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喜，男，1958年7月24日出生，满族，北京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在近代火药武器问世前的漫长历史中，弓箭一直是起着决定性的武器。清朝更是以弓马得到了天下。

现在北京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在明清时代，曾会聚了40多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被人称作弓箭大院。弓箭大院里曾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老铺子名为聚元号。时过境迁，我们费劲周折在北京朝阳区一个简陋的小院里，找到了聚元号，也是弓箭大院惟一的传人杨福喜。杨氏的聚元号弓箭，更是曾在国际上获过大奖，也曾作为礼物送给毛主席。而随着时光飞逝，社会变迁，到现在，能够完整保留传统弓箭制作工艺的，目前所发现的只有剩下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北京聚元号弓箭铺。

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从“后羿射日”的传说到各朝将弓箭射礼作为中国传统的六艺之一，无不体现了弓箭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其实不仅是中国，在近代火药问世以前，弓箭在世界各国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聚元号”创建于1720年，曾是清朝的皇家御用兵工厂，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杨端林以40元大洋的价格接手了“聚元号”，成为了“聚元号”的第八代传人，从此“聚元号”便开始在杨家人手里传承。

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1884—1968年)，早年随其堂兄(“全顺斋”的掌柜)学习弓箭制作手艺。到二十多岁时，已是弓箭行业中较有名气的师傅，这时执掌“聚元号”的第七代店主王氏整天过着奢靡的生活，根本无心经营店铺，最终因为吸食毒品而搞得山穷水尽，决定以40大洋的价钱出让。原来的制箭师傅沈文清,杨瑞林好朋友，在得知“聚元号”要出让的消息后找到了杨瑞林，终于在亲友帮助下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店主。

杨瑞林接管“聚元号”后，增加了如：弩弓、弹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新品种，使“聚元号”增色不少。他还采取先进的经营方法，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购买弓箭。“聚元号”的弓箭从此远销海外，并于民国初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杨瑞林一家人的励精图治，使得“聚元号”的生意逐年兴隆，成为解放后硕果仅存的几家弓箭作坊之一。

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1957年，“聚元号”便停止了制作弓箭，而是改做木工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杨福喜承袭祖业，重新执掌“聚元号”，他成为了当今中国传统弓箭的传人。

聚元号的杨福喜师傅介绍了一些传统弓箭的制作常识，这是很令人大开眼界的事情，特别是当看到一堆堆貌不惊人的原材料，逐渐成为一件工艺化的作品的时候。传统弓箭，是竹胎，面向射手的那一面是贴上牛角的，外侧那一面敷上牛筋，弓身在没有上弦的时候，弯曲成一个外翻的弧形，故而称为反曲复合弓。有点像中药制作，原料必须是地道的。做弓胎的竹子产自江西，风干都在一年以上；牛角需要用湖北产的水牛角，每张弓要用两只，而且需要长度在60厘米以上，这样大的牛角已属难得了；牛筋选用水牛的背筋，风干之后，润湿，再用手工砸，然后一点点撕开，成为细丝，这是一个非常费功夫的活，俗话说“好汉子一天撕不了四两筋”；弓弰用的是榆木，需要用专用的工具加工成合适的形状，然后和弓胎粘接在一起，完成复合弓的基本结构。粘接工作用的是动物胶，也是天然材料，早先是鱼鳔胶，后期是猪膘胶，原先在弓箭大院有专门的师傅做胶，现在只能全部自己熬胶。制作中还有很多专用的工具，例如锛子（制作弓弰）、压马（特殊的操作台）、线车子（缠线用的）、弓挪子（弯弓形状专用）、箭杆刨、弓弰模版等等十余种特殊工具，至于常见的斧子、锯子更不必说了。基本工序是从弯竹胎开始，勒望把（弓的手持部分）、插弰子、弯弓、勒角面（磨牛角成几毫米厚的角片粘到弓上）、铺筋、做弰头、做望把、上板凳、绷弦等等，以上为“白活”，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无法一一描述了，整个弓做下来足可以看得眼花缭乱的，工艺虽然简单，据杨福喜师傅说，老年间留下来的一些做法和工具确实是非常好，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办法来改变，毕竟，聚元号制作弓箭已经300多年的历史了，十几代工匠，不断发展这门手艺，已经臻于完善和成熟，其间很多细节不亲自操作，肯定是眼高手低，看是看不会的。

弓体成形之后，就是“画活”的步骤了，对弓体进行精加工，打磨和抛光，贴上防潮的桦树皮，弓箭最怕受潮，桦树皮的防水性能相当好。用软木纸包缠望把，用鲨鱼皮或者蛇皮包缠工弰，弓身上贴上吉祥图案有点像，什么“平升三级”“福如东海”之类的，上漆之后即为成品了。弓弦是用线做的，用缠线器做出来很结实，还可以做成彩色的；箭杆用的是特产的一种“六道木”，这种木很直，粗细很合适做箭，箭头用金属，很尖锐，箭杆插在箭头里。为了保证箭的飞行稳定还要用到羽毛植入箭杆，早先是雕翎，现在只用鹅毛了。做一支箭，也有很多工序，所以箭的成本也高，古代打仗都是尽可能反复使用的。

恢复聚元号

1998年，杨福喜时年正好40岁，那个时候，他下了一个决心，就是重新将“聚元号”弓箭做起来。谈到“聚元号”的重新开张，杨福喜是这样说的，“那时我父亲已经70岁了，人生70古来稀，我怕再不做这件事就来不及了。”那个时候的杨福喜就开始有了一种危机感，因为他知道再不好好学习这门传统手艺，这门中国传统手工艺将面临在世间永远消失的危险。

1998年6月6日，没有任何隆重的开张仪式，杨福喜和父亲在自己家里开始重新做起弓箭来了。说起接过这项手艺，不如说是接过了一项传统文化的“种子”；杨福喜觉得它有很强的不可抗逆性，他说：“我只能是做弓箭的，这是注定的，我为弓箭而生。不管此前我经历了什么，最终我还是只能回归到弓箭上来。”

在开始做弓箭之前，杨福喜和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经历了时局的变化。他下过乡，到农村插过队，返城之后便在一家化工厂当工人。虽然在那个年代当工人是一件很荣幸的事，但是，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1992年国企改制，杨福喜便成了第一批下海的商人。

然而，杨福喜的第一次下海并不成功，以至于不得不放弃。那时，因为对弓箭制作怀有极大的兴趣，他选择了做和弓箭有关的娱乐项目，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到处碰壁，等撞得几近“鼻青脸肿”之后，不得不放弃。为了生活，他开起了出租车，在出租车司机那个方尺之地，一坐就是5年。

虽然在开出租车，但是杨福喜心中还是没有忘记弓箭，所以出租车的合同到期后，正好他的一个堂兄找到他，让他把制作“弓箭”这件事做起来，并给他很大的帮助。杨福喜觉得时机也成熟了，就马上着手并操持“聚元号”重新开张。在这一点上，杨福喜很感谢他的家人，他说：“因为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可靠的保障！”

凤凰涅磐

“聚元号”是重新做起来了，但一开始的艰难却是超出了杨福喜意料。由于当时传统弓箭并不受关注，也很少有人知道，因此，前来购买弓箭的人很少，几乎不足以支撑杨福喜的日常生活，有那么一段时间，“聚元号”差点就要做不下去了，但杨福喜想尽办法，维持着生计，期望尽快出现转机。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2年，“聚元号”迎来发展中的第一个“贵人”，那就是原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当时徐开才正是国家射箭队的总教练，他将杨福喜介绍给了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先生。谢肃方是一个英国人，但他却是一个中国通，同时对中国弓箭十分感兴趣，他第一次来内地就买走了二十几张弓，并且还为“聚元号”建立了英文网站。很快，国内外的一些弓箭爱好者都知道了杨福喜的“聚元号”，纷纷慕名而来，从此，“聚元号”的生意好了起来，渡过了最艰难的那一段时期。

“聚元号”真正的转机是在2003年以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仪德刚正好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弓箭的论文。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他找到了杨福喜，并在“聚元号”待了8个月，最终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成为了中科院的获奖论文。文章发表以后，“聚元号”的生存得到彻底的转变。仅三个月时间，杨福喜将积压的80多套弓箭全部售罄，并且从原来供大于求一下子转变为供不应求。但那一段时间里，购买弓箭的人必须提前订货，不然根本买不到。从开始的提前3个月下订单，到后来至少要提前一年下订单，现在他们每年都有接不完的订单，并且远销全世界三四十个国家。至此，“聚元号”彻底走出刚开始时间段的困境。

对杨福喜来说，仪德刚对自己的帮助还不止于此。正是仪德刚的建议，“聚元号”申请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3日，“聚元号”成了第一批通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杨福喜试射自己制作的传统弓箭

交流中互补

杨福喜的弓箭不仅让国内的弓箭爱好者如获至宝，同时也受到许多外国友人的青睐。目前，有些国家还允许狩猎，并要求狩猎的第一个月只能用弓箭打猎，所以，许多外国友人不仅将弓箭当作藏品收藏，还将其买来当狩猎的“武器”。杨福喜说：“目前来购买弓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除了有外国友人来购买，每年还参加中外传统艺术的交流活动。目前韩国、日本的传统弓箭制作手艺与产业都比中国继承得要好；在韩国，像我这种手艺的继承者至少都有五六家，但在中国，却只有我一个！”针对目前国内外的现状，杨福喜无奈地说。在每年的中外交流活动中，杨福喜都会和同行业中的人进行广泛的交流，将中国传统弓箭介绍给外国人，并且也学习国外的相关传统手艺。他说：“韩国和匈牙利在制作传统弓箭方面与中国传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目前，韩国是继承得最好的，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可以学习他们的传承经验。”

现在杨福喜已经不需要担心弓箭销不出去了，反而是订单太多，他根本忙不过来，近两年，他还收了两个徒弟。杨福喜说，中国传统弓箭是纯手工制作的，不像现代弓箭那样可以批量生产，因此，目前他还不能太大量地生产，一年也不超过100套。“现在有很多交流场合我都不敢参加，因为单子接不过来，推辞了很多客户。”谈起现状，杨福喜如此说道。

显然，这样的情况，让他很高兴，因为有很多的人来关注中国传统弓箭了，同时，他又很担忧，因为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延续或传承这个传统文化宝物，实在是太难了。

传承中的紧迫感

谈起传承传统弓箭的事情来，总不能忘记了制作。在与杨福喜交谈中了解到：传统弓箭的制作总共需要200多道工序，十分繁琐，因此，没有极大的耐心是做不下去的。所以，在寻找传承人这方面杨福喜很是担心。现在他已经收了两个徒弟，还好他们学得不错，自身也有兴趣。更让杨福喜欣慰的是他大学毕业的儿子愿意来继承他的事业，现在正跟着他学习全套的手艺。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万事大吉了，眼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原材料的稀缺。

谈到制作弓箭的原材料，杨福喜说：“牛角的好坏是决定一张弓质量好坏最重要环节，也是整张弓的灵魂，而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得需要5－6岁的水牛角，现在市场上的水牛一般都没到这个年龄就被屠宰了，所以现在能用的水牛角并不多，我有时都害怕有一天再也找不到这么长的水牛角了。”

但是，毕竟水牛在南方还是大量养殖的，而且用来耕地的水牛通常也能达到这个年龄，所以水牛角还并不是杨福喜最担心的。杨福喜最担心的是制作箭尾的羽毛。箭上的翎毛不能用一般的羽毛，最好是用雕翎，或者是猫头鹰、大雁、天鹅的翎毛。然而，现在这些动物都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根本不可能再从打猎猎物身上获得这些材料。迫不得已，杨福喜在试验众多鸟类的羽毛后，选择了用鹅毛来代替。但是，鹅毛也不是什么鹅毛都可以的，还必须是欧洲品种的鹅毛，才能达到基本的效果。所以目前羽毛的奇缺给杨福喜壮大传统弓箭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于这种传统行业，如果想要发展壮大，必须要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否则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关于“聚元号”的长远发展，杨福喜如是说。

从杨福喜的内心来说，是希望传统中国弓箭在自己这里得到发扬，但同时，他更知道这其中的困难。原材料的奇缺已经让很多传统手艺失传了，但他不希望弓箭制造这门传统技术也走上这条道路。

2020年12月，被北京市认定为2020年北京老字号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