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1883—1954），出生于江西弋阳一个仕宦之家，祖籍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文化学者和政治人物，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无政府主义者。

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任清政府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撰。

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后任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10年春，他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了日本、英、法、德、荷兰、比利时和沙俄等国，回国后即宣导社会主义。

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5日他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

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

1911年底，据该党自己宣布，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当时全国确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国社会党支部，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又如苏州支部的总务干事是陈翼龙，成员有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协进会等团体一起设在毗卢寺中。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他曾于1911年筹组中国社会党参与辛亥革命，不成后改投北洋政府势力。

1913年，赴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文化课讲师；1920年以中国社会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来转向教育界，并于1922年创办上海南方大学，也是该校首任校长。1927年逃亡美国、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1934年，江亢虎以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身份访台，8月22日由福建抵基隆，9月9日自台北经基隆回中国，对台湾汉诗社的末流曾提出针砭：“遂变为吟风弄月之作。桑中陌上之音。变本加厉。每下愈况。甚者至于歌颂盛德。鼓吹休明。仿佛科举时代之试帖。弥可鄙已。”江亢虎对于旧文学末流的批判与当时台湾新文人的观点颇为相同，他对瀛社某绅士大唱与日本的“亲善论”，也以“屈原杜甫责望之”（《台游追记》第41页），希望台湾旧文人展现风骨，不要依附统治权贵。在瀛社例会上，他特别勉励诗人当尽民族国家的职责，而非仅舞文弄墨：“宜尽力文化。致意国事。所谓余事作诗人。非诗人专作诗也。而诗与文原合璧。文不离诗。诗亦不能离文。徒作诗而不能文。非学人之本分。”这个说法与梁启超在雾峰的留言也是相同的。

1939年，应汪精卫邀至上海。1940年担任汪精卫伪政权的国民政府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统局在北京将江亢虎捕获，1946年初军统局将江亢虎从北京移押至南京；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后，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一同关押在老虎桥中央监狱。

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以汉奸罪判处江亢虎无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54年，江亢虎因肺结核病逝狱中。

江亢虎，1883年7月18日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官宦之家。与他进士出身、但却默默无闻的祖父、父亲不一样，江亢虎三十岁出头就蜚声中国政坛和文化思想界，是个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他创建了中国社会党，出访过欧美、日本等十余国，也曾在美国、加拿大当过教授。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但却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提及过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者。他曾蒙孙中山先生赏识，却又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文化大汉奸的身份终其一生。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弋阳乡间家资殷实的大户子弟，江亢虎从小就在南昌和上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聪颖好学，过目不忘，有一次，号称博学之士的南昌府衙门文案师爷听人讲江亢虎不用提示就能背诵出《唐诗三百首》，很不以为然，就特地坐着轿子来到江亢虎念书的地方——南昌读新学堂。当着校长的面，师爷让江亢虎背诵自己任点的包括李白《蜀道难》、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琵琶行》在内的10首唐诗，江亢虎略作沉吟后，便抑扬顿挫地朗朗背诵了下来，而且一字不差，惊得师爷连连称赞他是少年天才。从此，江亢虎的聪明好学便出了名。而他在上海墨海译书馆学习英文时的突飞猛进，也令外籍教师们惊叹不已。

1901年，18岁的江亢虎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举荐，作为各地推行“新政”中的英才，赴日考察政治半年。当轮船缓缓驶进横滨港，海湾里停泊着的日本军舰引起了江亢虎的注意。他既对这个大清宿敌的咄咄逼人感到不安，又对日本的富国强兵之道甚有兴趣，并为此做了大量研究探讨。在日本，江亢虎认真学习了社会学、政治学和欧美近代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因其年轻潇洒、天赋过人，很快便在留日学生中鼎鼎有名，还与赏识他的孙中山先生有了交往。

一天，江亢虎赴横滨下田町的中国会馆与孙中山先生做彻夜长谈。他赞成中国搞革命，但不赞成反清排满，拒绝参加兴中会。孙中山见他虽是一身纨绔子弟打扮，但其能言善变，聪颖过人，又比自己小12岁，便一心劝说江亢虎支持他推翻腐朽的大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可任凭孙中山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江亢虎就是无动于衷。事后，孙中山曾对人提起江亢虎此人如若不投身革命，势必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即便身不由己卷入革命，亦极可能首鼠两端，朝三暮四。孙先生一言中的，江亢虎此后的人生轨迹无一不印证了他的预言。

由于生活不检点，致使一个日本女佣身怀有孕，江亢虎不得不提前结束在日本考察，申请回国。在天津，江亢虎受到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袁世凯的召见令江亢虎受宠若惊，孰不知袁早已从耳目那里获悉江亢虎的政治立场与为人，感到此人可用，才予以召见的。江亢虎毕恭毕敬地回答了袁世凯提出的所有问题，还声称日本军界元老西乡隆盛元帅、德皇威廉二世等外国军政名流如何如何赞誉袁世凯。江亢虎援引那些赞誉袁世凯的原话时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可实际上好多是他临时杜撰出来的，不过由于难以证明，还是把袁世凯给说得眉开眼笑。之后不久，江亢虎被袁破格提拔为北洋编译局总纂和《北洋官报》总纂，官居五品。

江亢虎的平步青云令袁的亲信幕僚阮忠枢、夏寿田、杨度等人惊讶不已。这才是个十八九岁、未涉官场、在日本欠下风流债的年轻小伙子呀。江亢虎知道自己资历浅薄，肚里学问又太少，加之不谙官场交际，遂于1902年10月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要求再去日本求学。与此前不同，江亢虎一踏上日本领土，日本社会各界和官方人士都以为他是袁世凯派到日本做留学生情报工作并分化兴中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的情报人员，对他格外照顾，还派警方对他格外保护。

江亢虎对此也不避嫌，一律照单全收，食宿上等宾馆，出入车接车送，但由于革命家秋瑾女士在一次小型集会上扬言要除掉清廷的走狗江亢虎，吓得他特地花钱请两名贴身保镖。1904年9月，江亢虎终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辍学回国，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

江亢虎回国后担任了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习，开始以新派官员的身份混迹官场。通过与欧美、日本等国驻北京外交官员的频频接触，江亢虎感到大清帝国内忧外困，已是奄奄一息，便一方面表示效忠清廷，与奕匡、袁世凯、荫昌等权臣交往过密，形同奴才，温顺听话；一方面则暗中与反清力量接上关系，并设宴款待了进京活动的同盟会评议员汪精卫、朱执信等人。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十二月党人为反抗沙皇暴政不惜为信仰捐躯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江亢虎，并引发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浓厚兴趣。江亢虎通读了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鼻祖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几乎全部理论著作，对他们的理论陶醉不已。不久，他向杨度、夏寿田等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还把自己翻译的巴枯宁《论国家的起源和消亡变异》抄印稿转送给他们。可杨度等人正醉心于君主立宪的主张中，无心理会在他们看来属于似是而非、杂乱无章的无用之物，对江亢虎本人也是冷嘲热讽。

倍感沮丧的江亢虎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又开始与信奉社会主义的友人陈翼龙热烈交往了起来。当时，国内并没有马列著作的中文译本，江亢虎便直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理论著作的英译本。江亢虎的灵魂又一次躁动了，他感到自己一些难解的问题可以在社会主义学说中找到答案，一个创办新政党的念头在他的脑中产生了。这天，他正在京师大学堂的寓所里读《资本论》的英译本，陈翼龙带着一位年轻人来拜访了江亢虎。

陈翼龙带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十余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比江亢虎小6岁，还在北京法政学堂学习，曾在京师大学堂旁听过江亢虎的课。陈翼龙带李大钊来原本是要与江亢虎商量创办政党的事，可李大钊刚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江亢虎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入正题。江亢虎提出要创立中国社会党，并当场取出了他草拟好的章程，请陈、李二人过目。江亢虎的神速显然出乎陈翼龙与李大钊的预料，他们考虑再三，认为目前缺乏创建政党的基础，还需看看时局的变化。

江亢虎对陈、李二人的态度大为不快，便批评陈翼龙优柔寡断。陈翼龙不服，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旁的李大钊赶忙从中劝解。李大钊虽然对江亢虎的浮躁与专断深恶痛绝，但对他身为清廷官员却敢于研究社会主义著作的勇气深表敬佩。江亢虎并没有李大钊眼中的勇气，当袁世凯明确表示对他与激进分子的交往不满时，江亢虎吓得连忙辞去官职，于1907年再度赴日留学。在日本，江亢虎重新回归了无政府主义的怀抱，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成为中国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的人之一。1909年，一心要扩大“三无主义”影响的江亢虎，以“徐安诚”为笔名，向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投寄了《无家庭主义》、《自由营业管见》等文章。次年春，他周游欧洲各国时，仍在途中不断宣传他的“三无主义”，还经常出席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

令人称奇的是，江亢虎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居然还去伦敦的海德公园聆听社会主义活动家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而他很快就不仅仅只是听演讲了。1911年春，江亢虎发表了《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成为国内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紧接着，他又在杭州女学联合大会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开始了公开宣讲社会主义。同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惜阴公会、女子进行社、《天铎报》馆的资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撰写、翻译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出版宣传刊物《社会星》，成为了国内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以致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提到：当他还是湖南省立师范一名学生时，就读过江亢虎撰写和翻译的《社会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简说》等书，从中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首先打响，中国社会迅速发生了激烈的变革。江亢虎预感到中国日后必将实行政党政治，便在北京和陈翼龙、李大钊等人正式发起创建了中国社会党。在江亢虎建立“没有剥削、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对私有财产严加限制”口号下，不少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该党，连《京报》、《晨报》这样的大报也刊登了不少为社会党摇旗呐喊的文章。1912年12月至次年3月，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江亢虎到上海和北方若干铁路路段，组织工会，从而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江亢虎的名字。

中国社会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不安，他决定给江亢虎一点颜色看看。1913年8月6日，陈翼龙被捕处决；7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短短两天，形势陡转直下，江亢虎很快收起垂挂在自家楼下的党旗，烧毁一切文件，辞去了社会党总书记兼总代表的职务，并在《京报》上公开发表《告别中国社会党人宣言》。之后，江亢虎悄然离开国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客座讲师，一年后晋升为副教授。

1920年9月，旅美7年的江亢虎回到国内，他想趁着“五四”运动的东风再度投身政治。可等他到了北京后，北洋军阀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等当权者对江亢虎都相当冷淡，江亢虎想与李大钊联系，可被李大钊断然拒绝。正当江亢虎走投无路之时，苏联诞生了，世界政治版图出现了新的格局，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很快，江亢虎就在《京报》、《晨报》等报刊上撰文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颇令人注目的文章。不仅如此，江亢虎还相继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开办社会主义讲座，提倡社会改革和教育救国。

江亢虎的政治活动又一次成功。1921年5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带着妻子卢岫英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江亢虎夫妇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还受到了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亲切接见。会见中，江亢虎热情赞颂苏联伟大的胜利，还即席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新时代颂》，博得了苏联党、政、军要人们的一阵阵喝彩声。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

从苏联回国后，江亢虎于1924年6月重组了中国社会党，并于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但这些均未能阻止他的面目为世人所知晓。原来，1925年2月，以国民党人黄郛、叶恭绰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了清室密谋复辟的大量文证，其中有江亢虎致废帝溥仪的请求觐见书以及给一些支持复辟的前清遗老们的信函。此事一经传开，全国哗然，江亢虎遭到了来自各界进步人士的痛斥。在国内已是难以立足，江亢虎不得不解散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到美国，再度进入加利亚福尼亚大学执教，不久又兼了密执安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客座教授。一年后，江亢虎又去了加拿大，出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兼汉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初才回到上海定居。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亢虎携妻儿老小避居香港，靠译书写书以及在香港大学代课为生。在香港，江亢虎摆出一副“中立”姿态，拒绝参加郁达夫、胡适、何香凝等进步人士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避免一切与日本驻香港的外交官、记者及商界人士的接触。世人以为江亢虎真的要践行当年“一心扑在学术研讨”的诺言，尽管对他置身事外的态度嗤之以鼻，但也没有过多地指责他，毕竟他没有和日本人勾结，没有当汉奸。

世人在慢慢地淡忘江亢虎，有一个人却一直在盯着他。此人就是大汉奸汪精卫，他派出亲信梅思平赴港，邀请江亢虎到南京参加汪伪政府。起先，江亢虎表示不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可等汪精卫一笔甩给他40根金条的安家费后，他立即不顾妻子和亲友们的劝阻，悄悄地返回内地，并于1940年3月29日出任了汪伪政权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列席委员、伪国民政府委员兼铨叙部长、伪考试院副院长。

一上任，江亢虎就向他的主子献上了两件“思想防共武器”——即以佛教、道教、儒教为骨干的“固有的东西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新的社会主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大赏识，1942年3月就正式出任汪伪考试院院长。考试院一年就两次培训考核汪伪各级机构的文职官吏，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显然满足不了江亢虎的胃口。于是，他便利用常去上海开会办事的机会，走私黄金或倒卖文物。不仅如此，他为了赚钱，居然还充当了日本人的“笔杆子”！

1943年10月5日，日本“兴亚院”顾问小幡八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兼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畑俊六大将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京高楼门法国使馆附近江亢虎的私宅。原来，小幡八郎希望江亢虎站在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谈一谈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的大屠杀，即要江亢虎公开为日军暴行辩护和开脱。作为一个中国人，昧着良心为日军暴行开脱，这可是要背负千古骂名的呀！江亢虎很是犹豫，沉默了半晌，表示自己要考虑考虑。

对江亢虎知根知底的日本人告辞后的第二天，就派人给江亢虎送来了10根金条和一厚沓伪币，外加一叠所谓的当时的事实真相资料。江亢虎收下了，他当年收下这些东西时的内心世界现今已无从得知，但是从当年10月中旬起，为日本法西斯开脱的《“南京惨案”之我见》、为“大东亚共荣圈”合理性辩解的《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等一系列匪夷所思、臭名昭著的奇文陆续在中国、日本发表。江亢虎的助纣为虐、颠倒黑白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慨。

历史对于奸人总是无情的！一心谋求高官厚禄的江亢虎的“幸福生活”转眼就结束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早在日本战败前半年，已预感到汪伪政权不可能长久的江亢虎匆匆安顿好家小妻室，隐瞒真实身份，先是跑到了上海，后又跑到素有“六朝道场”之称的清凉古寺，当起了和尚。1945年4月，狡滑的江亢虎眼瞅严惩汉奸的风暴即将来临，便又潜往北京隐居，指望逃避国人的惩罚。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当年10月，国民党军统局在北京将江亢虎捕获，1946年初军统局将江亢虎从北京移押至南京。

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后，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一同关押在老虎桥中央监狱。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以汉奸罪判处江亢虎无期徒刑，江亢虎不服，两次提出上诉，均被最高法院驳回。上海解放前夕，江亢虎被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1954年12月7日病逝狱中。

江亢虎颇有才气，著作颇丰；其中以1934年所著，描写台湾事物的《台游追记》最为出名；江亢虎研究可参考汪佩伟著的《江亢虎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年。

翁圣峰著的《江亢虎游台争议与〈台游追记〉书写》，《台北师院语文集刊》第9期，31~54页，2004年11月。

江亢虎主要著作和文集有《洪水集》、《缚虎记》、《新俄游记》、《台游追记》、《南洋巡回记》、《天宪管窥》、《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中国社会改革》、《江亢虎文存初编》、《江亢虎最近言论集》、《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