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庭”，位于广州越秀山南麓百步梯上（越秀公园内）。现在广州市越秀公园内，中山纪念碑下面有一个石牌坊，始建于清朝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在清朝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重建，牌坊正面（东面）书“粤秀奇峰”，其背面书“古之楚庭”。

名字由来

楚庭是广州的别称，通常被认为是广州建城之始。据方志记载，古代南越“臣服于楚”，故广州有楚庭之名。至今，广州市越秀山头尚有清代建立的“古之楚庭”石牌坊存在。至于“楚庭”（或作楚亭）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有的说，楚庭是城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楚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

楚子熊渠伐杨越事见《史记·楚世家》：“周夷王时，熊渠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地（今湖北武昌县东的鄂城县）。”他的足迹还未越过荆州。直言之，周夷王进（公元前九世纪）楚的势力还未到达今湖南境。至于“杨越”一词，古籍中往往是泛指百越之地。如《史记·南越列传》的“略定杨越”。古属杨州，所谓“扬州之南，越地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而杨越多焉”。这泛指百越之民。还有“南海”一词，也是对南方各族居地的泛称。《国语·楚语上》有“抚征南海”一句，这个南海指的是江南地。又如《左传·僖四年》：齐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这个“南海”是指我国江南的广大区域而言，因此，“伐杨越”事无论从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的内容来说，都与岭南的南越毫无相干。《通历》的原文我们未得见，仅就引文而论，也不能证明“南海事楚”的“南海”指的就是广州。顾祖禹把它写入广州城条内，以致将广州城市的兴起提早到西周时期，楚庭成了广州最早出现的城市的名字，这是前人在地理概念上的模糊而产生的误解。

二、有的说，楚庭是宫室。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楚庭条：“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

屈大均认定楚庭是南越最早的宫室建筑。他引证的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事，亦见《史记·楚世家》。原文只是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这个“南方夷越”指的是哪个族？地望在哪里？对姬姓来说，楚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族，楚王也自称蛮夷。境内种族众多，主要是南蛮、东夷、西戎和越族。夷在东，越处江南、楚对夷越用兵，一下子把版图扩大到地方千里。原文本身就带有夸张的语气。不妨用考古资料验证一下，看看当时楚国的势力已经到达什么地方。楚成王熊恽在位时（前671—前626年）正是春秋中叶之初。据考古资料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境内发现的一百余座早期楚基，年代属春秋中期，分布地点主要集中于长沙，再往南则为数甚少。就整个湖南地区来说，已发掘楚墓有两千余座，其年代至今仍未见有属于春秋早期的。虽然往南的湘潭、湘乡、衡阳等地已发现有春秋早期的墓，但不是楚墓。这就表明春秋中期楚的势力只到达湖南长沙一带，还未到达南岭。约当楚悼王时，楚的势力才控制今湖南全境。屈大均以为“南方夷越”就是岭南的南越。为什么“越宫室始于楚庭”？屈氏以“地为楚有”作为理由，而得出“筑楚庭以朝楚”的结论性解释，未免牵强一点。

三、有的说，楚庭是官衙。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引晋裴渊《广州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又作五谷囊，随羊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象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

“楚庭”或作“楚亭”，在哪里？先弄清“庭”或“亭”的意义很有必要。亭和庭指的是什么？《古文字类编》收有战国“亭”字陶文。西汉官工业中的制陶作坊所产陶器常常印有某“亭”、某“市”的印记。如洛阳河南县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印有“河亭”、“河市”字样，河南陕县汉墓中出土陶器印有“陕亭”、“陕市”字样，还有邯郸发现的“邯亭”，山西安邑发现的“安亭”，都把简称的地名冠在前头，亦发现过“市亭”合称的陶文和“亭市”连称的碑铭。《周礼·地官·司市》郑注：“若今市亭”，是古代管理市廛的官署。这是一义。《说文》：“庭，宫中也”。段注：“宫者室也，室之中曰庭”。依此说来，则堂寝、正室都可称庭。引申为宫室、衙署亦未尝不可。这是另一义，至于秦的基层组织亦有乡、亭，但年代、国别实与楚无关。

《广州记》中的“楚庭”，无论所指是前一义或后一义，都发生在都市或都城中。此外，该文还引出一个五羊衔谷的神话故事。广州大概在唐以后就有羊城、穗城、仙城等别称。仅就我们所见到的材料来说，“五羊”和“楚庭”一词见于最早的古籍记载是裴渊《广州记》。这段晋人的记述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楚庭为楚的宫室或官署或市亭，地点是楚的城市而不是在广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以后的史志中记述到楚庭时，愈说愈玄，牵强附会，原因就是离开了这个根本点而望文生义一番。晋时广州的州治在番禺（即今广州市），治所的梁架上画有五羊图，悬挂五谷囊。为什么要画五羊图？裴渊引用了当时人们对古老传说的记述：从前高固（按清人梁廷枏《百越先贤志》说他是越人）为楚相（令尹）时，出现过五羊衔谷聚集到楚庭的事。因为战国时广州属楚，所以把这农牧丰收的祥瑞象征也画在州厅的梁上。高固既然是楚相，必然在楚，他不可能身居岭南越地而为楚相的。换言之，五羊聚于楚庭是出现在高固为楚相的时候，因此，这个楚庭所在地就只能是楚的都城内或楚的某一城邑之中。照文义来说，它就是高固的令尹府衙亦无不可，根本与广州无涉。二是五羊衔谷的神话虽然成了广州历史文化悠久的一个象征，又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一个美好传说。但故事的发生据载最先在楚而不在广州。

《太平御览》引沈怀远《南越志》说：“任嚣、尉佗之时因楚时有羊五色以为瑞，因图之于府厅矣”。可见直到五世纪中叶，五羊的神话传说仍与《广州记》所载基本相同。唐李群玉《登蒲涧寺后二岩》诗有“五仙骑五羊，何代降斯乡”之句（见《全唐诗录》卷84），大概到唐以后不但把五羊衔谷故事的发生地点移到广州，还加了个五仙进去。以后，随着这个神话传说的建祠立祀（北宋时建五仙观），广州的古之“楚庭”一名就逐渐让位于“羊城”这个别称了。《广州记》这段有关楚庭，五羊的记述，本身也是传闻，没有文献与史实可供征信的。故事流传久远，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全都与楚挂上钩，正是楚与南越关系密切，渊源久远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