，正式成立浙江航空队，由朱斌侯任队长。

单从陆军人数上讲，浙卢强于苏齐，但浙卢有几个不利条件：

第一

容留、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失信于天下人。本来，在江苏、安徽、江西分别与浙江签定的“公约”中，均规定不得容留、收编“客军”。但浙卢为扩充自己的实力，拒不执行“公约”，执意收编臧、杨两部，不仅遭到苏、皖、赣及其他直系军阀的反对，亦受到浙江人民的拒绝。浙卢的所作所为，首先在道义上失去了人心。

第二

浙卢为打破直系军阀的包围，积极联合奉系军阀与孙中山，结成浙、奉、粤“反直三角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但奉系军阀孤悬关外，远水解不了近渴；孙中山在广东受到陈炯明的骚扰亦无法派兵援浙，“同盟”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第三

浙江处于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的包围之中，而上述四省均为直系军阀所统治，江浙战争一旦爆发，浙卢将受到四面攻击。

第四

内部不稳。时任浙江全省警务处长的夏超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武装警察（共10800人）。这些武装警察装备精良，实力相当雄厚。“夏超虽然是一个不满四尺的矮子，但他雄心勃勃，时时有取卢而代之的野心”。浙卢对夏超有如芒刺在背，不得不增加护卫部队加以提防，这无形之中就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第五

部下为泄私愤而暗中通敌。时任浙江第二师炮兵团长的张国威，与孙传芳曾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私交不错。张原兼任浙江测量局长，因浙卢欲安插自己的亲信，借故革去张的兼职，张因此对浙卢十分不满。在江浙战争开战前夕，张奉派把守浙、闽之间的险要——仙霞岭。张为报复浙卢，私将仙霞岭浙军布防图献给孙传芳，使孙部得以顺利入关，将浙卢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第六

海、空军力量薄弱（已如前述，不再赘言）。

基于上述原因，浙卢在未战之前就已呈败象。随着形势的发展，江浙双方均知战争不可避免，为此，双方加紧进行准备。

齐燮元自知单靠江苏一省兵力，无法攻占浙沪，于是向吴佩孚求援。吴原就认为直、皖两系同出于北洋正统，现面临奉系咄咄逼人的态势，拟联合皖系共抗奉系。因此，一面授意各省直系军阀在段祺瑞六十岁生日时通电祝寿意在“和皖”，一面严令苏齐不得轻举妄动。后由于段皖已决定联奉抗直，同时也垂涎于上海的富足，遂决心助苏攻浙。1924年8月，吴连电豫、皖、鄂等省的直系军阀，命令他们派兵助苏。三省军阀皆想“分一杯羹”，纷纷同意，苏齐力量大增。1924年8月16日，苏齐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对浙卢用兵。会上决定成立“讨逆军”，齐自任总司令，刘玉珂为总参谋长，兵分三路进攻浙沪：第一路司令宫邦铎，下辖中央陆军第六师、中央陆军第十九师、江苏第二师、江苏第三师、江苏第四混成旅以及湖北第五混成旅，主攻上海；第二路司令陈调元，下辖中央第二十四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和河南第三混成旅，防守宜兴；第三路司令王普，下辖安徽第三混成旅、安徽第五混成旅，主攻浙江广德。 此外，孙传芳在得到同属直系的江西督理蔡成勋的支持下，于福建建瓯组织闽赣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委任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并与苏齐遥相呼应。闽赣联军下辖中央第二师、中央第九混成旅、中央第十混成旅、中央第十一混成旅、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福建第一混成旅、福建第四混成旅、江西第三混成旅，主攻仙霞岭，以拊浙省之背。

皖系军阀明白，浙沪一旦有失，则皖系无立足之地，于是，徐树铮、吴光新等皖系骨干齐聚上海，召集马良、曲同丰等皖系旧将到沪开会。会上，徐、吴命令马、曲等人“各自暗中招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浙卢为装备新军，“饬（上海）制造局限二十日内，制造炮弹二万发”。同时，浙卢请徐赶赴奉天，向奉张请求一旦江浙发生战事，派兵出关牵制敌军。奉张认识到浙江问题关系到“同盟”生存与否的大问题，因此派其亲信杨毓珣赴杭向浙卢表示：江浙如果爆发战争则一定派兵入关协助，并先汇30万元接济浙卢。与此同时，孙中山亦认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粤”，因此决定一旦江浙开战，即派兵北伐。江浙问题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

自恃身后有强大援军的浙卢，面对直系军阀的步步进逼，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1924年8月24日，浙卢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抵御直系军阀进攻问题。会上决定成立浙沪联军，卢自任总司令，兵分三路抗拒直系：第一路司令何奉林、副司令臧致平，下辖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补充旅、卫队团防守沪宁铁路；第二路司令陈乐山、副司令杨化昭，下辖中央第四师、浙江边防军进攻江苏宜兴；第三路司令张载阳、副司令潘国纲，下辖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据守仙霞岭。 经过双方台前幕后的紧张部署，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终于爆发了。

1924年9月3日上午10时，江浙战争在江苏宜兴打响了第一枪。苏军首先挑起了战火。苏军原想一鼓作气攻占浙江长兴，不料却遭到浙军的顽强抵抗，进攻受阻。浙军及其大炮埋伏在长兴附近的山里，距宜兴不过三十里，炮火能直接轰击驻扎在宜兴平原地区的苏军；而苏军的大炮轰击浙军时，因浙军驻于山中效果不大，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同日上午11时，江浙双方又在沪宁铁路方向交战。上午10时，驻江苏黄渡的苏军首先向浙军开枪挑衅，但浙军伏于工事内一枪未发。苏军以为浙军怯战，遂于11时发起攻击。浙军使用机枪、大炮予以还击，击毙苏军四五百人。苏军大惧，各部纷纷向后溃退，浙军乘势向安亭方面追击。下午5时，占领安亭。

鉴于苏齐首先挑起江浙战争，9月3日，浙卢发表“出师电”，指责苏齐“意欲破坏治安，环境陈兵，意图一逞”，表示“所有浙沪地方以及地方人民，自不能不力筹捍卫，以竭尽军人应有之天职，以维持地方永久之治安”。由于苏齐是在曹锟的支持下发动江浙战争的，9月3日，浙卢又发表“声讨曹锟通电”。在通电中将曹形容为“神奸巨蠹”，指责曹“既逐东海于前，复驱黄陂于后”；“临城一案，举国引为奇耻，四邻屡有责言……交涉结果，媚外求荣”；“竟敢作公然贿选之举，丑声四播，国民蒙羞。”通电最后表示“永祥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歼彼元恶，罔治胁从，为国除奸，何与致幸，为民前驱，宁计成败”。

由于浙卢将矛头直指曹锟，9月4日，曹下达“对浙讨伐令”，声称：“本大总统为戢暴安民起见，实万难听其诪幻，徒苦吾民。卢永祥、何奉林均著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

江浙战争爆发后，双方主要在宜兴、沪宁线、嘉定、浏河、青浦五个方向展开激战。宜兴方向：战争爆发后，苏军进攻受阻，延至5日，浙军反击，攻至距宜兴仅十余里处，苏军大溃，并有三营兵力哗变。7日，浙军进占蜀山。苏齐急调安徽第五混成旅增援，终于挡住了浙军。之后，双方相持于蜀山与宜兴之间。沪宁线：沉寂两天后，至6日晚，两军在安亭激战，双方飞机亦赶来助战，但终因势均力敌，两军遂处于胶着状态。嘉定方向：9月3日晚，苏军进攻嘉定西门，守军抵挡不住，形势岌岌可危。4日，浙军杨化昭部6个营奉命增援。5日，双方发生激战。6日，苏军继续猛攻，但杨部为能征惯战之师，沉着迎战，终将苏军击退，两军于是在嘉定附近对峙。浏河方向：9月4日下午，苏军发动攻击，浙军开炮予以抵御。下午5时，浙军抵敌不住苏军的猛攻，退守罗店，浏河落入苏军手中。是日晚8时，苏军乘胜进攻，浙军急调杨化昭部主力增援才稳住了阵脚。5日凌晨3时，苏军派300名敢死队冲锋，不料陷入重围，全军覆没。苏军见状急忙收缩，浙军趁机追击，并进占浏河。此后苏军援兵赶到并反攻数次，均被浙军击退。6日晨，浙军发布总攻击令，迫使苏军撤至原防地。青浦方向：9月5日，苏军由安亭兵分两路，一路进攻距离安亭6里的泗港口，另一路进攻泗港口西南的白鹤镇。至6日下午3时，双方激战于青浦北十余里的孔宅。由于浙军的拼死抵抗，苏军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之后，两军保持对峙态势。总之，战争初期，双方虽倾尽全力，“而两军始终各保防线，战事初无进步焉”。

就在江浙双方呈现胶着状态时，1924年9月8日形势发生了突变。这一天，闽赣联军由于张国威贡献了布防图，轻易占领了仙霞岭并于16日攻下江山、18日进占衢州。原来，江浙战争爆发后，闽孙故意没有采取统一步骤发动进攻，而是静观时局的变化，试图等到江浙双方两败俱伤时再动手，以收渔人之利。当他看到江浙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浙军的主力被苏军牵制住时，突然出兵，从侧后杀入浙江。闽孙的出现，使浙卢与沪何极为恐慌，他们知道浙沪联军无法抵挡苏齐与闽孙的两面夹击。面对此情此景，浙卢认识到浙江是保不住了，因此决定放弃浙江退保上海。他认为只要保住了上海，凭借上海的物力与财力，今后还能东山再起。为此，9月18日，浙卢携带大批细软逃入上海。浙军群龙无首，苏军趁势进攻，相继占领嘉兴、长兴等地。同时，苏方海军也密切配合陆军，从长江炮轰驻守浏河的浙军，致使浙军向浏河以南败退。苏方空军亦派出四架轰炸机连日轰炸浙军，使浙军锐气大减。面对苏方陆海空立体式进攻，浙军大败，纷纷逃向上海。至9月底，浙江战火熄灭。

北京政府在浙卢离杭赴沪后，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办，夏超为浙江省长，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苏齐、闽孙均达到各自的目的。

占领浙江后，苏、闽两支大军齐向上海杀来，并分别于1924年10月4日、8日、10日和13日相继占领金山卫、松江、青浦、龙华，逼近上海。浙卢、沪何见大势已去，遂于10月13日发表通电，自解兵权。当日上午，卢永祥、何奉林、臧致平、杨化昭等人逃入上海租界。浙军余部推皖系徐树铮为总司令，欲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租界工部局软禁，至此，江浙战争以苏胜浙败而告终。

江浙战争，不仅是控制江浙的北洋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是整个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进行的一次重大较量，并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来临。同时，这次战争也使皖系军阀自直皖战争以后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皖系军阀势力一蹶不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江浙战争虽限于东南一隅，但却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当时，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府，并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各系军阀都构成了威胁。为共抗直系 ，浙、奉、粤结成了“同盟”。奉、粤积极支持身为盟员的卢永祥，并警告曹锟、吴佩孚不要帮助齐燮元挑起战争。曹、吴为本系私利，决定援助苏齐，试图拔掉“同盟”在东南地区的根据地。不料此举却触发了火药桶，并最终导致了直系军阀的垮台。

1924年9月4日，即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决定誓师北伐。其北伐计划首先进攻江西，待到攻克江西后，顺江而下占领安徽，以后与浙沪联军会师于南京，再沿津浦路北上，联合奉军直捣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第二天，孙又发表“申讨曹锟吴佩孚令”，号召广东人民“蹈厉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

1924年9月4日，为响应浙卢反直，张作霖以“同盟”为理由，向直系军阀宣战，同时发表“讨伐曹锟通电”，斥责曹“贿买议员，豢养牙爪，以窃大位，以祸邻疆”，表示“作霖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

1924年9月9日，段祺瑞亦发表“讨曹通电”，指斥曹“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复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贪一己之尊荣，造弥天之罪孽，倒行至此，岂能幸存”。同时号召“海内贤豪，一时袍泽，必能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著刘琨之先鞭，放范滂之揽辔，出民水火，勿任沦胥。”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发表致曹锟电，形似最后通牒，声称：“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沈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讨伐之不可能，征诸苏军之连败而可明。弟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同时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统辖十七万大军杀进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终因江浙战争而爆发了。

江浙战争历时40天，给江浙两省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战争爆发后，战区内的人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深受战乱之苦。江苏省农会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江浙战事，军队所过，村镇为墟，人民奔走迁移，颠连失业，富而贫、贫而死者，不知凡几，而江南战区如宜兴、昆山、嘉定、太仓、松江、青浦等县则尤甚。”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同乡会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江浙发生战祸，两省受创弥深，就苏论列，尤以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四邑为最重，或全镇被毁，或抢劫一空，或转徙流离，莫名惨状。……总之工商辍业，农夫逃亡，六十年来，元气销亡尽矣。”浏河兵灾善后会在致内务部的呈文中说：“江浙兴戎，以浏河为战场，相持历四十昼夜，人民生命财产始厄炮火，复遭淫掠，加以海军时时开炮遥击，故房屋焚炸独多。如学校、庙宇、商店、教会、善堂、医院，以及长途汽车，尽遭兵劫……合市被炮火全毁之房产，计一百五十四户，共一千五百二十九间，炮弹炸坏房屋约三千三百余间，综计损害断在七十七万元以上。而屋内之财物不与焉。夫商民等罹兹战祸，谁为为之，敦令致之。使居户则流亡在外，无家可归。商店乃屋宇无存，不能复业，其惨痛之情，势难自己。”面对此等惨境，时人慨叹道：“在这一幕大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