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人称“道长”，祖籍广东顺德，香港知识分子、传媒人。

梁文道的童年，是很多70年代贫困家庭的典型生活写照之一。因为家贫，父母要出外工作求温饱，在请不起保姆照顾一名只有四个月大的男婴的情况下，最后选择将男婴交托给外公外婆抚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外公外婆身在像近又像远的台湾，梁的父母不能随时付出一元八角搭巴士探望他。或者因为还未及懂事已被送离父母身边，梁文道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童年缺憾，还用“好free”去形容他的童年。“对老人家来说，有个孙仔跟他们生活是一件开心事，因此他们把我照顾得好好，再加上初中时过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因而变得非常独立。”

回忆童年片段，全家均为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别难忘小学时的教学模式。“当时入读那间天主教小学的规模虽然很细，各年级都只得一班，老师来来去去亦只得几个，但却很开放；二三年级时，老师已开始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老师教书，他们则从旁协助，从而培养出学生自我学习、发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中学，神父亦会跟我们讨论哲学问题，他们是十分注重知识训练的。”梁文道自言，其语文基础，便是靠小学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及报纸而成，还有外公对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四书》等，令他从小养成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是外公令我学会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教育及价值观”。

或许受到不同政治环境的影响，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中成长的小朋友，很少会被培养出一份爱国心。梁文道则相反，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已是一个民族主义很强的人，崇拜孙中山，纵然由始至终，台湾人都视他们为外省人。“我们这些外省人很多时只会跟外省人联络做朋友，这群人口中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国，他们仍然将北京讲成北平，怀念早餐食用的豆汁、听京剧，看梁实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书，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国时期，我便是一个浸淫在旧中华民国文化中成长的人。”

直至升读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机会接触到国内的刊物，感觉开始有点不对劲，到中四返香港读书，对中华民国的强烈民族情绪，更在一夜之间崩溃。“原来自己过去在台湾所读的中国文学及历史只是残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认识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另一回事，再看国内的历史书籍，亦有它的问题，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两边的问题，于是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及感情，是建立在一个甚么的基础上。”

“是香港启蒙了我！”梁文道感叹。

梁文道说过，初中时是一个坏透的学生，成绩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父母没将他送到台湾去，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个反叛的人。梁文道的反叛，从台湾回到香港，一直都没改变过，只不过随著思想及环境的改变，反叛形式从过去的拳头交过渡成有文化的反叛。17岁在应付高等程度会考（即现时的高级补充程度会考）的同时，投稿《信报》的文化版，撰写剧评，据说还挑起了一番笔战。考试将近还像火麒麟周身瘾，梁文道说并不是写作有特别的魔力，只是他不吐不快，想透过文字将自己的意见抒发出来，“写作亦是我逃离学校、制度及生活的一个outlet（出口）。”梁文道说，“闷”是他渴望逃离的原因，从小过已讨厌活在任何制度下，不满自己像行尸走肉的他，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想要甚么形式的生活，只因为他觉得长远的目标实在太不切实际。

跟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样，叛逆青年总喜欢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作为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在1989年正在大学修读一年级的他为抗议“四个坚持”，竟于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对峙，令他于学界一脱成名。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做得不错！”他大笑着。“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会除裤，但去到那个位却变成一脉相承的动作。对于当年10多岁的我，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感觉很骄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还笑言，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梁妈妈还是数日后透过麻雀脚通风报信才知晓，家人对他的出位举止亦见怪不怪。

《阿飞正传》中，旭仔自言是只无脚的雀仔，没地方可让他停留下来。加入商台前，梁文道从未做过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长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凤凰卫视，亦只做过七个月合约长工，一星期只需返两日半，活像一只无脚的雀仔。这样的生活，与跟他同年约30出头，未毕业已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较，梁文道确是特别过人。他解释：“我是读哲学的，选得这一科，根本没得担忧，想得清楚一点，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但因为我成绩差，毕业后便到一间小学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课老师，每日由大埔踩单车到沙田上课，日子过得很快乐。”从自由人摇身一变成为商业一台总监，这只无脚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他却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并不代表想从此停下来，“我从不考虑自己可以做甚么职业，因为对我来说，只要符合两个条件，甚么职业都可以做，一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说到理想，这只声言自己从不会想得太远的雀，突然变得很认真，还将理想分为大围及个人两方面，“大围的理想，其实抽象又虚幻，对我来说却很具体，就是如何协助香港及中国变得更加好。我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谈电视节目，针对对象是国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家，节目中我跟他们讨论环保问题、功能问题及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等，只想增强他们的鉴定能力，学习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书院，目的只想为香港建立一个更开放及更有知识的团体；写稿则希望参与文化政策讨论及时事批论，令香港变成一个更开放、民主及自由的社会。“虽然外间人会觉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个方向，商业一台总监一职，只是朝方向迈进多一步。”梁文道常说；“我们要相信自己！”

梁文道希望透过传媒这巨大的力量，为香港及大陆做点事，而选择成为商业一台这个全香港收听率最高电台的总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足以证明他并不是自己口中没有长远目标的人。半年过后，在梁文道监督下的商业一台，有人觉得它中产了，但他并不喜欢“中产”这个两个字，“应该是思考及关心的范围都大了，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细眼的东西，但有impact（冲击）。”令到他著意扩阔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为他发觉过去十几年间，香港人的眼光愈来愈向内萎缩，“报纸的国际版一直减少，香港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亦愈来愈低，对历史没兴趣。”就如有大学教授跟他说，有次给一班一、二年级的学生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在之后的讨论会上，竟然有几位学生问：“原来德国人曾杀犹太人？”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他认为，虽然已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满思考性的节目，如陶杰主持以扩阔国际视野为题的《光明顶》；介绍国内社会潮流的《亲中派对》；余若薇主持的政论节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打书钉》等，但改变还未足够，跟心目中的目标依然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还将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评论员，即将在《薇言大志》节目中找来10个十多廿岁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让他们在节目中开咪谈政治，在报章专栏中发表政见。

一直想知，像梁文道这类书评人，是否只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是好的书籍才看，答案是：“我已经尽量选择，但问题是世上实在有太多质素好、作者又花了很多精神和时间去写的书，只看好书，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更何况在工作需要下，必须去看一些坏书，去了解现今香港人的思想及潮流。”什么是坏书？梁文道说可以是一些质素很差但畅销的书，“每次要阅读这些坏书，都会把它当作报纸的资讯来看。”或许这感觉会好一点吧！好与坏这问题，亦引伸到他对香港出版界及传媒的狠评，“香港出版界的现况有点像台湾，关心的题材都很内向、很本地化，书籍稍为偏离本地化的主题，便立即滞销，好弊！”

一旦打开话题，梁文道便滔滔不绝，大谈香港的简体书市场愈趋蓬勃是因为大家的英语水平下降，只有选择简体版的外国翻译书；当香港报纸只懂上网抄袭皇马消息，国内的《足球周刊》却已亲身访问球会会长，面对此困局，他不脱评论家的本色，“从现在起，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一定要调整做事的心态，再不能单单考虑香港市场，而是整个大中华，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去扩阔市场。”见他满怀大志的模样，最后忍不住问他，对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么抱负，他却宁愿以下一步要求来代替抱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不会停下来，对所有事物及观念更加开放的人，自己不停改变之馀，亦可以改变到人。”这个大得像抱负的下一步，实在不是常人能担负得起，梁文道能否有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尽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大陆出版文集

香港出版文集

著名文化人、评论人梁文道先生，策划出版了葡萄酒—“年华”。

表面上规矩温和的梁文道似乎总能在任何种类的媒体或场合里发言论议，而不拘天气阴晴人事喧嚷，他总能条贯分明理路清晰地将自己的意思畅说干净。笔者以为他的“述”有AB面：一面是他的诸般文化活动，如创牛棚书院、作街头讲演、办读书杂志等，无所不及，此可称为“行述”。另一面则是尺幅宏远的千百文章和作为热销书《常识》《我读》《我执》《噪音太多》《访问》《味道》《关键词》等的作者，此可称为“文述”。（潘启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