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岚（1915年9月—2007年11月9日），安徽泾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受正市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

江岚，原名江克灼，1915年9月生于晥南泾县。幼时家境中落而失学，后因过继给姑母才得以进入泾县培风中学。江岚在培风中学学习、生活了整整四个春秋，第一次接触了新文学，读到了《语丝》《创造》等刊物。最喜爱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的作品。以后也读到鲁迅的著作，田汉的戏剧，徐志摩的诗，《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还读过一些有影响的外国作品。四年的学习为江岚后来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34年，江岚到上海求职考入铁路系统。一二八事变以后，全国抗日的热情高涨。1936年3月，江岚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八一三事变以后，为了发动全国人民抗日，培养新干部，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北公学，并与抗大联合，向全国公开招生。江岚与在铁路上认识的进步青年张鸿承、史达等同志一起，毅然抛弃上海优越生活的“铁饭碗”前往延安。在陕北公学，江岚受到成仿吾校长的教诲，听取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运工作、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树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人生观。

1938年2月，“陕公”学习结束之后，江岚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武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工作，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手枪团政治教员，第四支队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属政治处宣传教育股股长。由此他成为一名革命军人，随后在人民军队中战斗了27个春秋。

1939年9月，江岚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直属政治处宣教股长和新四军江北干校宣教股长职务。1940年12月起，历任抗大五分校宣教科长、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宣教科长、军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1943年6月起，在浙东抗日纵队政治部任宣教科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培养下，江岚历经了淮南、苏北、浙东三个革命根据地的锻炼和考验，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1941至1942年，是苏中、苏北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候。日寇不断地对根据地发动扫荡，新四军不但要反扫荡，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根据地日益缩小。组织上采取精兵简政措施，调江岚到苏中一师，后因为妻子是浙江温州人，因此一起调到正在组建的浙东游击纵队。离开苏北时，江岚正发肺结核病而吐血，是被同志们一路抬着转移的。他在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家里“打埋伏”，靠老百姓的保护养好了肺病。在浙东四明山的怀抱中，江岚经历了水乳交融般的军民鱼水情，在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办报纸，编教材，编写文艺节目，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为坚持敌后抗战起了有力的作用。浙东纵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以致后来他把四明山称作“日夜思念的山”。

抗战胜利后，江岚敏锐地觉察到国共和谈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他与俞德丰同志共同研究、编写了题为《哀希腊》的剧本，该剧以希腊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一支武装，由于在“二战”胜利后听信了丘吉尔的欺骗，导致放下武器受到镇压的真实故事为题材，来教育部队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这个剧本正确及时地反映了党在这一历史关头的政策，受到了上级的赞扬。

1945年12月起，江岚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第三野战军20军59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随部队南征北战，亲历了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睢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部队中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为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江岚精心培育的第一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在战斗中功勋卓著。山东莱芜战役战后荣获集体功，由叶飞司令授奖。

南京解放后，江岚从20军奉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1952年，调任文化部任部长。1956年，宣传部与文化部合并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江岚主持南京军区文化宣传工作的这十几年间，他的政治宣传领导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这一时期是南京军区文化工作的辉煌时期，享誉全国的电影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柳堡的故事》；话剧有《杨根思》、《东进序曲》（后拍成电影）。此外还有《烈火红心》、《第二个春天》和歌剧《红霞》等一批优秀剧目。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沈西蒙等同志创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赴北京汇报演出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

1964年因工作需要，江岚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交政治部主任。“文革”期间，曾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任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书记。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为上海钢铁产量的稳步增长作出了贡献。

文革后江岚重新回到党的宣传工作岗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党校副校长，并担任上海市对外友协副会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参与创办《大江南北》杂志，历任编委会主任等职。

江岚离休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命事业，继续负责《大江南北》杂志社等工作。

2007年11月9日上午9时08分，江岚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2岁。11月16日，举行告别仪式。

江岚说他的“人生的开始”，是在延安陕北公学。中共中央本来决定，继抗大之后再办一所陕北大学。蒋介石不批准，说陕北这个小地方，已经成立抗大，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于是就改名为陕北公学，与抗大联合向全国公开招生。江岚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从上海奔赴延安。抗大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北公学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江岚在这依山傍水风光优美的陕北公学度过了他“人生的开始”的一百天。

邓伟志回忆，江岚由干校革委会主任调任上海市冶金局当书记时，干校仿佛炸开了锅。江岚是从部队凋来华东局的，是公认的忠厚长者，大家对他离开干校担任新职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校长”都走了，学生难免会思绪纷纷。当时，上海两报每天的通栏大标题都是：“江岚上去了，我们怎么办？”意思是说，江南造船厂“抓革命，促生产”搞得那么好，其他单位该怎么赶上去。于是，干校学员便把这个时髦口号接过来，自发地喊出：“江岚上去了，我们怎么办？”没多久，到1971年，绝大部分学员都陆续分配走了，有的回省里，有的回中央，多数留上海。华东局机关五七干校是同类干校中撤销比较早的一所干校。

张效琳回忆，他曾多次到淮海中路江部长寓所拜望江岚。江岚的居室异常简朴，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部18寸电视机，空空荡荡，且不说一位市级领导干部，就是上海一般居民，这样的陈设也很少见。有一次遇到郭化若中将来访，江岚也是在这居室接待的。

江岚在华东医院住院期间，张效琳和老伴去探视，江岚戴了一个老式助听器与他们交谈。助听器早已从模拟发展为数码，一般都是耳道式、耳内式或耳背式，而江部长戴的却是盒式，像一个小收音机，放在上衣口袋里，一根长长的导线连接耳塞。他侃侃而谈，针砭时弊，亲切叙旧，谈了个把小时。张效琳和老伴怕他太累而告辞，想不到这竟是和江岚的最后一次见面。

蒋静林是江岚的夫人和战友。1941年，江岚与蒋静林相识于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在革命的队伍中相恋相爱，1944年结为夫妻，他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60余载。

1957年荣获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