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晚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10本小说。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本诺——一位植物学教授的情感关系过程。他因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而处于不确定状态：他希望通过家庭的建立而回归社会，但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家庭关系”却反而成为他生活的一种制约，最后他被迫逃离人世而远赴南极大陆进行科考。

小主人公本诺·克拉德是一个植物学家，他著述颇丰，名噪一时，但在感情生活上却始终很不得志。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情感世界失去了重心，虽然后来又娶了玛蒂尔德·拉雅蒙，但第二次婚姻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和玛蒂尔德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有的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玛蒂尔德这个漂亮女人嫁给本诺的主要目的只是想利用他的学术成就和科学家名望为她的社交活动提供坚实的后盾。不过，小说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本诺情感的描写上，而是通过刻画他在美国社会中的尴尬境地来展现美国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情感枯竭这一重要主题。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处在一个痛苦与变革的年代，国际形势异常严峻，不仅面临着对越战争失败的惨重后果，而且与苏联进行着激烈的军备竞赛；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官僚政治混乱不堪，经济秩序缺乏稳定，犯罪率和离婚率持续高涨。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民众在极度失望之余，或追求享乐，或求助于宗教甚至巫术，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精神荒原。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作的。

哲学背景

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学中，精神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意识是人心中唯一能够被个人直接知道的部分，通过意识，人能更好地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与无意识相比，意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根据他的观点，无意识除了与个人本能冲动有关外，还包含大量其他东西，如种族、人类、集体等，因此无意识可以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构成部分。所谓集体无意识，按照荣格的解释，就是反映了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沉积物，它是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存在的，是超个体的，具有普遍性与集体性的心理倾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行为的各种本能和原型。“一旦忽视了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便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割断我们与过去、与传统、与祖先、与他人的联系，无家可归，无源可寻，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那样就要引起对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不满情绪，导致神经官能症” 。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由原型构成。荣格在研究过程中识别出很多原型，如英雄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臾原型等。艺术作品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是激活某一种原型的行为。在创作活动中，艺术家把这种原型完全地融入到整部作品中。索尔·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徘徊验证了荣格的观点，它们重现了陷入困境的知识分子的艰难朝圣路。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提到了“生命之树”和“智慧之树”，“前者是争上游的真理，后者是接受、容纳的真理”，它们象征着永恒的存在。

索尔·贝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和贝娄一样多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通常会采用叙事或审美认识来判断是非。

对于贝娄来说，叙事是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重要途径。小说中提到肯尼斯曾写文章要向母亲表明他追随舅舅贝恩去美国中西部的原因：“活着——这是艺术家的最大骄傲。除了存在之外他不希冀别的天堂。”肯尼斯的观点具有概括性，当然也能体现当下他内心的渴望：企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精神领袖把自己引向高层次生活。而这种高层次生活，抑或说是拥有真理拥有爱的理想正是贝娄的追求。

人物原型

贝娄是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从小就对人文学科很感兴趣，因为想成为专业知识分子他在哲学等学科上注入了很多精力。但是他在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及精神上的困惑迫使他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倾泻困苦和恼怒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写作。毫无疑问，通过把现实和想象结合，贝娄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贝娄从生活中采集人物原型，在叙事中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动机不乏作者自己对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焦虑。尽管知识分子在美国不再占据领导地位，但是贝娄如同他笔下的人物西特林、洪堡和贝恩一样认为他们不应该生活在被动的环境下，他们为恢复知识分子地位付出的努力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索尔·贝娄创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心理面貌。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贝娄的创作动机，那就是让故事中的人物表现自己。作者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多次经历了如离婚、法律诉讼等事件，也如他的知识分子人物一样，他不断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另一方面，贝娄通过艺术能很好地履行他的文化和精神职责。但是他的作品没有为读者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该小说仅仅重现了作者——贝娄对现实的了解和思考。

本诺·克拉德

主人公——本诺出生于正统的犹太家庭。植物学家本诺教授对植物有着神奇的沟通能力，他具有女性化、孩童化的特点。他娶了玛蒂尔德·拉雅蒙。本诺身着最起码800百美元的定制西装。他还被迫违背伦理道德、家庭亲情观向年老体衰、命在旦夕的舅舅维利泽索要巨款，而且还对老头子动了手。他产生了自责。本诺意识到他自己视为精神依赖的杜鹃花不过是丝质假花，他已不知不觉失去了对植物、自然的直觉，受到“一株假杜鹃——替身，仿制品，骗子，诱饵，引人上钩的骗子”的惩罚，本诺对假杜鹃的咒骂暗含了他对马蒂尔德为代表的“妖妇”的咒骂。在“他者”的诱惑下，他被异化、迷失了，他喝了春药，在他自己面前成了陌生人。

肯尼斯——“我”

肯尼斯出生于正统的犹太家庭。本诺是肯尼斯的舅舅。叙述者肯尼斯是一个性功能低下者、半吊子的知识分子。肯尼斯伛偻着瘦肩，留了长发，在中间梳开，垂在两侧。肯尼斯喜欢身材的娇小的女性即“小孩型的女人”。肯尼斯喜爱翠姬，因为她是性感的孩子。对于已经出轨的翠姬，肯尼斯的大目标是使她逐渐回心转意，使她成为正常人，但“我”的前提是，如果她学会欣赏“我”的优点，享受跟“我”的亲近，就会变成正常人。符合这一道德审美标准的蒂塔在招待“我”时，她眼中闪烁着的女性眼神直率地告知“我”，她多么高兴款待她的老师”。

玛蒂尔德·拉雅蒙

玛蒂尔德是个研究生，她是富贵人家的独生女，她的丈夫是本诺，作为女儿，玛蒂尔德成为父亲“钓金龟”的工具，吸引本诺，意在他所应继承的价值上千万的房地产；同时，玛蒂尔德也自觉地以自己的美貌为诱饵，换取成为本诺教授妻子的身份，又以妻子的身份，逼迫丈夫本诺向其舅父维利泽讨债。在本诺的潜意识里，玛蒂尔德呈现出男性气质；她对醉鬼发出挑战，被无理逮捕后在法官面前大发雷霆，与法官辩解。

蒂塔

蒂塔是肯尼斯的学生兼情人。蒂塔的呼吸散发着女人的芬芳，她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十足的女性目光。她的皮肤不好，有时她很恼火她的肤色，她身材丰满，但她为此感到难为情，几乎是女性气质代言人的蒂塔对自己不满的恰恰是她不经意流露出的男性气质。蒂塔有独立性、复杂性、有决心、有想象力。

鲁迪

鲁迪是肯尼斯的父亲。鲁迪是典型的只为自己而活的代表，他客居文明风雅的巴黎，过着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他讲话像个大兵，家庭观念淡薄，妻儿成了他生活的外缘。鲁迪对自己优异的性禀赋一直洋洋得意，在他看来，这是男子汉的象征。

拉雅蒙

当过大兵的拉雅蒙医生事业和财富蒸蒸日上，他染上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些习气，走路时，头挺得僵直，当他说话时，往往咄咄逼人，当他不说话时，他的脸上显出一种激烈克制自己的表情，他利用找他就诊有权有势的病人并建立起错综复杂的金钱权势关系网，他还训导、引诱、逼迫本诺向正受司法部调查的舅舅维利泽落井下石；拉雅蒙对待女性鄙视、厌恶，他显然只把她们作为被动、臣服和驯顺的生理符码看待。

维利泽

维利泽入伍前是打手，在部队利用军中福利社的关系和剩余物资的买卖大饱私囊，退伍后他玩起了政治，这个元老政客一副典型的硬汉形象：扁平的面颊，凹进的眼睛，说话时露出牙齿，当他定睛看你时，足使你感受到威胁。他的原则“只要牵涉钱，要诀就是不讲情面”。他对子女亲戚的感情漠然，还剥夺了事业不成功有辱他名声的小儿子的财产继承权。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主题思想：透过贝娄型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徘徊，揭示集体无意识在当代知识分子心理上的投射。

集体无意识

身为犹太人的本诺·克拉德舅舅不仅拥有“生命之树”，也因为他拥有关于植物的大量科学知识而拥有了“智慧之树”。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诺掌握了智慧与生命、真理与生活之间的中间地带，并且他的本性也表明他符合这样的标准：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爱极其渴望，专门研究边缘地带的细小植物也不会伤及他对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贝恩有意识为之，他认为“他的体内似乎另有一人，他经常进行干预，并代替他的行动”。这首先是本诺个人无意识在帮他作出决定，其次是集体无意识在引导他远离物质文化的中心，实际上这也是本诺多次出逃的原因。毋宁说，肯尼斯到美国追随舅舅的动机也是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

知识分子能从肤浅外表下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且情愿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为大众出谋划策。所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也是社会道德标准的身体力行者和改革先锋。古往今来，他们一直都自负地维持着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即使要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辞。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守护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知识分子履行并维持着他们作为精神领袖的身份，但是这种身份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被颠覆了。大众文化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它们通过影视和其他媒介传播新的角色模式、价值体系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被大众毫无意识地内化了。普通百姓沉迷在大众文化带来的便利和多样化享受中，不再对知识分子的教条感兴趣。当知识分子身份受到质疑甚至被剥夺后，知识分子群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而知识分子的无助并不完全是由社会的隔离造成的，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大大加速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崩离析。知识分子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被大众文化同化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已经遗失。实际上，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也开始丧失他们的精神操守。《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本诺在找不到真爱的情况下，向社会妥协了，他变成了一个缺乏独立生存能力以至缺乏独立人格的落魄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向外甥肯尼斯咨询获得肯定之后才能平静下来。

贝娄型知识分子

贝娄型人物是“在求索途中稍显怯弱的精神朝圣者” 。贝娄型知识分子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他们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知识分子对社会往往有强烈的使命感，对社会活动有积极的参与意识。比如，文本中的本诺和肯尼斯将要成为“永恒世界的公民”，他们就不应该受到“欲望、渴求、急需、贪婪等等的包围” ，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只应与精神有关，以他们研究的知识和接受的理念为中心。尤其是本诺，他一度被生活中的琐碎事务干扰而中断了对植物的研究，使得他的精神家园几乎荒芜，这也是肯尼斯所担心的。肯尼斯不远千里来到美国中部不是因为美国比法国能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充足的营养，而是因为美国有他心中的精神领袖，即舅舅本诺。然而，一旦舅舅卷入“生活的漩涡” ，他就需要别人的保护，所以肯尼斯在特殊时候成了本诺的保护者。本诺频频受到女性的侵扰，不得不向肯尼斯求助。而当他想要独挡一面的时候，他惹出的麻烦更加复杂。肯尼斯企图在本诺周围立起栅栏以帮助本诺继续他的生物形态学研究，靠他的力量就可以维护知识分子世界的完整性，实际上他的计划失败了。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舅舅和玛蒂尔达背着他结婚了。

在肯尼斯看来，玛蒂尔德还有她的家人都是魔鬼，而本诺是他们“达到某种生存目的的钥匙” 。和富家女玛蒂尔德结婚之后，本诺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他得经受住作为医生的岳父对他身体的考验，这让他深受震撼，一个表面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居然在思想上会如此淫秽不堪，在做人方面更是阴险狡诈。他不仅在本诺和女儿结婚时请了本诺痛恨的律师做证婚人，把本诺带进医院参观老年妇女的生理疾病给他留下阴影，还唆使他找年老体衰的舅舅要几百万赔偿金。其次，因为岳父的缘故，本诺对新婚妻子心生厌恶，主要是因为她和她的父亲与一部电影中的杀人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此外，玛蒂尔德继承了姑妈的房子之后就逼迫本诺采取行动从维利泽舅舅那拿钱装修房子，以便她能享受知识分子太太才能过的上层社会生活。

最后，本诺不得不和自己的亲舅舅为钱打官司。而亲情对于本诺来说是爱的一部分，虽然选择和维利泽舅舅打官司说明本诺重视自己的婚姻，他是爱玛蒂尔德的，但是他对亲情的背叛也让他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维利泽舅舅因为官司的缘故提前去世致使本诺远离玛蒂尔德飞往偏远的北极做研究。但是正如肯尼斯所说：“即便在那，也不算太远” 。如果不是本诺自己主动加入到社会活动中去，也会有人因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把他牵扯进来，正如卡罗林·本治一样。当然，本诺也是肯尼斯达到他的生存目的的钥匙。他追随舅舅世界各地跑是因为他相信跟本诺在一起能“使自己的生活出现转机”。

肯尼斯没想过从舅舅身上捞一笔，他想在舅舅的帮助下使自己的“精神向高层次衍化”，这正是知识分子的追求。然而他和本诺一样，也受到外界的干扰，尤其是来自女人的。他的女朋友特丽基虽然给他生了个女儿却不愿和她结婚，她宁愿和一个滑雪运动员到处兜售二手货也不愿和肯尼斯安定下来。对于这种局面，肯尼斯的解释是因为她还是一个愚蠢而虚荣的“新派女人”，不能静下心来倾听肯尼斯的意见。所以他们之间缺少“话语”。和本诺跟他生活中的女人之间的关系相似，她们重视的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头衔，并不能和他们平平静静地过日子。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话语缺失是长期以来两者之间分歧的始作俑者。

其次，他们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断回顾一个已经失去的世界，他们期待重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理想世界。失去精神家园后这些知识分子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重建。在这个自由的精神国度里他们继续对知识、爱、家和和谐社会的追求。

本诺可谓把对爱情的追求提升到了意志之上，他“对爱情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坚毅”，他“在内心的神龛中他对永久的亲密无间一直保持着幻想，即对爱情和善良的憧憬。不过他却在最奇怪的地方去寻找这些东西。”不顾诗歌和电影的警告，他凭着能从玛蒂尔德那收获完美爱情的想法第二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失败了。意识到理想的婚姻变成骗子的阴谋之后，本诺把目光聚集在岳母工作室里的一株杜鹃花上。这株可望不可即的杜鹃花常常使他“振作一下”，在他被家事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和杜鹃花接触，企图回到他的植物世界，但是最后他发现它是人造的，他的世界随之崩塌了，连他能汲取精神力量的植物世界，他的专业也欺骗他。他认为爱情不应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总之，他在物质化世界里吃了爱情的苦。肯尼斯也认为“爱情是神圣精神的本质，是人间天堂般温暖的源泉”，所以他在特丽基身上倾注了和他在本诺舅舅身上一样多的精力。

事实上，肯尼斯在不适当的时期充当了精神领袖，他对本诺不听他的劝告大伤脑筋，对特丽基的顽固也一筹莫展，自己的生活变得乱七八糟。而造成他们俩这种两难困境的是他们想“跟上20世纪的步伐”以融入到大家公认的“合理的境地”。实际上，他们越是想使自己的存在和其他人一样合情合理，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古怪。毕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在拉雅蒙家庭是不适合的，在特丽基眼里也是荒唐的。用肯尼斯父亲的话说他们“过于雄心勃勃，想通过同整个美国进行较量，对自己经常暴露出的傲慢情绪进行最后的测试。”

但是本诺与特丽基他们的失败不能说他们已经放弃重建精神家园的使命，决定按照现实的要求生活，因为他们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还会继续朝理想王国前进。这也是他们可爱的地方。他们是执着的朝圣者。

本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人造杜鹃花给他沉重的打击，本诺还是决定到北极研究鲜有人知的苔藓。这种苔藓“即是蕨类也是菌类，零下50度时结冻，一出太阳就开始活跃起来，千年复千年，始终如此。”

本诺也像这类苔藓一样能“从空气中获取养料”，从而重新开始。而肯尼斯最终获得了女儿的监护权，他可以好好培养自己的女儿，这样世界上就会少一个因心碎而死的人。他们会继续求索，正如济慈的诗所言：“我死了许多回——许多回我又活了过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注定了他们不会中途放弃重建精神家园的责任。

该小说中的贝娄型知识分子是一种结合体，他们不像专业知识分子那样只沉迷于学术研究，也不具备智者的高风亮节，贝娄对他们赞颂与批判并存。

社会对知识分子期待过多，知识分子常常“被要求形成一种先知般的品格。”因为社会责任对知识分子而言显然过于沉重，毕竟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普通成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缺点，对困惑和社会变动和其他人一样敏感。观察敏锐且喜好反思，他们又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的无助，也因此要承受更多心灵折磨。正因为他们的多重特性，他们也不是悲观的朝圣者。

贝娄的小说是写给大众的，他有意识为之的行为隐含着他无意识的诉求。事实上，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如同在社会面前竖起了镜子，读者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当代社会嘈杂混乱的局面，可以感受到它的堕落和危机，同时也可以理解其间知识分子对幸福和真理的追求。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无论是作为处于边缘地位的见证人还是回顾往事的主人公，第一人称“我”均将自己限定在自己所见所闻的范围之内。与此相比，第三人称叙述者则具有观察自己不在场的事件的“特权”。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将读者直接引人“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第一人称经验视角有一个显著的局限性，读者仅能看到聚焦视野之内的事物，而对其他人物的内心想法无从知晓，这样就容易产生悬念。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读者只能随着“我”来观察本诺舅舅及其他人的内心想法和情感仅能做出种种猜测。这是“我”（叙述者）在对“你”（叙述接受者或隐含读者或叙述者本身）讲述“他”（本诺舅舅）的故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读者很难察觉“我”的叙述所带来的视角局限，而几乎能够全面知晓作为第三者的“他”（本诺舅舅）所经历的情感危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我爱我的舅舅”，他告知“我”所有的事情，更因为贝娄高妙的叙事技巧，采取了灵活变换不定人称的叙事方式，成功地在叙事人称“你”、“我”、“他”之间进行转换以及令人难以觉察的视角越界。

1、叙述人称的转换

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经验视角来展示本诺的世界，小说具有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可感性和主观性，不断出现的“你”一方面造成了叙述者一边讲故事，一边同读者一起思索评论的格局，另一方面加强了读者对于叙述者“我”所叙述事情的理解。首先，这个“你”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所指及其意义。有时，“你”是指叙述接受者。请看以下例子：“这些同床共枕的疯男女。两个精神病患者共一个被子。你能真正知道身边躺的到底是什么人吗？你能知道那‘体面’后面隐藏的思想吗？恒温器一跳，爱的温暖就爆炸了，你就被这火焰炸弹焚化了。当你从你的骨灰飘进太虚时，不要因听到毁灭你的人的哀泣而感到惊讶。”在“我”大发议论之后，这种人称转换并不显得突兀，相反，第二人称意味着说者与听者的直接交流，前者向后者施加某种影响。

第二人称用于小说叙述时具有潜在的多义性的特点。“你”促使读者参与到人物的变化和失败中去，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进去，意识到人物失败的原因。

例如，该小说的内容：“在读书时，你可能不知不觉间产生某种内心的狂热，中了毒而头脑发烧，从而意识不到在自己心中已经萌发了作者告诫你提防的感情风暴。”这段中的“你”可替换成“我”、“舅舅”或“人们”等人称，而替换后所产生的审美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你”的非确定性指向不断地提醒读者反观自身，让读者更为深切地理解同情主人公的境况与心态，缩短了人物与读者间的距离，若替换为确定性的其他人称，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效果。再次，第二人称的应用是促使读者更深入地介入故事情景中的一种修辞手段。如：“我们随即搭乘子弹火车去了京都，下榻于表谷客栈。很特别的地方。你穿着和服，睡在地板上；你在木头澡盆的滚烫的水里沐浴。空荡简略的环境非常怡人——没有桌椅书报：这也是一种休假了。”这里，“你”的出现一方面仿佛是“我”在对自己自言自语，而另一方面似乎是“我”在邀请读者加入他们的生活，感同身受一番。在该小说中，叙述者不断地在“你”、“我”、“他”之间进行人称变换，不定人称灵活变化的总体效果，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心态和视角的调整。同时，叙事人称的频繁变换，意味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角度的频繁变换。

2、视角越界及其审美效果

叙述者“我”从开篇便提到“正因为本诺在我生命中有特殊的地位，他才会不时惹得我心烦。的确，他在我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爱我的舅舅”。表达“我”与舅舅之间的深厚感情。此后，“我”对舅舅的这种关爱与相互信任理解贯穿全书。正因为如此，本诺对“我”的叙述才如此真实可信，令读者毫不怀疑“我”知晓本诺的所有事情并对于叙述者的数次视角越界不以为意。

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无论叙述者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还是处于边缘的旁观者，也无论视角来自于叙述自我还是经验自我），视角越界典型地表现为侵入全知模式。按常规而论，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无法采用全知视角的。因此，《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作品便只好“侵权越界”，在内视角的外衣下，加进了全知视角的实质性因素。

叙述者不断地进行铺垫以使得视角越界显得不突兀：“‘我’特别把本诺在他另一种生活（拉雅蒙生活）中的谈话如他所述全部记录下来，这些笔记‘我’都保留着。”又如：“本诺跟‘我’说这些是很应该的。舅舅说，他如果想了解医生的逻辑和诚意，就必须把这整个现象叙述一遍。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说出来让‘我’评理。”由于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局限性，作为旁观者的“我”不可能知道“我”不在场时本诺舅舅与拉雅蒙一家的关系如何，他们如何生活，而这都需要本诺的转述（如：“在‘我’的怂恿下，本诺把他跟玛蒂尔德在那些空荡荡的房间里的谈话向‘我’重述了一遍”）。叙述者索性采用全知模式，由第一人称限制视角转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全面地叙述本诺与妻子玛蒂尔德及其岳父医生的生活和谈话，并加以评论。叙述者对本诺与医生的谈话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同时在其中不断插入本诺后来与“我”的评述性对话，以期造成视角并未越界的错觉。如：“医生很不喜欢别人在谈话中，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谈到死。‘那一瞬间’，本诺说，‘他简直可以把我杀了，肯尼思。‘我’看到他火冒三丈。他那么费心地款待‘我’，但是没用，‘我’天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但是他控制住自己。父亲之情占了上风。还有积极思想（往好处想）的力量。”

这样的插入与视角越界使得内视角与全知视角交叉在一起，叙述张弛有度，叙述者因审美需要和主题意义的加强而调整叙述距离；读者通过全知视角了解到本诺与医生的谈话过程及叙述者对双方的分析性评论，而适时的转换成内视角则加深了“我”对于本诺处境的同情与理解，也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叙述者倾向于以“想象力”为幌子，来克服视野上的局限性。如“她在炉上替他做晚饭。彩色玻璃罩的吊灯——雅皮式的蒂凡尼吊灯——在饭桌中央投下明亮的光圈。‘我’可以想象来。”如此一来，叙述者便可“观察”到“我”不在场时发生的事情，并且利用想象力将其补全。叙述者喜欢用“他一定会”、“她一定在”、“可能”、“我猜”诸如此类的猜测性词语来进行叙述，并伴随着思辨性评述，同时，交替出现“你”、“我”、“他”这样的人称转换。这样，主人公、叙述者和面向需要教育和说服的读者大众的作者这三个声音可以在该叙述中交织混合在一起，具有较好的审美效果以及加强了主题意义。

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作品中，贝娄运用了灵活变换的不定人称叙事方式，在“你”、“我”、“他”的人称转换之间游刃自如，并巧妙地由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转入全知视角。叙述者“我”通过对人物（包括本诺和“我”本身）命运的叙述，不断地追问生存意义和价值、阐释生命目的，而“你”的频繁出现则促使读者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从而达成了叙述者、人物与读者这三者之间在对话基础上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也显示了一种如行云流水般的叙事风格。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更多地体现出了成熟而自觉的读者意识，为读者提供了参与对话交流的平等地位与实际可能。小说通过对人称转换和视角越界等叙事手法的灵活运用，激励了主动阅读，使读者与作品、叙事者之间展开了潜在的对话与交流,读者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不断思索、不断感悟人生，从而获得了广阔而自由的阅读空间。在该小说中，贝娄运用他在叙事手法上的革新，不仅将对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融入其中，也让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做出理解和判断。《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作品标志着索尔·贝娄的叙事艺术已臻于完善。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表面上塑造出解放的女性，实际上并没有赞赏或肯定这些女性，而是刻意压制她们的才能，以男权的眼光审视她们，在男权话语体系中将她们置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要求下进行评判，使她们成为碎片化、妖魔化的“第二性”作为主体的男性叙述者通过对依附父权社会生存的女性形象塑造，否定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而叙述者对于这些女性主观偏见颇深的褒贬也折射了他对于自觉担当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的女性的欣赏和对女性重返家庭，继续承担传统“家庭天使”身份的期望。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性别政治方面，女权运动的发展导致男权与女权的冲突，与此同时，是经济上这个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社会个体在物质崇拜中陷入精神迷茫。小说中对没有女性存在的伊甸园的向往和女性、婚姻带来男性主人公精神的堕落，使之下凡人间，饱受折磨的情节构造也暗示了小说中性别政治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二元对立的隐喻，而这一隐喻又加强了女性作为外在性的“他者”/“第二性”的地位。

——刘文松（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教授）

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以深切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呼唤人类精神太阳的升起。

——魏啸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西北大学，1937年在该校毕业，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记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里执教。

主要作品有：《两个早晨的独白》、《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汉德森》、《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等。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