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楼(1844～1890年)，名久昌，谱名久先，以字行。京剧武生演员。怀宁县石牌镇杨家墩人，清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名列“同光十三绝”。

1844年出生，谱名久先，从艺后改名久昌，字月楼。安徽怀宁人。父亲杨基旺（杨二喜），为卖艺拳师（一说为清道光年间徽班武旦演员）。清咸丰间随父到北京天桥张二奎赏识，张二奎遂聘杨二喜为教师，收久昌为弟子，使习武生，排名玉楼，与陆玉凤、沈玉莲、俞玉笙（俞菊笙，为俞振庭

后至北京，隶春台班直至去世。1876年复至上海开鹤鸣园。同治末年赴沪演出，轰动上海滩。张二奎过逝后，他被程长庚约入三庆班，为“京剧鼻祖”程长庚器重，以三庆班事相托。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底，由程长庚呈请，杨月楼被保选为四品顶戴的精忠庙（梨园公会前身）庙首并兼领三庆班。

1882年程长庚去世，接掌三庆班近十年之久。在京、沪享有盛名。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经张淇林保荐，与王楞仙同被选入清宫升平署，进宫承差，供奉内廷，曾为慈禧太后演出。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故于宣南右顺胡同寓所。在其弥留之际、托孤于盟弟谭鑫培，望精心培育其子三元（即杨小楼）成才，并嘱三元拜在谭氏膝下为义子，按氏家谱排名嘉训，后成为一代国剧宗师。

程派（程长庚）、余派（余三胜）两派之长。文武皆能。动作灵活如猴，猴戏尤被赞赏，因为演出孙悟空非常出色，有“杨猴子”、“美猴王”之誉。并以武戏文唱著名，形成“老杨派”之艺术风格。

剧目有：

文以《打金枝》《金水桥》《回龙鸽》（或称《回龙阁》）、《五雷阵》等奎派戏见长。武戏《长坂坡》《恶虎村》《贾家楼》等为杰作。猴戏代表剧目有《安天会》《水帘洞》《泗州城》。此外还擅演《四郎探母》《安五路》《镇潭州》《御碑亭》《群英会》《取南郡》《定军山》《阳平关》《戏妻》《下河东》《黄鹤楼》《连环套》《翠屏山》《芭蕉扇》《五花洞》《蟠桃会》《金钱豹》等。

名妓暗救杨月楼

著名京剧宗师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同光十三绝”之一，曾几度到上海演出。有一位闲居上海的广东徐姓妇女，见他人品出众，技艺非凡，便有心将女儿许配与他，因而与之多有交往。这位妇女本是官眷，人虽半老，风韵犹存，丈夫死后拥有一大笔遗产。住沪的广东人见她与杨月楼过从甚密，便疑心两人有私情，觉得丢了广东人的面子。现又听说杨要娶她的女儿，便断定杨企图吞占徐姓家财，霸占母女，出于同乡人的义愤，他们联名讼之于官。当时的上海县令也是广东人，见了诉状便怒火中烧，即刻出签将杨月楼拘捕入狱。审讯时，杨拒不开口，县令命衙役用铁锤打他一千下，谁知铁锤落下，质软而轻，毫无痛苦。这是怎么一回事？几天以后，一个妓女到监狱去探望他，才解开了谜。此探监者名叫沈月春，是上海名妓，因厌恶勾当生涯，早已有心从良。杨月楼每次到上海演出，她都要去看他的戏，并深深爱上了他。奈因自己身份卑贱，只好把爱慕之情藏于心底，此次当得知杨因事系狱后，她慌忙跑到县衙疏通关系，衙役告诉她，此事实在爱莫能助。衙役还说，县太爷已命我们准备铁锤，打算在堂审时找个岔子活活将杨打死。沈月春一听泪如泉涌，突然跪下，苦苦哀求衙役救她的“心上人”一命。她花了一千两银子，终于买通了衙役。衙役在行刑时，用的“铁锤”是软木做的。

沈月春去监房探望杨月楼的时候，因为杨并不认识她，她只好自报家门，并详细叙述了自己暗里救他的经过。言谈之中，她微露爱慕之情，最后竟哭着对杨说：“自君入狱，妾不敢自安，每日吃素念佛为君消灾，诚望君早早出狱。”杨月楼听了她的哭诉，感动不已，他真想一把拉住她的手，说上几句感恩的话。但是他深知，此举非但剪不断月春的相思情，反而会使她陷入更深的爱恋之中；再说自己早已与徐姓妇女的女儿有过海誓山盟——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他是不可能娶眼前这位多情妓女的，又何必误了人家从良的大事呢！想到这里，杨月楼竟扳起面孔，双目怒视，高声责问她：“谁叫你救我的？谁叫你吃素的？我坐班房与你何干？”可怜沈月春哪知杨月楼的用意，面对如此“忘恩薄义”之人，她顿时心灰意冷，痛哭而返。从此厌绝尘事，自削其发，跑到杭州建了一座尼姑庵，当了尼姑。

杨月楼与韦阿宝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老生、武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

舆论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地方绅士为代表，他们言激词厉，以“端风化”为由，要求严惩当事人，并进一步主张“正本清源，谢禁妇女看戏”；另一派则是呼吸了海上新风气的市井文客，他们持论宽松安闲得多，在同情韦、杨的调子里，更多流露的是对前者的不以为然。地方绅士以道德自任，冠冕堂皇，并且多少具备些干预事件发展的力量；市井文客擅民主之名，虽无直接势力，也许倒代表了社会风向，其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上海县绅董江承桂、郁熙绳呈请下，县令叶廷春颁布《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告示在《申报》上刊出不过一星期，即有化名“与众乐乐老人”者致信报馆，批评禁止妇女看戏：“夫看戏一举，原属赏心乐事，本当男女同乐，良贱共观。今妇女仍无厉禁，惟良家独自向隅，故愚谓此论未昭平允。试思男子处世，有交游之乐，有纵马田猎之乐，甚至有秦楼楚馆之乐，博钱踢球之乐；而在妇女皆无之。至于看戏一事，可以消愁解闷，可以博古通今，可以劝善惩淫，似宜任其观阅无禁，不宜复分男女，复论贫贱也……故吾深不愿有此一禁也！他日者，余将携家属同赴戏馆，不徒愿吾一须眉男子独乐其乐，可并将使吾众巾帼妇人共乐其乐：不徒携我家妇女与少乐乐，欲邀同人妇女与众乐乐，断不因贵馆之论禁止，遂使之大杀风景也……”这封出自男子手笔的信，至少流露了下面三层意思：看戏乃娱乐消遣；娱乐消遣为人之必须；男女在娱乐消遣方面的权利是同等的。还有一层稍稍隐蔽的意思：红粉钗裙本为戏园一景，如今把她们通通赶走。则男子看戏也觉冷清无趣。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杨月楼在沪开办鹤鸣园

1879年9月4日，光绪五年（己卯）七月十八日：三庆班应史家胡同仁和王文恰公夒石宅堂会

子杨小楼承父业，亦演武生，又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