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祜，生药学家和教育家。从事教育近60年，为中国药学和生药学专业培育了几代科学技术人才。对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工作，是中国现代生药学的先驱者之一。不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中医药特色，扩展了生药学的研究。

1905年11月1　日生于安徽省枞阳县田埠村。

1930年　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理学部。

1930—1932年　在日本广岛大学（原名文理科大学）研究部深造。

1933—1936年　任安庆女子中学教员。

1936—1937年　任保定农学院教授，兼北平中法大学生物学系讲师。

1937—1938年　任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

1938—1947年　任陆军军医学校药科生药学系主任、教授。

1947—1949年　任国防医学院药科生药学系主任、教授，兼代药科科长。同时兼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1949—1952年　任华东人民医学院药学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药学教研室主任。

1954—1987年　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药学教研室主任。

1951—1988年　任中国药学会各届理事、上海药学分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

1988—　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教授。

1995年12月29日　逝世于上海。

李承祜，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田埠村。从小酷爱植物，小学毕业后考入杭州甲农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济南农学院园艺系。1924年9月，考取公费留日，于1925年4月就读于广岛高等师范理学部，1930年毕业后继续在广岛大学（原名文理科大学）研究部深造。

1932年5月，他响应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归国抗日”的号召，几经周折后回国，先在安庆女中任教，后在保定农学院任教授，兼北平中法大学讲师。1937年在安徽大学农学院担任教授。

1938年，他受聘于陆军军医学校药科，1939年，辗转到达贵州省安顺，从此一直从事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的教学工作。1947年，军医学校迁回上海，改名为国防医学院，他除在药科生药学系任主任、教授和代理药科科长外，并兼任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

1949年，上海解放，他响应组织号召，参加筹建华东人民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并任药学系副主任兼生药学教研室主任。为了集中精力从事药学教育，他于1950年辞去同济大学的兼职，专心致志地参加我军第一所高等药学科系的组建工作，从学科的设置、教材的选择和编著、教具及标本的筹措到师资培养和学风，都一一过问。当时图书和标本均甚缺乏，他主动将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在日本和国内采集的1000多份标本捐献给学校，并把数百本书刊拿出来供教研室使用，为我军的高等药学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身心倍受摧残，但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是非分明，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获得平反后，他不计前嫌，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积极带领教研室同志们一道奋战，一起重编教材，扩建药圃，补充教具和切片标本，以恢复教学秩序。培养研究生制度恢复后，1978年，他是第一批被授权的生药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亲自为研究生开设植物解剖学和植物分类学等课程，亲自指导研究生课题设计、实验及论文撰写等工作。

早在30年代，他便开始收集资料，编印了许多实用的讲义。1946年，他的《药用植物学》在贵州省刊印，并作为校际交换征求意见。其后经过多次修订，于1949年作为大学课本公开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观点编写的药用植物学大学用书，较系统地介绍子药用植物有关的形态学、生理学和分类学，为后期的生药鉴定、药用植物栽培与成分探讨等提供了基础理论。该书着重介绍国产药用植物，并附表介绍其分类、药效及成分。此书出版后，国内药学院系普遍采用，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受到一致的赞扬。1951年及1953年，他编著出版了《药用植物的经济栽培》上、下册。1952年，又正式出版了大学课本《生药学》，此书取材精新，内容丰富、实用，除大量引进近代国外生药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外，还紧密地结合中医药特色，较系统地介绍常用生药的分类、来源、性状、成分、理化鉴别、功效等，附录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植物性生药的各种检验方法，受到当时同行的一致好评。

李承祜受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影响，从小就有志学农。在农中学习期间，对植物和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利用课余、假日到田野山间采集标本，不耻下问于牛郎村妇，每遇到有用的民间草药，总是悉心辨认。偶遇草医、俚医，更是追本逆源。在大学期间，他刻苦攻读，在植物解剖学、植物分类学和植物栽培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开始教授生物学、普通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许多古代的本草专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觉得中医药有其丰富的内涵，但就其分类角度来看是不够精密的，应该引进现代科学的内容，使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38年，他受聘于陆军军医学校药科。在贵州省安顺的艰苦环境里，他整整工作了8年。他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与学生一起利用荒山野地开辟药圃，经常带领学生上山采药认药，对安顺地区药用植物分布和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并试种除虫菊、颠茄、曼陀罗、洋地黄、美鼠李等重要的药用植物，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但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多种较实用的讲义和实验指导。

进入50年代，他的教学科研活动更加繁忙，当时他已多年患有严重近视、白内障和糖尿病等疾病，但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编著的《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的经济栽培》、《生药学》和主编的《中国药用植物图鉴》等都在这个时间问世。这些著作对中国、我军药学专业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60年来，他先后讲授过生物学、普通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植物解剖学、植物病理学、树病学、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等课程。他自编讲义，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十分形象生动，深受学生欢迎。他非常关心教师队伍的成长，特别是对中青年教师更是关怀备至，要求他们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既大胆放手让他们干，又手把手地细心加以指导。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培养了几代专业人才。

李承祜于1956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立过二等功、三等功。1957—1960年，先后四年被评为上海市和解放军总后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0年参加全国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81年，出席全国科协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军报》曾于1960年和1981年两次登载他的先进事迹，表扬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和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的精神。

李承祜除日常工作外，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他历任第二、第三、第四届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总后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军药学专业组组长，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药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中药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药管理局技术顾问，还历任《药学学报》、《解放军医学杂志》、《药学文摘》、《中国中药杂志》、《中国药学杂志》、《中成药研究》、《人民军医》、《人民军医药学增刊》、《上海中医药杂志》、《药学教育》、《上海科技报》、《大众卫生报》等报刊的编委、顾问或主编。

李承祜对中国的药学事业和药学教育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药学科辛勤地耕耘，为中国现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以及永不停顿的探索和奉献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消灭中医的政策，使中医药濒临绝境。李承祜针对那种“笃信西药，鄙弃国药”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在《药用植物学》一书序言中大声疾呼中国药物的重要性：“欧美诸国犹不能忽视，而我们自己绝不能妄自菲薄，应以不偏不倚之态度，按国家人民经济之能力，与夫道地物产之情形，将吾国旧有本草予以科学之整理，精密之研究，俾能有所发明，以裨益国人之健康，减少对外之漏厄，是不特药学界之光，抑亦我民族之幸也。”

李承祜一贯关心中国的药学事业，特别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60年代初，他曾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制订，积极倡导发展祖国的新药学体系，他认为：“抓好教育，提高全行业的素质，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既注意发扬中医药特色，又注意大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中医药的方法；扩大生产保证供应，不断提高中药质量和提高临床治疗水平，是发展中药的目的。他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意见大都被《规划》所采用，对中国中医药方针政策的制定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0年，他先后两次以“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的形式上书有关领导部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加强中药的研究和管理已刻不容缓。意见上送后，引起了国务院、卫生部及国家医药管理局的重视。这些意见对医药行业的治理整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平时在教学过程中，李承祜经常宣传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讲中药发展史时，他从本章的起源讲到历代本草专著的伟大成就，以大量的史实介绍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医药文化，为学生热爱中医药事业，投身于中医药事业，播下了一颗颗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种子。

50年代，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70年代，兼中药组组长。他除了大量审阅各地起草的文稿，协助兄弟单位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外，还亲自组织制定4种中药的质量标准，撰写起草说明。他对待中药的真实性和质量标准持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审查资料时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常逐字逐句推敲，标点符号亦不轻易放过。他和同志们一道澄清了许多混乱品种，维护了药典标准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中国的中药质量标准工作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