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光_北平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 - 威林百科weilinceramic.com

李乐光

北平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

李乐光，1902年生，原籍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村。原名李兆瑞，曾用名李耀平、李伯馀、李白余，李大钊族侄。1926年9月—1931年6月在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毕业。1927年在清华大学加入，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历任华北文化总同盟主席，河北省文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代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中央情报部党派组组长，中央组织部行政处长，冀热辽自卫战争动员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城工部副部长，中共锦州市城工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北京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长兼北京市财委副主任等职。

主要履历

李乐光，原名李兆瑞，曾用名李耀平、李伯馀、李白余，李大钊族侄。1902年（亦有1903年11月1日说法）生，原籍河北省乐亭县木瓜口村。1926年9月—1931年6月在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毕业，其间于1928年赴日本东亚学校读了一年书。由于国共合作，1927年在清华大学加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李乐光气愤之下脱离了国民党，并于1932年3月经于九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历任华北文化总同盟主席，河北省文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改名李白余开始秘密整理李大钊的遗文，后交付岳母赵毓和周作人等保存出版《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李大钊烈士纪念馆内存有原遗稿。

1933年9月被国民党逮捕获刑十年，解往南京监狱。1937年，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被释放并在组织的安排下抵达延安，改名李乐光并从事革命工作。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不久赴抗战前线，任中共东南分局代理秘书长。

1939年调回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中央情报部党派组组长，中央组织部行政处长。

1946年起，先后任冀热辽自卫战争动员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城工部副部长。锦州解放后，任中共锦州市城工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1949年5月起，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长兼北京市财委副主任。

1953年9月起，兼任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书记，还担任北京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北京市政协秘书长等职。

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终年53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李乐光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父亲李子恒，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同乡、同学，也是挚友。殷实的家庭生活使李乐光9岁入小学读书，毕业后又到北京师大附中读书。

投身革命

五四运动期间，李乐光曾参加北京的学生队伍到总统府请愿。因北京时常闹学潮，社会动荡，家里怕李乐光出事，因此不让他继续上学读书，把他叫回来在家里种田。两年后又安排他去哈尔滨一个钱粮店学经商。但正直诚实的李乐光讨厌做买卖这一行，他实在不适应那种欺诈钻营、讨价还价的气氛和环境，不长时间就回了家。一年后他又从家里出来，踏上继续求学之路。1924年至1926年，他先在上海宣化中学、吴淞中国公学、浦东中学读书，后于浦东中学高中毕业。这期间，李乐光开始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还看了《向导》、《中国青年》等报纸以及宣传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思想的书籍，有了政治上求进步的要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1日，上海举行了20余万工人大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愤怒抗议日本纱厂大班(相当于厂长)枪杀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逮捕学生，要求释放被捕者，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接着，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全国有1700多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到处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五卅运动很快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高中毕业后原想上大学攻读理工科的李乐光，由于受了五卅运动和周围进步的环境和影响，他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决心进北京大学。因那时北大校园思想比较活跃、进步，况且李大钊又在那里。李乐光于1926年到北平，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政治系。因北大当年不能开学，他便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他聪明好学，除学好本科课程外，又读了一些课外的政治书刊，开始比较用心地研究革命理论。在这个时期，李乐光常到李大钊那里，听取李大钊的教导，接受他的熏陶。李大钊也视他如自己的子女，给李乐光以亲切的关怀和引导，嘱咐他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使李乐光很受启发和教育。

1927年初，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李乐光在清华大学参加了国民党。清华的国民党组织中分成拥共和反共的两派，李乐光为前者。几个月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了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李乐光气愤之下，脱离了国民党，他先是想通过李大钊到苏联去。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于4月28日杀害了李大钊，而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却去了日本。为此，李乐光也于1928年去了日本。李乐光在日本东亚学校读了一年书，受日本左翼思想影响很大，更加坚定了他参加革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思想基础。1929年夏，李乐光回国，又到清华大学政治系读书。这时，北平已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所统治。他们在北平实行的法西斯统治，比原来的奉系军阀更加残酷严厉。

1931年夏，李乐光从清华大学毕业，到北大商专和民大当教员。这时，李乐光同他在燕大、法学院的同学们一起组建起一个文化团体——北平社联并担任执委。当时北平的文化团体很多。为实行对北平市文化系统的统一领导，并引导这些文化团体走正确方向，在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下，由社联、左联和清华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筹备，成立了北平市文化总同盟，李乐光担任组织部长。这是他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他一面教书，一面在北方通讯社工作，同清华的同学张钦益、乔木等人共同办《北方青年》，同千家驹、范文澜等人创办《社会批判》以及编《清华周刊》等。办刊办报的过程使李乐光更进一步接触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当他看到因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乱而导致民不聊生，广大穷苦百姓在战乱和贫困的水深火热中痛苦煎熬时，心中充满同情和不平，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

抗日反蒋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在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许多城市后，沿着北宁路向西疯狂进犯。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军华北，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同时对全国各地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进行破坏和镇压，从而激起了北平和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浪潮。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北平学生纷纷南下示威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抗日。李乐光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和激愤之情，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学生的请愿队伍中，积极参加南下示威活动。在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领导下，清华、北大、燕大、民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辅大等学校的4000多名学生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武装围截和阻拦，又识破和粉碎了他们改用软化、收买和引诱手段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在铁路工人们的支援帮助下，于12月7日乘火车从北平出发，中间又会合山东济南、青岛两市3000多名学生，7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往南京。12月10日，学生们到达南京后，和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们汇合在一起，首先在外交部门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随后，于12月17日汇集到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还到国民党中央政府门前要求见蒋介石。当听说已多次用答应出兵来敷衍学生的蒋介石这次从后门溜走的消息后，学生们无比愤怒，高呼着“我们要爱国、要抗日，不要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海潮般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随后继续前进，捣毁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蒋介石恼羞成怒，急忙调动大批军警前来进行残酷镇压，开枪打死、打伤了几百名青年学生，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南京珍珠桥惨案。

在这次斗争中，李乐光更加认清了指望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那只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的。要抗日，只有全中国人民共同奋起，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回到北平后，李乐光积极在他们办的刊物上撰写文章，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必胜，号召工农大众、青年学生紧急行动起来，团结抗日；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投降卖国、镇压学生运动、苛捐杂税、贪污勒索民财、鱼肉人民的罪恶行径。

1932年3月，经于九公介绍，李乐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李乐光，正当青春年华，在政治上、思想上趋于成熟，好学上进，活跃而稳重，工作能干，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在北平市文化界小有名气。1933年春，中共河北省委调李乐光任省文委书记，同年6月改任省委宣传干事，7月，又开始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1933年3月，日军占领了热河，进逼华北，威胁北平。这一紧张局势，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反蒋情绪越来越高涨。而国民党则坚持实行其卖国内战政策，一面与日寇勾结，出卖主权，乞求所谓的和解；一面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围剿中国共产党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在后方加强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爱国行动。1933年3月初，蒋介石逼迫张学良辞职而派亲日分子何应钦任北平分会委员长，并派蒋孝先的宪兵团第3团到北平加强其法西斯统治力量。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河北省和北平市中共党组织仍继续领导人民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李乐光在秘密工作战线上，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与敌人开展英勇顽强的殊死斗争。早在1931年，李乐光由于经常去清华大学蔡教授家里讨教问题，结识了蔡家的女佣人赵玉（赵毓）和其女儿赵兰，并与赵兰相爱，党组织考虑到建立家庭可以更好地掩护李乐光开展革命活动，就批准他二人结婚。婚后，受李乐光影响教育，赵玉母女俩很快从同情革命到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中来。为方便革命工作和照顾生活，赵玉辞去佣人工作，与李乐光、赵兰住在一起。从此，李乐光以家庭为联络点开展革命活动，岳母赵玉（赵毓）、妻子赵兰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赵玉还成了李乐光的地下交通员，3口人组成了一个超越一般家庭感情和关系的革命家庭。

李乐光时常在家里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当约好有人要来家里时，赵玉就在院门口地上撒上一些花生皮子或在院墙上划个圈作暗号，来人见到暗号就知道情况正常。当李乐光在家里与人谈话或开会时，赵玉或赵兰就会拿点活计，坐在院门口树下为他们放哨。李乐光还经常到北海五龙亭去与人接头。因单身活动可能会引起敌人注意，每次都由赵玉、赵兰母女相陪作掩护。一家人装作散步的样子，边聊家常边慢慢踱到北海公园。等接头的人来了，李乐光就与来人一前一后到山坡上或树丛中去谈工作，赵玉母女就留在附近设卡放哨，一有可疑情况就发出预定信号。李乐光还安排赵玉为他取送文件和宣传材料，跑地下交通。一次，天下大雨，赵玉从西直门马相胡同一个姓曾的同志那里取来一大盒子文件和宣传材料，雇了一辆洋车返回走到西四牌楼时，遇到警察把车拦住，要检查。当警察掀起车帘时，看到赵玉态度安详、神情自若的样子，没有仔细检查就放过去了。又一次赵玉到海淀区取文件，那批文件都订成书本大小，封面用《红楼梦》等小说封面作为伪装，在路上遇到警察检查时，赵玉从容不迫地主动把“书”拿给警察，警察一看封面，摆一摆手，放赵玉通过了关卡。就这样在李乐光的安排下，赵玉多次冒着危险完成了传送文件、宣传材料和各种消息的任务。经李乐光培养教育，其内弟赵锡彦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被安排在北平灯市口的一家书店里当学徒。这家书店是党的秘密联络点，“老板”是共产党员。赵锡彦经常为地下党取送文件，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书店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查抄，“老板”被捕，赵锡彦也被怀疑。后来赵锡彦虽然经人介绍到另一家书店工作，但不幸去后3天被暗害身亡。李乐光、赵玉、赵兰十分悲痛，可他们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控制住个人的感情，处理了赵锡彦的丧事后，又继续战斗。

1933年4月，经北平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学者、教授们发起，中共北平市委准备组织北平各界人士和群众为6年前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举行公葬。李乐光执行省委关于在举行李大钊公葬期间党组织不公开露面的指示，秘密投入了紧张准备工作。他和赵兰忙了几个月，联系有关事项，编写、赶印传单，然后找人送出、散发、张贴。4月23日公葬这一天，李乐光、赵玉、赵兰都到了现场。停在宣武门外妙光阁中的李大钊灵柩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被大家缓缓抬起，人们戴着黑纱、胸佩白花，抬着花圈、举着挽联前进，一路上撒传单、呼口号，“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等口号此起彼伏，震撼大地，许多围观的群众也眼含热泪自动加入到行进的队伍中来。虽然在西四牌楼举行公祭时遇到国民党宪兵3团武装暴徒的袭击，一些人被打伤，一些人被捕，但被冲散的群众又集合起来，坚定地走向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国共产党送的、刻着镰刀斧头的墓碑随同李大钊的棺木一起被埋进了地下，成功地为李大钊举行了隆重的公葬。

国民党宪兵3团在公开镇压公葬李大钊活动之后，更加紧了法西斯特务统治，在增调特务力量的基础上，他们利用共产党内的意志不坚定者充当特务，并派遣奸细千方百计打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布置宪警特务盘查监视群众；利用他们手中的反动报刊，大造反动舆论。他们从公开逮捕杀戮、非法搜查到暗中盯梢、绑架，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摧毁共产党的组织，恐吓革命群众，扑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李乐光执行省委的指示，机警灵活地开展工作，英勇果敢地同敌人作斗争。为了防止暴露和遭到不必要的损失，李乐光不得不经常搬家转移。李大钊被害后，李乐光一直以其亲属、同乡、同学的名义与李大钊的子女保持着联系。一天，李大钊的女儿李炎来找李乐光，被一个女特务发现，她问赵玉：“这位小姐怎么一进门就跟你家姑爷走了，干嘛去了?”赵玉机警地回答：“ 她妈妈和她嫂嫂打架了，找她表哥劝架去了。”当赵玉把这一情况告诉李乐光后，李乐光当即决定搬家。果然，搬家后的第二天，敌人就闯到这里来抓人，结果扑了个空。后来，李乐光又根据情况搬家到北海后门一个胡同的独院里。

李大钊被害后，李乐光在社联和“文委”工作时，曾经与一位同志共同搜集了李大钊的一批文稿，后交由李乐光负责保管和整理，并计划选编出版。自从搬到北海后门处之后，李乐光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整理李大钊文稿，然后交给岳母赵玉保管。

1933年9月，河北省委秘书长朱百川被捕。朱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李乐光。农历八月初一清晨，国民党宪兵包围了李乐光的住处，破门而入，抓走了李乐光和妻子赵兰。被敌人扭送着的李乐光挣扎着频频回头望着岳母赵玉。这意味深长的目光使赵玉顿时领悟到：李乐光的意思是要她把李大钊的文稿保护好，并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党组织和同志们。赵玉没有辜负李乐光的信任和希望，她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后来，赵玉又受李乐光委托，先是把李大钊的文稿转移到安全地方保存，又千方百计地找到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的住址，把这批文稿完好无缺地交给了李星华。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批珍贵的李大钊遗稿仍然珍藏在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烈士纪念馆内。

李乐光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北平钱粮胡同国民党的宪兵3团。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皮鞭子抽、灌辣椒水、烙铁烫、竹签子钉手指尖、吊大挂等。这些暴行，只能摧残李乐光的躯体，但却动摇不了李乐光的钢铁意志。他威武不屈，怒斥敌人滥施刑罚，却只字不露党的秘密。两个月后，敌人放出赵兰，把李乐光押往南京，判了8年徒刑。在南京狱中，李乐光和其他政治犯一样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粗米饭里掺沙子，烂菜帮子上还带有粪便和蛆虫。虽然这样，李乐光仍然和战友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坚强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一年后，赵玉母女也来到南京，投奔到早已迁来南京的蔡教授家，仍做佣人。赵玉用自己当佣人所挣的微薄收入尽心地照顾着李乐光，给他在狱中的难友们送些营养品、用品等，而她自己却舍不得吃一顿好饭菜或添一件新衣。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中共中央为促进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上庐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也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李乐光和狱中的战友们一起，因势利导，坚持绝食斗争了3天，表示宁死不当亡国奴。在这期间进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了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的要求，并责成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具体出面交涉。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合作”、“抗日”的姿态，下令释放政治犯。同年8月28日，李乐光和狱中的许多战友一起被释放出狱，结束了4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李乐光出狱后，10月初，党组织安排他带领全家辗转来到延安，并被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从敌人牢房里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如离娘已久的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李乐光心里感到格外温暖。由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乐光，以取快乐、光明之意。在中央党校学习不到两个月，李乐光便被派到南昌，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代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半年后，他于1938年7月被调到武汉中共长江局，由长江局派他到湖北樊城国民党第5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军民文化部副部长及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正当李乐光努力工作、准备为抗战贡献力量的时候，中共鄂北地委将他履历遗失，使他的政治面貌完全暴露，他无法再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1939年5月，组织上把他又调回延安，先后任中央统战部第一科科长、中央情报部党派组组长、中央来延干部处理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干事、行政处长、干部处秘书等职。这期间的工作实践，使李乐兴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文化素质。他在中央来延干部处委会工作时，机关党支部给的鉴定中写到：“李乐光有高度为党负责精神，能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与处理问题(表现在机关秘书长工作上)；他身体很弱，仍能积极关心与照顾本机关的全部工作；他工作作风细致周密、彻底，表现在组织性与计划性很强，并能吸收与采纳大家的意见”。

解放战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为争取和平，毛泽东冒着危险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又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由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和美国政府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不久，组织上派李乐光到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但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所唱的“和平歌”只是幌子，是为他们加紧进行内战准备、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并进一步消灭共产党而争取时间。

果然，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围攻中原解放区，相继向华东、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7月，李乐光即被调到赤峰，先后在新组建的中共热辽区党委任宣传部长、冀热辽自卫战争动员委员会任副主任，在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热中工作团任副团长，直到1947年初。这期间，在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下，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承德、赤峰等城市相继失守，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党政机关先后转移到林西和兴隆的山区，继续领导热河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改革和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在热中工作团，李乐光按照党的安排，和同志们一道，在热河地区人民解放斗争最困难时期，克服了国民党军队不断围剿，地主、土匪反攻倒算和破坏等困难，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斗争，发动和领导农民打土豪、挖浮财、分田地，教育和组织农民团结起来，组建农民协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动员广大翻身的青年农民积极参加自卫战争等工作。

1947年4月，冀热辽分局改称为冀察热辽分局，李乐光被任命为分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杨清(欧阳钦)任分局秘书长兼城工部长。他在分局的领导下，配合部长欧阳钦，对冀察热辽地区国民党统治的城市，特别是对北平、天津、张家口、锦州等重点城市，积极开展了组建城市工委机构及选配干部，派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建立地下党支部、发展地下党员和地下关系，建立地下交通网、点、线，沟通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联系，组织搜集、传送敌人各方面情报等工作。

当解放战争进行到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时，为迎接东北全境解放，加强东北国统区的城市工作，做好城市接收准备，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8年1月13日至2月2日在哈尔滨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冀察热辽分局由城工部副部长李乐光带队，率热东地委城工部长林肖硖和锦州市工委书记舒铭(茹古香)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李乐光与林肖商议确定，由锦州市工委书记舒铭在会上发言，汇报锦州市工委成立5个月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和以后的打算。舒铭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注意，也得到了主持会议的东北局城工部长李立三的赞许。这次会议意义重大，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城市工作的转折点。它对当时的东北解放战争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对党下一步城市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都作了具体研究和规定。会后，李乐光返回分局向领导汇报了会议精神，并提出了贯彻实施意见。1948年3月7日，分局在朝阳的羊山召开会议，李乐光在会上传达了东北局城工会议精神并讲了话。分局秘书长兼城工部长杨清作了会议总结报告，他对冀察热辽地区前一段的城市工作作出了切合实际的估计，明确部署了本地区下一步城市工作任务。在羊山会议上，决定扩大和加强中共锦州市工委机构，由林肖硖任工委书记、魏奇任副书记。会后，分局又于6月4日向全地区各地委、城市工委发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信。信中对下一步城市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宣传工作、训练干部等工作提出了意见。

1948年10月上旬，正当辽沈战役已经打响，锦州即将解放之时，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党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胡锡奎与李乐光来到锦州市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及冀察热辽分局关于成立中共锦州市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并将原中共锦州市工委并入城工委的决定。同时集合工委的大部分干部，组织他们到后方学习城市工作政策，准备进城。10月13日，中共锦州市城市工作委员会在锦县(今凌海市)班吉塔宋家沟正式成立，胡锡奎为书记、李乐光为副书记。

10月15日，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战火硝烟中，胡锡奎与李乐光指挥城工委机关全体人员，分南北两路随部队进入锦州，开始执行接收锦州城市的任务，入城后，根据战时需要，立即成立了以胡锡奎为主任、李乐光为副主任的锦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指导锦州的接收和管理工作。在接收工作中，李乐光从副书记的角度，积极协助和配合城工委主要领导，迅速展开了打扫战场、遣送伤俘、组织收缴和抢运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各种物资、肃清残敌、加强城市治安保卫、安定民心、恢复和建立城市正常秩序等工作。

10月下旬，中共锦州市委成立，李乐光任书记，林肖硖任副书记。市委成立后，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是稳定物价、救济灾民。10月28日，市委发出了《关于金融物价及停止乱搞物资的通知》，严禁机关部队乱搞物资和擅自动员民力，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的关于国民党金元券兑换长城银行本票的方针，及时作出了有针对性的严格规定，既使群众少受损失，又使长城银行本票占领了锦州市场，有效地控制了金融。市委、市政府又采取了首先组织购粮、扩大粮源、稳定粮价的有力措施，降低了由于粮食缺乏造成的粮价过高，由此稳定了物价。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又采取调粮、调盐、调煤救济灾民，恢复水电、保证市民基本需求等措施，安定了人心，初步稳定了锦州的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稍转安定，市委就把恢复发展工商业作为接管城市后的主要工作。11月11日，李乐光主持市委扩大会议，会议在回顾进城半个多月来的工作后，研究确定了今后的工作要逐步转向以生产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国民党的3年统治给锦州造成了经济萧条、工人失业、工厂停产，尤其是战前国民党军队对锦州工厂的进一步破坏，使锦州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面临着缺动力、缺资金、缺原材料、缺设备、缺技术人员等突出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积极努力，一方面向上级汇报，争取电力、资金、干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着眼于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提高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筹建工会组织，为工人谋福利，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发动工人群众挖出并修复被埋在地下或被损坏的机器设备，有偿收回失散在社会上的工具、零件、原材料等等。在向企业派出得力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同时采取办短期培训班等办法，对现有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提高。市委在恢复工业生产的同时，还着力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在接管官僚资本之后，迅速建立起国营商业经营机构，并向全市人民公布和宣传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宣布免征1948年的营业税，深入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组织锦州各界代表到老解放区哈尔滨参观考察，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感召力。他们还组织恢复了旧商会，建立了市工商联，又成立了市工商管理局，开始了商业企业注册登记管理工作。通过努力，到1948年末，锦州市绝大部分商店都已恢复营业，锦州商业开始恢复和活跃起来。

为了更好地完成经济恢复工作，李乐光还带领市委在锦州进行了培养干部和建党建政等工作：开展办训练班培养党的干部李乐光亲自到训练班讲课；建立区街政权，到1948年11月，市委在全市建立了8个区委、任命了区委书记和区委委员；于12月组织选举了新城市街闾长，彻底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基层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文教事业、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作战等工作。在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关作战的支前会上，李乐光亲自向各区委书记强调：“发展生产是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锦州目前战勤任务仍很重，我们应用一切力量完成此项任务，哪个区完成得不好，将来要问罪，因为这是一项神圣任务。”会后，市委决定由市长史立德亲自抓支前工作。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锦州市很好地完成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

李乐光在锦州工作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在他就任锦州市委书记时，由于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和战争创伤，锦州城市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困苦。面对这样的现实，李乐光与市委的同志们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夜以继日，扎扎实实地工作，领导翻身当家作主人的锦州人民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使锦州的面貌开始改观，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人民生活得以初步安定。尤其是李乐光和同志们勤奋工作、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良好的风范，给锦州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辽沈战役胜利后，1948年11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开始从锦州等出发入关作战。与此同时，53万名东北党、政干部和10多万支前民工也随军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新区建设工作。在胜利完成组织支前的任务后，1949年5月，李乐光奉调离开锦州，任北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书记；当时，北平刚刚解放不久，党中央也刚刚进入北京，北平市委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李乐光身兼数职，肩负重任，工作繁忙紧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解放初，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和《关于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指出：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京，把北京变为生产与消费合理的城市，恢复与发展生产、改造与发展生产，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针对北京市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还不很了解、亟须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的情况，李乐光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市委宣传部和全市各级宣传部门的同志们以及各进步社会团体，向全市人民广泛地进行了党的宣传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的奋斗历程，宣传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根据地的人民生活和社会情况，宣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特别是保护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宣传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造福人民、建设新北京的目标。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充满对光明未来的希望，愿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努力生产。

建国以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乐光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20多年的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于换来了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此后，北京市作为首都，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陆续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通过这些运动，进一步摧毁了暗藏的反革命势力及其破坏活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违法活动，发展与巩固了国(公)营经济的领导和主导地位，教育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这期间，李乐光一方面积极参加运动，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水平；一方面组织领导各级宣传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向全市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保卫首都安全的宣传；深入讲解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反复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对运动的深入健康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1951年4月8日下午2时，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正式成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乐光出席并致辞：“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牢固与发展。”

1953年6月，党中央确定并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北京市委认真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李乐光积极组织全市各级宣传部门和市直各单位，热情地宣传总路线，广泛深入地宣传“一化三改”，使之深入人心，还根据市委的决定组织全机关的党员、干部开展政治学习，学《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其他基本革命理论常识，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机关同志们的头脑，为开展好党的总路线的宣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53年9月，李乐光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兼北京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北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北京的民主党派多，人民团体多，社会名流、民主人士也多。李乐光深知，做好首都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任务繁重，而且难度也大、影响面大，关系到人民的团结、政权的巩固、事业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他按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北京统战工作的指示，极力抓了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建设。经多方协商，为他们配备好领导干部，健全其领导机构。同时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座谈会、调查走访等形式，与北京市的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处理好关系，商谈北京市的政权建设、市政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事宜，听取意见和批评建议，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认真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一战线方针。正当李乐光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为党的统战工作充分发挥才智、努力奋斗的时候，万恶的病魔侵入了他的肌体，使他于1955年3月不幸去世，终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