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山楚简包含两部分：望山1号墓竹简和2号墓楚简。分别于1965和1966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也出土于望山1号墓。望山1号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文尚属首见。同时为研究战国简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望山2号墓楚简的遣策内容为考订楚国器物名称，也对于研究随葬制度与楚人的习俗提供了一批文字资料。

【名称】望山楚简

【年代】战国中期后段

【出土】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

【数量】望山M1：207枚，望山M2：66枚

【材质】竹质，墨迹

【书体】楚系文字，篆书

【字数】望山M1：1093字，望山M2：925字

1965年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漳河水库二干渠工程建设，在江陵八岭山古墓群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八岭山古墓区位于江陵县城关镇西北12千米，江陵楚故都纪南城之西。考古人员在八岭山左脉东北麓发现了望山楚墓。望山1、2号墓为战国时期的中型楚墓，分别于1965年冬和1966年春发掘。这两座楚墓分别出土竹简。

望山M1竹简出土于边箱的东部，叠压在漆木器下面。竹简全部残断。望山M2竹简出土于边箱的上层中部和东部。

1号墓竹简

竹简残简长度大都在10厘米以下，最长的为39.5厘米，最短仅有1厘米余。经拼接，最长的为52.1厘米，一般长度在15厘米左右。竹简从成竹劈破成条后，经过去节、刮削、整治等工序，制作较为精致。竹简三道编，为丝线编联。丝线上下的文字间距较大，因而是先编联后书写。

文字均系墨书于篾黄上，头端与尾端不书写。篾青面无文字。共计1093字，其中单字216个，重复字877个，文字大都较清楚。每简字数不等，最多的达30字，最少的仅1字，一般在6字至15字竹简。简文的书写颇为工整，但笔法不甚一致，似出于多人之手。

2号墓竹简

竹简经拼接后，共计66枚。出土时竹简大多残断，尚有5枚竹简保存较完好。出土时竹简呈深褐色。整简最长的为64.1厘米，而残简最短的不足1厘米，一般多在4—10厘米左右；简宽约0.6—0.67厘米，厚度约0.1—0.16厘米。竹简的制作工序同1号墓竹简。两道编，出土时契口上附有丝线。不同于望山M1竹简的先编联后书写，而是先书写简文之后才编联成册的。

文字均系书写于篾黄上，篾青与篾黄的头端、尾端未见书写的文字。共计925字，其中单字251个，重复字674个，文字大都较清楚。每简字数不等，最多的达73字，最少的仅3、4字，简文的书写颇为工整，但似出于多人之手。

望山M1竹简的内容，主要是为墓主卜筮祭祷的记录。这是首次发现卜筮祭祷内容的一批竹简。望山M2竹简的内容为遣策，所记随葬器物名称达320种之多，许多器名不见于文献记载。

望山M1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一个名叫悼固的楚国王族，去世时年龄接近30岁。望山M2墓主为女性。望山M1的下葬年代当为公元前331年。

1966年第5期《文物》刊登了湖北省文化局工作队撰写的《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发表部分竹简照片的摹本。

199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编著的《望山楚简》，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表有全部竹简照片、摹本和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所作的释文与考释。竹简摹本由杨随震摹写。1995年，齐鲁书社出版商承祚所撰《战国楚竹简汇编》，也包括照片、摹本和考释。

199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刊载有竹简照片和朱德熙等人的释文、考释，照片较为清楚，释文也有个别改掉。

2004年，张光裕、袁国华合撰《望山楚简校录附文字编》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2007年，程燕著《望山楚简文字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入编字形均源自《望山楚简》的摹本。

2003—2004年，“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项目课题组对湖北省博物馆保存的竹简作有红外线拍摄。

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及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商承祚等学者，曾先后应邀来湖北省博物馆，对竹简进行临摹、考释、研究等工作。罗福颐所临摹的部分文字摹本曾在《文物》月刊1966年第5期发表。惜因十年动乱，竹简研究工作中断，其成果亦未能早日公布。

1970年代初期，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整理文物资料，着手编撰考古发掘报告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三位学者重新对竹简进行考释研究，并商定将其成果纳入考古报告之内。1976年，完成了这两批竹简的全部整理工作，并写出了《望山楚简释文与考释》初稿。1987年完成了定稿。在发掘报告出版之前，先出版了《望山楚简》，将朱、裘、李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学术界使用。

望山M1竹简所见卜筮祭祷之辞的格式，通常先记卜筮的时间，后记卜筮的工具，再记所问事项与卜筮的结果，最后还要记为墓主求福去疾的许多祭祷措施。

在简文中所见的人名中，“悼固”之名出现的次数最多，共达14次，其中有时处是“为悼固贞”等内容，因此悼固为这座墓的墓主，是毫无疑问的。这组简文还记载墓主祭祷柬大王、圣王、昭王等先王，以及东宅公、王孙喿等先君。三位先王即史书所载楚国的简王、声王和悼王。由此可知墓主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并是楚悼王的曾孙。

简文所记的贞人不止一个，年月也不尽相同。

根据贞问之事的内容，这批卜筮记录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问走趋事王、大夫能否“得事”；一类是问“出入事王”之事；还有一类是问疾病的吉凶，此类简文数量最多。悼固之死当与所贞问的疾病有关，他的死期应跟这批卜筮记录的时期很接近。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望山M1简文是很好的证据。望山M2的1-44号简记车马器，45、47号简记漆木器，48-50号简记各类服饰器、寝具及竹容器、木俑等，51-56简记陶器，57-66号简为各类残简。

古代贵族进行卜筮，一般都有记录以备考查。龟卜和骨卜的记录可以直接写刻在占卜用得龟甲和兽骨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就是占卜记录），也可以另写在竹帛上。筮所以的工具如蓍草等，不适合书写，筮占的记录应该都是另写在竹帛上的。

《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汉儒杜子春认为“系币”是用帛记上占卜结果“系之于龟”，郑玄则认为“币”指礼神之币，“命龟之事”和兆的吉凶是另记在简册上而合币合藏的。《尚书·金縢》记周公为武王疾病祷告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并为此进行了占卜。占卜后，“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郑氏认为周公所纳的册就是“命龟书”。

从望山1号墓简文所记的占卜工具如“宝蓍”、“小筹”等来看，似乎当时主要是用筮或与筮相类的方法来为邵固占卜的。龟卜应用得不多，只是有时在筮过以后再用“黄灵”重复占卜一次。郑玄注《周礼》只提到龟卜有册。贾公彦《周礼》疏补充说：“即筮，亦有命筮之辞及卦。不言可知。”这是正确的。望山1号墓竹简主要就是记录命筮之辞和卦的吉凶的。

占卜之辞的大致格式，通常最先记录筮问的日期，如“甫（从邑）客困刍问王于尗（从邑）之岁，荆尸之月，癸未之日”。但并不是每次都纪年。日期之后照例记某人以某种占卜工具“为邵（从心）固贞”。“贞”字以下是记所问事项之辞，即所谓命辞。命辞之后是根据筮的结果判断吉凶之辞，可以称为占辞。

20世纪30年代，胡小石作《齐楚金文表》，开始对齐楚金文书法流派的研究。他说：“齐楚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纵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善平直而流为庄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曲而流为奇诡。”其后在《古文变迁论》中又说：“古文有方笔圆笔，齐楚皆属圆笔。齐楚大体温厚圆转，或取纵势，或取横势。齐楚二派，各极其变。”胡氏指出楚系书体的用笔、结体和流变，大体可信，但仅限于铜器铭文而已。40年代以来，楚地陆续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以手书墨迹的简帛文字最为大宗，已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但对简帛文字书法的研究，相对来说，著作还不太多。1980年代初马国权作《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就长沙、信阳、望山三地出土楚简文字详加论列：信阳简字修长，笔画匀细工整；望山简一略呈长形，一略带扁平，结构均基本匀称；长沙简字形平扁，笔道宽厚，用笔均较草率。他还指出，竹简文字与楚帛书的结构风格均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