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良(1899-1974)，原名王宝德，化名王承业、王耀中，浙江余姚人。中国杰出的科技工作领导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常委等职。

王仲良（1899-1974），原名王宝德，曾用名王承业、王耀中，浙江余姚人。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王家（现属慈溪市匡堰镇）一个士绅家庭。幼时在私熟读书，后到上海裘天宝银楼做工。之后，曾与堂兄回家乡开小银铺，由于生意亏本又回到上海。

1927年任上海金银业工会常委，组织工人黑工，从事工人运动，并组建“护工队”。1928年因领导工人罢工被捕，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刑满获释。出狱后任中共上海金银业支部书记，负责整顿党的组织。

1930年4月，参加“五一”飞行集会筹备会时，再一次被捕，被判刑9年11个月，关押在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1936年12月出狱。出狱后，找到党组织，被安排到难民收容所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党组织派遣从事开辟京沪线敌后工作，任中共京沪线工作委员会委员。1938年10月，京沪线工委改为中共东路特委，全面领导苏常太（即苏州、常熟、太仓）、澄锡虞（即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抗日游击武装和党政工作，王仲良任特委委员兼无锡县委书记。

1941年2月4日,无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任县长。5月，原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改称中共路南特委，任特委委员。1941年10月，赴浙东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任浙东军分会委员兼“三纵”党工委负责人。

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后，任中共三北工委书记。9月，三北工委改为三北地委，仍任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党政军工作。11月，三北总办事处改称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又称三、四、五支队总办事处），成为三北地区行使政权职能的机构，王仲良兼任主任，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其间，部署三北党政军民开展反“清乡”斗争。

1943年下半年，区党委提出“巩固群众团体，改造政权”的任务，要求由群众团体、地方进步士绅、军队办事处等各方面代表，建立全县范围的各界人民自卫委员会或各界抗战工作推进会等民主机构，行使县政府的职权。为此，1943年7月28日，慈（溪）镇（海）(余)姚抗日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成立，王仲良兼任主任。同月，为反对敌伪对根据地的蚕食，保卫秋收，三北自卫总队建立，兼任总队长和政治委员。曾作为主要领导者，组织三北地区的大规模破袭战，对敌伪交通线和通讯设施进行全面的大破袭。

1944年1月27日，三北地区成立专署级的慈（溪）镇（海）(余)姚（上）虞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11月，浙东区党委决定撤销浙东敌工委，成立杭雨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三北地、县委敌工部同时撤销，成立三北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北地委城工委”），由王仲良任城工委书记。

1945年2月，任浙东行政公署驻三北分区特派员。5月，三北地委与四明地委合并，继续沿用四明地委名称，王仲良任中共四明地委书记。8月，任四明工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政委，带领部队北撤。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独立第一旅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教导团政委，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等职。曾参加孟良岗、淮海等重大战役。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接管委员会秘书长。

1953年在“三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1956年上海市委撤销对他的错误处理），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在此期间，王仲良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科学家，组织并帮助他们完成各项科研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后得到平反。1974年1月12日病逝。

在建国60周年和建院60周年到来之际，怀着崇敬和感慨，追思纪念原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监委副书记王仲良同志。曾在中国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大会上，仲良受到国家领导人方毅同志的高度表扬。

仲良同志，浙江慈溪人，在上海参加过反帝反封建 “五卅”运动；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金银业工会领导人之一。因领导“工运”，两次被捕入狱，身遭严刑摧残，且家破人亡“幼儿饿死、妻子自尽”，但他不屈不饶、坚持斗争，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悲惨遭遇，没有动摇他的坚定信念，更激励他的坚强革命意志，他把“牢房当战场、作学堂” 在监狱组织难友斗争，并刻苦自学文化，学会了日语，自诩为“监狱大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仲良同志，被释出狱。于1938年5月，以中共江苏省委代表身份，赴无锡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先后建立中共无锡县委、无锡抗日民主政府及两千余人的抗日武装，改变了无锡地区没有党组织，没有抗日武装的局面。为打击日伪汉奸的猖狂；巩固锡澄虞及苏南抗日根据地和扩大新四军“江抗”部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0年7月，仲良在无锡北乡又一次被捕，后被营救脱险。狱中的酷刑使他遍体鳞伤，“老虎凳”折断了他双腿，但他宁死不屈。时任领导譚震林同志高度表扬他的革命意志，并以爱马相赠；在苏南根据地，他 坚持“一手抓抗战、一手抓生产”，带领民众开拓因日寇侵略，被荒芜的良田，恢复“江南鱼米之乡”美誉，被抗日民众褒扬为“土地复耕的开拓者”。1941年10月，仲良同志带着“打回老家去，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使命，回到浙东，曾是三北地委、四明地委、浙东行政公署党团、浙东纵队等领导人之一，他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军民合作生产、做好抗日统战工作、谋划日伪部队起义投诚，参与了初创、扩大、巩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全过程。他曾谋划国民党部队张俊升旅起义，并冒着生死危难险阻，克服敌兵围堵、平定叛乱、团结多数，带领部队从浙东撤到山东，胜利回归抗日阵营，受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的亲切接见和表扬；谭启龙曾题词：王仲良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为创建和发展三北四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仲良同志先后在独立旅、教导团、南下干部大队、华野卫生部等担任政委职务。他以出色的政治工作谋略，教育改造孟良崮国民党王牌74师战俘军官成为我军战斗骨干；他指挥所属卫生部队指战员，一切为了救死扶伤，进行“战地救护、抢险救护”，有力保障了华野部队兵员战斗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艰苦的革命历程锤炼了仲良同志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的坚强党性。

仲良同志是党的忠诚战士。他对党无限信赖，建国初期，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坚持领导带头以“教育者先受教育”的思想境界，把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意见，比作在“三反”中好好“洗个澡”；为排除“左”的倾向干扰，他反对“500个指标打老虎”的做法，因而被扣上“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帽子，并视为运动的“绊脚石”，被停职反省。但对受的冤屈，他总是一句话“党内的事，受点冤枉算啦，历史会做出证明的”。

仲良同志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在科学院工作十几年，同历届领导，如：李亚农、王一平、刘述周等同志一起为华东分院建设，呕心沥血，彰显业绩。他一到任就深入抓组织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分院和各研究所的党组织，并积极发展知识分子党员，培养发展著名科学家曹天钦、王应睐、严东生、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彭加木等同志入党，并发挥他们在科研主战场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幽默地说我们有“穿西装的党员了”。

仲良同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践行者。他认为“要领导知识分子，必须了解知识分子、熟悉知识分子，深入到知识分子中，与他们广交朋友”。他常在下班后，到科学家家中串门、聊天、谈心；周末，经常参加科学家“桥牌沙龙”，在和谐气氛中关心同志、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顶住“反右”运动中的压力，冒着个人政治风险极大地保护了科技工作者的政治生命和科研活力。有人说：“几千知识分子成堆的华东分院，竟没有一位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简直是奇迹”；科学家们赞誉：仲良——科研战线的开明领导、知识分子的知心益友。

仲良同志是坚持“出科研成果、出科技人才”办院方针的带头人。他提出“服务好就是领导好”，在科研管理及政治思想等工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引领科学家们，集中主要精力和时间致力于科学研究，并反复叮咛各研究所党政负责人，务必划清政治与学术问题的界线，切不可任意替代科学家作学术争议的结论。他身体力行，当好“后勤部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亲自为科研人员搞粮食、副食品供应；自己喝粥，省下粮票、食品送给科学家；带头腾出住房解决中青年科技人员结婚户用房。他不甘为“外行”领导内行，带着“虚心学习、扎实苦干、带头创业”的精神，努力探索科研工作运行规律，积极组织科研攻关，大力推进院所建设。科学家们惊奇发现，这位“貌不惊人”的党委书记，与科学家们探讨科研规划，常常能抓纲携领，把握本质，切中利弊；他任职期间，华东分院在科研学术领域，进取获得了多项重大成果，他担任总指挥的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曾一度受挫，但他能听取各方意见、总结经验教训、承担领导责任、找准科学规律、调整科研力量、坚持屡战不殆，他有句名言——“科学加拼搏，神仙也让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种面对科学事业敢于攀登高峰的思想精神，感召带领着科技人员刻苦攻关，经过6年9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攻克“堡垒”，“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被科学界盛赞其可与原子弹相媲美；在科研院所建设方面，组织建立中科院上海图书馆、创办上海科技大学、规划“实验生物学研究中心”设想等方案，逐步构架了发展蓝图。他热爱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服务科研，，为改变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一度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局面，他斗胆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并受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工作，与会中央领导充分肯定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之后又以“神仙会”形式，组织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帮助党委整风，发动广大科技人员的主人翁精神，广开言路、揭示和纠正大跃进中暴露的问题，并汇编成材料上报，受到上级重视。就此，仲良同志再次参加由聂荣臻同志亲自主持，中科院党组张劲夫、杜润生等领导都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会议之后形成了由中央颁发的《关于科研工作十四条》文件。邓小平同志曾评价科研工作十四条，“这是一部科学宪法”。1964年仲良在上海市委监委担任副书记，以后又带着“硬骨头书记”的殊荣，回到科学院，此时，华东分院已被撤销，仅保留科技物资管理站。时年已74高龄的他，在“文革”动乱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并不计职务、名利，一心为科学事业，为科研和基层服务，他每天住着拐杖上班，深入基层，了解解决科研工作中后勤保障、条件支撑等问题；他鼓励激发科学家们锐意创新、不断开拓、积极进取的科研主创精神。1974年1月12日，仲良同志终因劳累过度，倒在为科学服务的岗位上，真正实践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座右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仲良同志被平反昭雪，“四人帮”强加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到。1979年，在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高度表扬了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王仲良同志；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王仲良纪念文集》，中央和军队以及地方的一些老领导为“文集”题了词，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同志为“文集”题写了书名，许多老同志和科学家撰写了纪念文章；现在，又出版了他的传记《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