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龚春，明朝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官的家童。据《宜兴县志》记载：“明代正德年间（一五O四年至一五二一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童
供春，读书于湖父金沙寺中”。《
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童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窥访老僧匠心，亦陶细土为坯……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如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当时供春伺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见一老僧善制茶壶，技艺很高，就私下跟老僧学艺，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
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捏成几把茶壶。因没有工具，他便借用一把茶匙用来挖空胎身，并用手指按平胎面。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就有“指螺纹隐现可见”。反而显得古秀可爱，如三代铜器。由于供春聪明好学和刻苦实践，不消几年一笏。可见
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清代
吴骞编《
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命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世人对供春壶持否定观点的根据有二，一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仿供春壶者，到清末民国初年仿者甚多。二是受张叔未的《清仪阁杂咏》思想影响。
储南强，宜兴人，在民国时期曾经担任江苏省陶业学校的董事，对故乡的文物十分重视，对名壶特别宠爱，曾不惜代价搜求和考证这把树瘿式的
供春壶，写下了几万字的考证文章。
一九二七年，
储南强在苏州一家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把砂壶，见造型奇特，壶表面尽管落灰肮脏，仍不失其古意。摆摊子的主人却把它当作废铜烂铁，满不在乎地摆在一边。储先生见了好奇地拿起一瞧，壶把下的款式赫然是“供春”二字，壶盖是由后来的制壶名手黄玉鳞配制的。这一发现使储先生大为惊喜，即与摊主商量买了回来。储先生奇遇供春壶当然如获珍宝，庆幸不已。他为了考证这把突然发现的供春壶来历，鉴定他的伪真，着实花费了一番功夫。首先亲自再去苏州向地摊主人了解壶的来历，摊主说是从绍兴传叔和家里流传出来的，储先生又赶到绍兴传家了解，传家以前曾经是西蠡
费念慈所有。费氏又说是在他以前一度曾是
吴大徵收藏的。在吴家此壶没有盖，是吴大徵请
黄玉麟配盖的。吴说他得之于另一收藏家沈钧如。沈之前出于何人已渺不可考。这把
供春壶的来历竟是如此曲折，而储先生的考证毅力也确实惊人。
储先生对于供春壶的考证东奔西忙，各地社会名流也随而闻之，一九二七年时值本世纪即将掀起的第一个鉴赏砂壶高峰，所以收藏家、欣赏者不断涌来，均想先睹为快，包括外国洋人，不但想开眼福，而且还想占为己有。其中杭州的著名画家黄宾虹在欣赏供春壶时提出了一点意见，他认为供春壶的壶身既然以银杏树瘿为蓝本，那么黄玉麟配制的壶盖也应该是
树瘿的形状，然而黄玉麟没有理解这一点，却配上了北瓜的蒂柄，此之谓“张冠李戴”。储先生认为有理，就请当时的制壶名手
裴石民重做一个树瘿式的壶盖，并在壶盖止口外沿刻上两行隶书，有黄宾虹铭文。文曰：“作壶者
供春，误为瓜者玉麟，五百年后
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是指当时英国皇家博物馆派人来商量，希望储先生出让供春壶，代价是二万美元。储先生没有答应。以后日本收藏家曾几次想搜取这把供春壶，日本人对中国的砂壶非常注意，在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奥蓝田先生曾编著一部《
茗壶图录》，所搜罗宜兴的砂壶比《
阳羡名陶录》还要丰富。日本人也久闻
供春壶的大名，曾派专人找到储南强先生，表示愿意高价收买供春壶。储先生没有愿意，而且为了免于纠缠和发生意外，他索性躲到深山别墅，避而不见。这样才保住了这把胜于金玉的树瘿式供春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