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农（1911—2006），河北巨鹿人，1930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皖中工委书记，中共皖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华中第三军分区政委，中共蚌埠市委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兼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1951年至1958年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职；1958年被错定为“右派分子”。1962年平反，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8年10月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省委顾问等职。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筹）主任；1985年5月离休。

李世农，原名王者俊；1911年10月生于河北省巨鹿县，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改名为“李世农”。

1931年春天，李世农担任冀南地区共青团组织部部长，在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现为邢台学院）领导学生运动。李世农以校学生会会长的公开身份（他在四师的秘密身份是团支部书记），筹划学生闹学潮， 抗议校方克扣学生伙食。学潮过程中，作为领导者的李世农被反动当局无理扣押，后经党组织的营救，李世农出狱。出狱后至1934年底，先后任河北省大名县团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组织部长，共青团中央交通员。1934年11月25日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7年11月任中共皖中工委书记。1938年4月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组织部长。1939年4月任中共皖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39年7月兼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工委书记。1940年6月任淮南津浦路东地委副书记、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华中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1946年10月任华中干校校长。1947年1月任中共淮南工委书记，1947年7月兼任淮南支队政治委员，1948年2月兼任中共淮南区委副书记。

1948年5月至1951年12月先后任中共江淮区党委副书记，中共皖北区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中共蚌埠市委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兼市警备司令部政委。1951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54年4月至1958年1月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1958年1月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62年7月彻底平反，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10月至1983年3月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省委顾问。

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筹）主任；1985年5月离休；他还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6年12月28日21时30分在合肥逝世，享年96岁。

李世农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曾庆红、回良玉、贺国强、万里、李贵鲜和钱正英等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李世农原名王者俊，1911年生于河北省巨鹿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改名为“李世农”。

1931年春天，李世农担任冀南地区共青团组织部部长，在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领导学生运动；李世农以校学生会会长的公开身份（他在四师的秘密身份是团支部书记），筹划学生闹学潮，抗议校方克扣学生伙食。学潮过程中，作为领导者的李世农被反动当局无理扣押，后经党组织的营救，李世农出狱。

出狱后的李世农被组织上派到大名县担任共青团大名中心团委书记。不久，又奉调到设在北平的河北团省委机关工作。

李世农历尽艰辛到了北平，用党组织联络暗号在报纸上登了个启事，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北平团市委当组织部部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半年左右。

按照当时的组织规定，在团市委工作的人都要先到基层锻炼。1932年2月，李世农报到后被分到门头沟煤矿。在矿上，李世农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很苦，很累，很脏，上来后连个洗脸水都没有，还常常吃不饱。李世农回忆说：“这才真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什么烙印?煤矿的煤灰吸到皮肤里面去，时间长了，以后洗都洗不掉，何况当时就没有水洗。所以后来到了北平后，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煤窑子里出来的。”不久，他又被调往唐山煤矿。

唐山矿是当时北平地区五大煤矿之一，有5个矿区，但没有团组织，只有几个团员。唐山靠近内蒙古，当时上级提出的口号是：保卫苏联。向工人宣传的内容是：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保卫苏联。于是，李世农就向工人宣传这个口号，但多数工人听不懂，也想不明白。李世农虽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但工作仍然开展不起来。这件事引起了李世农的深思。恰好此时日本浪人到冀中挑衅，干尽坏事。工人们对他们十分厌恶憎恨。于是，李世农大胆地向省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将宣传口号改为“反对日本鬼子”，谁知立即受到严厉批评，“因为保卫苏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任务”，而他所说的则被批为“水平太低”，当即被撤销了职务。

虽然省委认为李世农“水平低”，但对他还是很信任的，不久后便分配他一项很重要的新任务：担任天津到上海的秘密交通，负责传送省委给党中央写的报告。

1934年11月，李世农又一次从天津到上海，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上海党中央要给河北省委下达新任务。李世农到上海后，住进了党组织安排的一个亭子间内，等待中央的指示。

可11月25日，大约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李世农正在亭子间里读书。突然，楼梯被大皮靴踩得咚咚响，他一听觉得不妙，此时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果然，门被踢开，几个法国巡捕一拥而进，把手枪对准李世农，大吼：不准动!并对李世农进行搜身，结果一无所获。尽管当时没有查到李世农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巡捕们还是把他抓走了。李世农这次被捕的原因，是上海党组织因叛徒告密被破坏，敌人从叛徒那里得知中共河北省委来人的住处。当时，上海党的机关设在法租界，那里有法国人的巡捕房。法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兴趣，但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

这天晚上，李世农被关在一个既没有门窗也没有灯光的黑洞洞的小屋里。过了几天，他被法国人引渡到国民党南京陆军监狱。李世农所在的牢房共关了5个人，其中就有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和第一书记的刘顺元，他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刘顺元文化水平高，政治理论水平高。李世农平生第一堂马列主义理论课，就是刘顺元在敌人狱中给他上的。李世农回忆说，他在狱中生活的第一个月里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比参加革命5年中学的还要多。

到了1937年8月，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初步实现，李世农被释放出狱。李世农出狱后，党组织对他进行严格审查，确认他在敌人狱中，多次遭到严刑拷打，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又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表现很好，便将他派到安徽，委以重任。

李世农到安徽的任务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李世农担任书记。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党的工作机构调整，李世农先后被调到皖东、淮南等地开辟根据地，历任中共津浦路东工委书记、中共淮南工委书记等职，转战千里江淮大地，领导当地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殊死的斗争，终于迎来了安徽全境的解放。

1949年4月，中共皖北区委员会成立后，李世农担任中共皖北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2年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担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

在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李世农被“罢官”批斗，备受凌辱。

1979年1月，李世农终于得到彻底的平反。在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邀请下，他以69岁高龄担任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为端正党风和平反多年积累的冤假错案日夜操劳。后又担任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83年，出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世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安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主张，积极支持省委大胆使用中青年干部，主动要求退出省委领导岗位，提前离休，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上，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

李世农在1985年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心皖文化的研究。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朴素的语言，提出老干部要“想大事，做小事，为党为国分忧，为人民利益继续奋斗”。他多次说：“客观形势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如果不注意多思考，就会出岔子，甚至会同党离心离德。要注意学习，包括看文件、读书、看报纸、听广播，多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关心安徽的发展。多想大事，这样才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才能保持一个党员的本色。”“当然，老同志毕竟年事已高，体力渐弱，难以负重了。但能够做的工作还很多，调查研究工作、联系群众的工作、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点点滴滴，拾遗补缺，看起来是小事，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工作，老同志去做还具有优势。”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985年5月29日，倡导成立了安徽省省会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被老同志们公推为名誉会长。1992年省关协改为省关工委后，李世农又应诸多老同志之请，担任名誉主任。1996年7月，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郑锐、欧远方等老同志请他出任顾问，他欣然同意。他还担任了黄山医科大学顾问等一些社会职务。

李世农离休后担任如此多的社会职务，并不是只挂个名，而是干了很多实事。自全省关心下一代组织成立以来，每次重大会议和活动他都参加，并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1988年12月12日，在省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座谈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关心下一代是大事，我们要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起码把自己管好。把自己管好不容易。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我们都深恶痛绝。但某些不良现象侵袭到自己身上时，我们有的老同志就感到很难办。我认为有两条标准应该坚决做到：一是按党章做个合格的党员，二是做守法公民。”李世农神情凝重地说：“老同志要从自己做起，从一件件具体事做起，为下一代做出榜样。”李世农这一番话，得到与会老同志一片真诚的掌声。

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李世农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他在各种会议上，经常提醒人们要唱国歌，不但要让孩子们会唱，还要让孩子们懂得国歌的深刻含意。他说：“我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悲歌走向战场同敌人战斗的。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全过程，对于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专制造成的民族危机有深切的感受。所以，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就产生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危及我们事业的敌对势力和问题依然存在，例如腐败之风就来势很猛，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我们时刻都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国歌不仅现在要唱，今后还要继续唱，一直唱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现在，全省各级关工委在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都把唱国歌作为弘扬主旋律的一个重要措施。

1998年1月2日，《新安晚报》刊登了舒城县贫困山区的6名女童因家庭生活困难而濒临失学的一篇报道。李世农夫妇看到报道后，立即决定要帮助其中的两名女童继续上学。两位老人亲自来到省妇联，请他们帮助“认”了张辉、王小二两个女孩子，并当场交上了第一笔助学款。这一年的春节，他的夫人方一清还代表李世农，冒着严寒，前往舒城山区看望这两个女孩，并送去了书包和学习用品，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女青年。”这两个女孩，在李世农的资助下，念完了职业学校，如今都已经工作了。后来，李世农又资助了两名岳西的女童。

作为模范党员，李世农有着博大的胸怀和宽容的气度。人们知道，反右派时他被错误地打成“安徽反党集团首脑”，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在这件事上，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有责任的。曾希圣后来也多次说过：“安徽出现的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可是，李世农始终不记恨曾希圣，他总是全面地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1993年11月13日，《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在合肥稻香楼召开审稿(讨论稿)会议，李世农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第一个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曾希圣同志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安徽活动的历史。通过给曾希圣同志立传，可以总结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党的事业要前进，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对这个讨论稿，我有四点认识：第一，这个稿子写得较好，好就好在实事求是；写了曾希圣同志的功劳，曾希圣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曾希圣同志是有一些错误的，有的错误还比较严重。这样全面地写了曾希圣，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曾希圣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立了很大功劳。他最大的特点、优点，就是敢字当头，他敢想、敢干、敢闯，有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在那个年代他就有这个精神，这是很难得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要用这种精神去开拓我们的各项事业。

第三，曾希圣同志在安徽工作期间，安徽各项工作有很大的发展，是他和省委一班人一起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功劳是他领导广大人民干出来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大家都有份。但是，安徽的工作当时有过严重的失误。当然，曾希圣同志有责任，甚至可以说有很大责任。同样，安徽的问题和失误，也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省委领导集体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现在这个稿子，对这一点写得较好。

第四，为曾希圣立传的目的是为了用历史教育人。通过这本书，教育现在的各级领导同志，教育青年人，教育下一代，我们老同志通过读这本书接受教育，保持晚节。

李世农发言一结束，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使人回想起他被平反时说过的话，他说：“曾希圣同志，论年龄他是我的老大哥，论职务他是我的老领导，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突出的优点是眼光深远，敢于改革，勇于实践。关于反右派、饿死人的问题，我经过深思，觉得这是当时的政治大气候造成的。……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如果我处在曾希圣那个位置上，同样也要犯错误，甚至可能要犯比曾希圣更严重的错误，我一直认为，对一个人的功与过，正确与错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一辈子不犯错误，大概是没有的。是成绩就要肯定，是错误就要承认。属于个人的错误，就应该记在个人账上，属于集体的错误就应该记在集体的账上。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经验是宝贵的，错误也应该看成是宝贵财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另外，李世农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时，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格。他多次对组织部的同志说，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志必须坚决做到三条：一是提拔比别的部门要慢一些；二是评工资待遇比别的部门同职务的同志要低一些；三是犯了错误比别的部门犯了同样错误的同志处理要重一点。当时的省委组织部确实就是这样，可是大家工作起来心情却很愉快。组织部得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充分信任，这与李世农严格要求又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有一次，召开全省各地、市、县委组织部统计干部会议，会上，有个别的同志发牢骚说统计工作位置不突出。李世农听到这个反映后，便在做会议总结讲话时，说了一段幽默但意义很深刻的话：“怎么突出呢?工作部门和干部结构应该是科学的，符合实际需要的。这比如一个人的手，只能长五个指头，多长一个指头，既不好看，又不方便生活和工作。多长一个指头是突出了，但不好。如果把这个指头移在鼻子尖上，那是很突出的了，可那多么难看呀!所以，干工作，尤其是干党的组织工作，不能要求突出自己的位置。大家说是不是？”至今，许多老同志还说，听李世农的报告，既受到教育，受到启示，又感到亲切，感到温暖。

按照李世农的资历和级别，他是应该享受一幢小楼的居住条件的。但是，他却一直住在公寓式的房子里。省委办公厅几次请他搬迁，他始终坚持不搬。李世农说，现在国家还不是那么发达，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何况我现在的居住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比一般的工人尤其是未脱贫的农民要好得多，应该很满足了。我在有生之年就住在这里了。

1999年春天，李世农不慎摔坏了眼镜镜片，大家都劝他换一副新眼镜，可他说换个新的镜片，能戴就可以了，买一副新的眼镜又得花很多钱。最后，只花了6元钱换了一只镜片。

李世农救助失学女童时十分慷慨，对待个人的生活却如此节俭。他以一身浩然正气、高尚风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李世农同志于2006年12月28日21时30分在安徽省合肥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