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生元（1914年2月14日—1975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建国前曾担任红色互济会太原分会定襄支部干事会书记，中共定襄县委组织委员，定襄县牺盟会分会主任、秘书、动员委员会动员分配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六大队政治处主任、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第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政委、河南区队（第五区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河北区队（第四区队）政委，晋察冀边区第二地委河北分委书记，冀晋区第二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阳泉市市委书记、市长、军管会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一九六师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志愿军第66军第一九六师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部长、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山西省军区副政委等职。

1914年2月14日，智生元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管家营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智泉，家族世代务农，每年收成有余，是村里的小康人家。智生元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下有二弟一妹，自然得到父母的宠爱。智生元自幼聪明好学，家庭也希望他将来顶立门户，光宗耀祖，所以智泉很注重对儿子的培养。智生元8岁正式进入本村小学读书，13岁考入定襄县第一高级小学。

1927年7月，智生元15岁时又考入本县中学。智生元的中学时代，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在山西的阎锡山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同党，积极配合国民党右派大肆“清党”，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此时，定襄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革命斗争，在本县影响很大，使智生元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时，他又看到一本《苏联视察记》的小册子，对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他上初二的时候，父亲为他包办与邻村留念村朱家的女儿定亲。朱家较穷，希望早点过门。

1931年8月，智生元中学毕业时就完了婚事。智生元初中毕业后，本县还未设立高级中学，要想读书，就得赴省城太原。他知道这样需要花很多钱，何况自己已是有家属的人了，不知家里能否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就婉转地征求父亲的意见。智泉听了儿子的话，对他的求知愿望给予全力支持，并且托了一位亲戚，把智生元送到北京私立中华高级中学校。

1932年8月，智生元到北京读书后，大开眼界，不仅目睹了首都的繁华街市，更重要的是有机会翻阅了大量的进步报刊，同时接触了校内外的进步人士。其中，共产党的内部刊物《西北前哨》对他的影响最深，从而奠定了他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到北京读书，智生元半个学期就花去了一百多块大洋，况且家里还有妻子吃饭，他实在不忍心再拖累家庭了。因此在寒假回家后，智生元就再没回学校，而在本村当上了初级小学校的校长，教村中的儿童学知识。

1933年12月，智生元由原定襄中学的同学张立诚、胡荣柱（太原国民师范学生）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同时入会的还有一起任教的陈能尚、王世烈，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智生元参加革命后积极地进行活动，宣传抗日救国。

1934年7月，智生元又与陈能尚、王世烈专程赴太原寻找党的组织。党组织通过派人个别谈话后，智生元由张立诚、胡荣柱介绍，在太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县后，红色互济会的三个成员组成了党小组，成为定襄县共产党建设的开端。10月，智生元任红色互济会太原分会定襄支部干事会书记。

1935年的中秋节，党小组乘定襄城内各商号赏月热闹之机，把他们写好的传单、宣传品，挨家挨户地进行秘密散发，宣传红军的胜利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县城内震动很大。10月间，蒋介石去五台县河边村拜见阎锡山的父母，路经定襄时，党小组乘群众出城到汽车站欢迎，街上行人稀少的机会，在几条主要街道上用粉笔书写了大量的标语口号。县城的反动官僚看后目瞪口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随着革命活动的深入，党组织的发展也很快，开始在学生和教员中吸收了新的力量，以后又在农民和农村手工业工人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于同年冬正式建立了县的领导机关——工作委员会。

1936年2月，智生元调任定襄师家湾村初级学校当校长。此时，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阎锡山加紧在黄河沿岸进行布防，堵截红军入晋，并成立“防共保卫团”等反动组织，加紧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进行镇压。山西省委领导机关遭到损失，使定襄党组织失掉与领导机关的联系，但智生元与同志们立场坚定，始终坚持斗争。在刀光剑影的斗争中，定襄党组织未受到丝毫损失，直到年底，通过薄一波才与省委恢复了联系，建立了定襄县委领导机关，由智生元担任了县委组织委员。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全县已发展党员七十多人，建立了十四、五个支部，被誉为“红色的定襄”。当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在阎锡山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对阎锡山的推动，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1月初，薄一波由太原赴定襄，在王家庄村会见了中共定襄中心县委负责人智生元等人，指示他们尽快发动群众，建立牺盟会组织，以公开合法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会后，县委决定，由智生元具体负责县牺盟会的筹建工作。

1937年春，山西牺盟总会派了几位特派员来到定襄县，和智生元等定襄县干部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定襄县牺盟分会，但被阎锡山的“主张公道团”和本地劣绅们篡夺了县牺盟分会的领导权。党组织为了掌握这一群众性的抗日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掀起抗日高潮，决定展开与反动势力争夺牺盟分会领导权的斗争。智生元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4月，在牺盟总会牛荫冠的亲自领导下召开的定襄县牺盟会全体会员代表大会上，智生元当选为定襄牺盟分会主任，同时担任执行委员、秘书。从此，他便脱离学校教员的工作，由秘密走向公开从事革命活动，思想更加坚定，工作更加积极。为了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国高潮。智生元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召开群众大会，利用乡村庙会时进行讲演、绘画、图片展览会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了牺盟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占领平津后，分兵四路长驱直入向华北各地进攻，其中一路南下攻打忻口村、东攻娘子关，向山西扑来。当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挺进山西，展开抗日游击越争。9月27日，智生元在太原出席了全省牺盟代表大会，被选为山西牺盟总会执行委员。当月，定襄县动员委员会成立，智生元又任动员分配部长。此后，智生元从太原牺盟会总会领到发给定襄县的武器（晋造冲锋枪十五支，步枪一百五十支），返回县城组织游击队。此时适值赵尔陆、舒同等人也奉命到了定襄，做发展群众武装斗争的工作。智生元等在赵尔陆等人的领导下，迅速组织了一支由一干多人参加的游击队，正式命名为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六大队（华北抗日义勇军第六大队）。11月，晋东北地委派智生元到六大队任政治处主任（大队长刘东纪），从此开始了军队的生活。此后，他曾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

1939年3月，以五、六大队部分及崞县新兵大队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二支队，支队长熊德臣，政委罗亦经，智生元任政治处主任，后任政委。

1941年5月，以第二支队为基础及忻县（东）、定襄、阳曲（东）游击队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河南区队（第五区队），区队长何能彬，政委韩庄，智生元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0月，智生元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河北区队（第四区队）政委（区队长曾美），率部主要活动于山阴、代县及崞县滹沱河以北地区。曾美和智生元各带领两个中队，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封锁日伪军据点，拔除敌人碉堡，队伍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抗战时期，智生元一直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出生入死，勇往直前，先后参加多次著名的战役，如袭击史家岗钱斗、寨里伏击、张家寨反包围战、苏龙口伏击战等战役战斗。

1942年10月至1944年10月，智生元任晋察冀边区第二地委河北分委书记。

1944年10月，智生元调任冀晋区第二地委组织部长。

1945年10月，智生元任冀晋区第二地委副书记。

1947年，正太战役中，智生元随军参加解放阳泉的战斗。5月4日，智生元奉命兼任中共阳泉市市委书记、阳泉市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之职。市委、市政府为地专机关，归冀晋区党委和行署领导，委托二地委专署代管。阳泉刚解放时，社会秩序混乱，情况复杂，摆在智生元面前的是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由于进城部队多，又没有统一的城防司令机关，加之手续不够严格，相当忙乱。日伪时期，阳泉为特务中心区，阎锡山接收后，又划为特区，公开的特务组织就有十余个之多，分布在群众活动场所，造谣惑众、投毒枪杀，十分猖獗。同时，城内物资也相当缺少，有些人乱拿乱毁，再加上停电、停水，社会秩序乱，人心不定。这些大的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来做，而进城的干部却十分缺少。由于战况变更，原配备的阳泉市各主要领导干部及大批干部亦随军西进，到下乡工作，直到5月2日才有21名干部及警卫人员进入市内。当时解放战争还未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虽然控制了正太铁路三百余里，但石家庄、榆次等地还没解放。智生元上任后，得到军区的指示要作两手准备，一是国民党军队卷土重采，我军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动撤离；二是扎根住下去，阳泉永归人民所有。智生元根据这一精神，迅速着手组建府机构，张贴安民告示。市政府设秘书室，其余干部编为小组，着重在主要大街进行工作，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形势及有关政策，调查了解敌伪情况和物资以及阎锡山的地下特务组织，收集敌伪文件，接受部队移交的物资；另一方面，将一部分重要设备和物资转移到老解放区，支持解放战争。接着，市内又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全市划分为三个街道区，深入到各区了解群众情绪，收集群众反映，利用旧的组织恢复街公所、闾、邻制，安定民生，同时清除敌伪标语口号，换成解放区的宣传阵地，建立读报组、贴报栏、黑板报，及时传播时事消息。5月5日，市内首先解决了阳泉市民的吃水、供电问题，得到了群众的好评。5月20日左右，市内召开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庆祝阳泉解放大会，智生元市长在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会后，有农村秧歌队进行街头宣传、腰鼓、旱船、霸王鞭，十分热闹，接着路南老区平定、昔阳、和顺的三班晋剧连续在阳泉进行公演，使阳泉的紧张空气逐渐缓和下来，街市也有了生气。一区（福寿街以东）和三区（上站至小阳泉村）的中心小学也都开了课，使群众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阳泉市政府经过艰苦努力，初步稳定了阳泉的局势，而后又着手在安定民生方面主要抓了三件事：稳定物价，管理市场；遣散工人，解决失业；放济贫民，组织生产。局面虽然逐渐稳定了下来，但夜间时有武装特务活动，市长智生元所在的办公处——原保晋公司大院，晚上还有冷枪射入。形势需要使他身不离枪，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为了尽快肃清隐蔽的武装特务，市政府成立了除奸小组，集中力量消灭敌特地下组织，并建立了发放通行证的管理制度，接着又在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些工作，智生元市长都要亲自部署，接收汇报。智生元市长当时吃、住、办公都在一处，每日无闲，有时彻夜和衣而眠。智生元和蔼可亲，生活朴素，衣着整洁，成天打着裹腿，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在智生元的办公桌上摆着笔纸砚，而他经常使用的却是一支用过多年的自来水笔。当时在市长办公室里，唯一豪华的家具就是一个能活动的转椅，据传这是当年保晋公司经理坐的。在他工作疲备的时候，就把头躺在靠背上，稍微轻松一下。办公室的里间就是他的卧室，只有十平方米大小，卧室内放着一张行军床，铺盖、床单、军毯这些都是战争的胜利品。智生元手下有一名通讯员兼管机关勤务。6月，智生元妻子朱培英调来阳泉，安排在一区搞妇联工作。夫妻二人仍是两处分住，只是星期六的下午，妻子才抽空回来团聚。智生元对妻子十分爱护，一有机会就教她学文化、认字。阳泉是解放军较早解放的城市。解放后，党中央陆续派来了大批干部，以阳泉为试点摸索和总结接收城市、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其间，市长智生元勇于克服困难、团结同志，调动了每个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使阳泉出现了新局面，给城市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得到了上级的赞扬。阳泉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中共创建第一城”。9月3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阳泉由任朴斋接替市长职务。10月，智生元参加晋察冀土地会议。12月，智生元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旅长曾美）。他率部参加了察南绥东战役。

1948年8月，智生元调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政治部主任（旅长马辉、张开荆），率部参加了太原战役。

1949年2月，智生元任华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一九六师政委（师长曾美、杨有山），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等战役，屡建战功。

1950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由肖新槐为军长、王紫峰为政委的第66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系列，入朝作战。66军辖一九六师、一九七师、一九八师。一九六师师长为杨有山、政委为智生元（至1951年1月）。23日下午3时，肖新槐军长在北京领受了入朝的紧急任务后，立即返回部队驻地天津，召集各师干部开会，传达任务。在会上，师政委智生元代表师全体指战员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入朝的作战决定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当时部队正在田间秋收，智生元与师长立即收拢部队，准备迅速出发。24日2时，杨有山、智生元率部乘车首先出发，随后是一九七、一九八师。26日7时，全军陆续达到安东集结。25日、26日，66军先后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向朝鲜预定目标宜川车辇馆开进。27日，肖新槐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决定全军分左右两路向龟城、定州前进。28日，军长令杨有山、智生元率一九六师为右路纵队，经车辇馆、宜川插至定州。66军经过解放战争的锻炼，部队总的思想是稳定的，自6月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以后，都非常关心朝鲜局势。但由于广大官兵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有不少人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思想，又由于部队出国时间仓促，智生元便采取了边行动边动员的方法。他要求各级干部以毛主席的进话、周总理的报告和报纸社论为指针，向官兵认真宣讲出国作战的伟大意义。在有关的会议上，他总是说：“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出国作战，保卫边疆，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政治机关应将上级印发的资料火速发到连队，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教材。干部应深入下去了解指战员思想，收集各种情况，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克服部分人怕苦、怕死、怕美帝国主义等消极因素。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响应上级号召，打好出国第一仗！”10月30日晚，杨有山、智生元率师进抵栗洞、内洞和古军营洞地区。当部队进入阵地后，师指挥员立即指示迅速构筑工事，摸透敌情，严阵以待。31日15时，英军二十七旅在坦克配合下进攻纱帽岩。智生元协助杨有山指挥部队展开战斗，打乱了敌人部署并歼敌一部。31日18时，肖军长根据彭总命令调整了部署，令一九六师留一个团在古军营洞抗击英二十七旅，师主力两个团进至青龙岭、水泊里地区隐蔽集结，为军的第二梯队。11月3日，彭总命令66军坚决阻止美二十四师北进。军指挥所即命令一九六师进至犁邱里、黎下里地区正面堵截。为防止英二十七旅逃跑，军部又及时指挥一九六师主力进至宜川、定州之间堵截。杨有山、智生元当即率一九六师冒雨急行军，11月4日进至宜川，英二十七旅已逃向定州。一九六师在宜川与当地反动武装作战5次，俘敌52人，伤敌48人，缴获不少枪枝弹药，还搜捕到了美空军跳伞驾驶员少校1名、中尉1名、下士2名。5日，彭总令66军以1个师进至定州，加强海上的侦察和警戒，肖军长将任务交给了一九六师。经杨有山与智生元商定：以一个团位于定州向安州方向警戒，主力进至龙阳、南市洞、云溪洞地区集结待命。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结束。11月18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战役的经验，研究下一部作战方案。11月17日，66军在青下里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总结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其它有关问题，如开展反右倾斗争。一九六师亦召开了相应的会议，智生元作了重要讲话，认为部队紧急入朝，身处异国，环境生疏，特别是语言不通，较美军装备落后，指战员仍然以英勇颜强的精神，予恶狗当头一棒。他列举了五八七团八连，在古军营洞反击敌人作战中打得英勇顽强，用刺刀和手榴弹打退了几倍于我的敌人。他又批评了五八七团的九连，在古军营洞的战斗中执行命令不坚决，擅自改变部署，在遭到敌人攻击时过早撤离阵地，说明指挥员的政治素质差。这既给坚守的友邻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又使自己失去了歼敌的机会。他认为初战未打好的原因是：缺乏与美帝国主义打恶仗的思想准备，有些人有“三怕”思想，即怕飞机，怕坦克，怕大炮。其它原因是长途行军，供应困难；在战斗中侦察失误，行动缓慢，迂回不力，以致失去战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智生元强调要开展批评，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交流经验，交心谈心，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受了批评的同志要虚心改正错误，克服怕苦、怕死的思想，对受过批评的，允许改正错误，大家应当帮助他们改正错误。11月24日，彭总令66军于25日拂晓前在泰川以北地区接替39军的防务，令各师于17时向指定位置开进。杨有山、智生元率师经南市、泰川公路进至龙风洞、德化洞、松川洞地区，接替一一六师防区。在开进途中，一九六师与伪一师遭遇，杨有山与智生元指挥前卫团巡速占领同德里以南地区制高点，迅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且击退敌人数次进攻，毙伤敌75人，俘敌2人，缴获战防炮3门。军政委在电话中对他们进行了表彰，说他们打得好，打得顽强。11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开始。杨有山、智生元奉命率一九六师主力坚守泰川以北阵地，警戒并阻击敌人，掩护军主力夺取658·8高地，消灭该据点敌人，尔后主力攻击松川洞、宣化洞的伪一师。经6天激战，一九六师与全军共歼敌1373人。11月30日，智生元在战斗中头部受伤，差点牺牲。当时，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部队首长马上派车将他送到辽宁丹东，又送到沈阳，在沈阳陆军总院进行手术治疗，但是留下了后遗症。此后，一九六师政委由范富山（1951年1月起）接任。

1951年3月，智生元出院，回到部队驻地，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1955年2月至1957年8月，智生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智生元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9年7月，智生元调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同年，智生元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1961年4月至1969年12月，智生元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分管全省民兵工作。在任期间，他常年下乡，在农民家吃派饭，从不另开小灶。

1964年，智生元晋升少将军衔。

1975年10月24日，智生元因风湿性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太原家中去世，享年61岁。智生元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