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七年(772年)冬，授福建都团练
观察处置使兼福州刺史。大历八年(773年)四月，李椅以福州学宫在城西北，屋宇狭小，地势低洼，常遭水患，教学荒坠。遂筹集资金，选择新址，将学宫移建城南兴贤坊，扩大规模，使福州学宫包括孔庙、讲堂、书室和教授署舍等都焕然一新。学宫塑立孔孟圣贤像，配制祭器、乐器，隆重举行春秋二祭；还订立学规，添购图书。李椅在每年二月初一与八月初一，亲赴学宫讲学，查阅学子作业、试卷，考察他们学问，将德才兼备的学子分等级上报礼部。并在他们上京应试时，举办“乡饮”，行“饮酒礼”，隆重饯送。李椅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人知敬学，“闽人皆以不学为耻”。大历十年(775年)，李椅卒于任上。福州士民条其善政，刊刻于石。大历十三年(778年)，朝廷诏赠礼部尚书，谥曰“成”。后人称为李成公。
世与道交相兴丧，弘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山畏山畾大壤向化；微文翁，蜀学不崇，闽中无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民赖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退而叹堂屋湫狭，敩学荒坠，惧鼓箧之道寝，子衿之诗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大历十年，岁在甲寅秋九月，公薨于位。于是群吏庶民，耆儒诸生，雨泣庙门之外，若有望而不至，号曰：“岂不欲斯文之渐渍于东瓯之人欤?不然，何锡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党瞠然，鸣呼曷归?判官缮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颍州韩质、监察御史河南长孙绘，率门人、部从事、州佐县尹，相与议：以公之功绩明示后世，谓及尝同州谏之列，宜备知盛德善政。见托论撰，以实录刻石，曰：公讳锜，字某，皇帝之诸父，宗室之才子。宽裕恺悌，孝慈忠敬。尊而成式，文而强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酌其精义，以辅儒行。故居处执事，著书属辞，非周、孔轨躅不践也。天宝三载，应选辩论，为安阳县尉。中兴之后，历御史、尚书郎、谏议大夫、给事中十余年。周历三台，言中彝伦，动中大本。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家贫不乐清近，求为京兆少尹。无何，出守弘农，又移典华阴，兼御史中丞。华阴之近者安，远者来。天子以为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职。大历七年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节都督福建泉、汀、漳五州军事，领观察、处置、都防御等使。八年夏四月，龙旆六辔，至自京师。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号曰难治。公将治之，已考礼正刑，节用爱人。颁赋遗役，必齐其劳逸。视年丰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烦苛，法之掊克者。吏不奉职，民不师教，则惩以薄刑，俾浸迁善，由是人知方矣。公将安之也，初，哥舒晃反，书至，公屦及于门，遽命上将帅戈船下濑之师，西与钟陵军会，先拔循、潮二州，以援番禺。推诚誓众，士皆奋勇。既而大憨就戮，五岭底定，民是以康，繄我师是赖，人无奸宄寇贼之虞矣。公将教之也，考类宫之制，作为此学而寓政焉。躬率群吏之稍食与赎刑之余羡，以备经营之费，而不溷于民也。先师寝庙，七十子之像在东序，讲堂、书室、函丈之席右西序，齿胄之位，列于廓庑之左右。每岁二月上丁习舞释菜。先三日，公斋戒肄礼，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陈祭典。释菜之日，美器、用币、笾豆在堂，樽罍在阼，公玄端赤舄，正词陈信。是日，举学士之版，视其艺之上下，审问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导之，讲论以勖之。八月上丁如初礼，岁朝，博士以逊业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于公，敛其才者进其等，而贡之于宗伯。将进，必以乡饮酒之礼礼之，宾主三揖，受爵于两壶之间，堂下乐作，歌以《发德》、《鹿鸣》、《南陔》、《由庚》、《嘉侯》、《南山有台》以将其厚意。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公薨之二年，大常议按公叔发修卫国之班制，以交四邻。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家风，夙夜不懈，卫人铭其彝鼎。以公尊教劝学，德洽荒服，乃奏谥曰“成”，诏赠礼部尚书。而刻金石之礼则阙而未备。今也，敢播德馨，贻之无穷，其《铭》曰： “公之文，肃恭且仁，宣力事君，润饰经术，底绥斯民。公之武，鳏寡不侮，刚亦不吐，率师勤王，戡厥丑虏。易俗移风，经始頖宫。百堵皆兴，孔堂崇崇。四科以班，乃侯乃公。秩秩礼典，锵锵礼容。大昕鼓箧，学士萃止。褒衣乃屦，登降以齿。从公于迈，乐我泮水。我闾我里，讲论资始。比屋为儒，俊造于林。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公宜难老，为学司南。斜日告凶，实天匪忱。翙翙和銮兮，不闻遗音，愿言思公兮如玉如金。镂余烈于此石，以塞罢市者之心。”
唐宋时期福建乃至福州的文教却发展得很快，繁盛一时。汉晋以后，中原士民陆续迁闽，“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朝廷委派入闽的官员，不少人本身就是文学家和诗人。南朝宋晋安太守阮弥之开始兴学，出现了“家有诗书，市无斗嚣”。后来，人们在乌山麓建祠以祀，称阮公祠。后移至东关外归善里(今晋安区前屿)嗣后，太守虞愿“在郡立学堂，教授生徒”，王秀之继任，承袭“善政遗风”。福州的教育文化有了初步发展。两晋至六朝，入闽的名宦有郡守范缜、林禄、江淹等，不下40多人。隋朝发轫的开科取士制度，为地处穷乡僻壤的福州士子提供了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良机。唐代，大历建元年时李椅、常哀两任福建观察史在福州提倡教化甚力。李椅将福州府学孔庙从旧州西北一里迁至城南(子城之南，即今朱紫坊一带)，还补收生徒，建立新学制，严于检查士子学业，酌才提升。常哀留意选招优秀学生北上参加科举考试，人称“搜罗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无伦比”。常哀死后，福州人在府学内建常公祠，春秋配享，后与李椅合祀。由此，福州民风一变，学风大振，奠定了宋代“海滨邹鲁”的基础。唐贞元21年间(从785年—805年)，福建全省中进士的达74人，其中福州占39人。
古代福州由于偏处东南，文化教育较为落后。唐时，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相当的发展。大历七年（772年），福建都团练处置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李椅，对教化提倡甚力。常衮继任后，在兴文重教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他任职时，广设学塾，招收英才入学，并亲自指导诸生写作文章。在常衮的努力下，闽人皆以不学为耻，福建各地士子尚学成风。因而，由此至唐末的百多年间，福建中进士者有74人之多，闽中的人才之盛可与中原文化发达的地区相媲美。
武德初，以隋
张衡死非其罪，谥曰忠，是奖弑君之贼也。高祖相
封德彝，宜其以逆为忠也。汉大纲正，见于戮丁公；唐无三纲，见于赠
张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