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俄语：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是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57年。

小说的主人公尤利·安得列维奇·日瓦戈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他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相当有钱的实业家庭，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在日瓦戈很小的时候，他遗弃了妻子，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他在国外把钱财花得精光，从一列奔驰的火车上跳下自杀了。幼年的日瓦戈在叔父和舅父的庇护下成长，日瓦戈受到舅父的影响，后来成为了杰出的作家。

青年时代，日瓦戈寄住在莫斯科教授亚历山大·格罗米柯的家里。米沙·高尔东是一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也住在那里，日瓦戈和高尔东成了生死之交，跟他俩一起做伴的还有教授的女儿冬妮娅。日瓦戈毕业后娶了冬妮娅，他们的婚后生活很美满。战争爆发前夕，冬妮娅生了个儿子。日瓦戈应征上了前线，在一所战地医院当医生。他负伤后，在战地医院里遇到了女友拉拉。拉拉母亲的情人科洛夫斯基奸污了刚刚成年的拉拉。安季波夫是一个工人出身的科学家，他同情她们母女俩的处境，后来就娶了拉拉为妻。拉拉向他坦白了自己遭侮辱的情况。帕维尔一家搬到乌拉尔的一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定居，一年后，帕维尔志愿服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帕维尔走后，拉拉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于是，她把孩子留在莫斯科亲戚家里，自己到前线找丈夫，找不到安季波夫，她就在战地医院里当了女看护，就这样她和日瓦戈又相遇了。日瓦戈和拉拉常能见面，对拉拉产生了感情。一个星期后，日瓦戈登上了回莫斯科的火车，拉拉也被允许回乌拉尔工作。就这样，他们又走上了人生岔道。

日瓦戈回到莫斯科，由于饥饿和寒冷，便带了妻儿去乌拉尔山区，到冬妮娅的外祖父留下的农庄里避难，同行的还有冬妮娅的父亲。在那里，日瓦戈享受到了安静和物质上的保障，同时，他也意外地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在尤里亚金市阅读室翻阅书刊时又遇到了拉拉。日瓦戈告诉拉拉，他见过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此时，拉拉和丈夫已经形同陌路了。日瓦戈和拉拉住到了一起。一天下午，日瓦戈骑着马去找拉拉，被迫当了游击队的医生，跟随他们去了西伯利亚。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逃跑了。回到乌拉尔，日瓦戈才知道他的家庭已迁到莫斯科去了，他和拉拉只好住在一所别人丢弃的茅屋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他们很快乐。可是，他们不理睬政府当时提出的口号，日瓦戈逃到了瓦里吉诺一个被弃的山庄。但是科洛夫斯基又出现了，他们不能一起脱逃。日瓦戈独自离开乌拉尔，流落到了莫斯科。人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冬妮娅和他们的孩子已经移民到了法国。日瓦戈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安格拉夫已是红色政权中的将军，他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克什卡。日瓦戈医生在莫斯科混了几年，过着他认为无聊的日子，最后心脏病发作，死在莫斯科的街上。痛不欲生的拉拉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拉拉的结局无人知晓。

在他死后，安格拉夫收集了日瓦戈生前的诗作，并把它结集出版。安格拉夫设法找到了日瓦戈和拉拉所生的女儿，负起了培养和教育这个孤苦伶仃的侄女的责任。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作品开篇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尾声”则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时间跨度前后约半个世纪。活动于上述历史时空中的，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60多个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作品表现了他们在这一历史变动年代的复杂情绪感受，他们对时代所进行的思考。

全书可以说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所作的一种回望，并涵盖着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

日瓦戈

日瓦戈的命运折射出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他的生活和命运充满了苦难和无法弥补的缺憾。日瓦戈虽是富商之子，但到10岁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动荡的历史时期，日瓦戈等一代知识分子在苦难的年代里耗尽了青春，他们承载着苦涩的爱情，他们的理想和志向在动荡的历史年代里难以实现，而他们与生俱来的美好性灵在民族忧患的年代里毁灭殆尽。苦难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的生存境遇，正如日瓦戈诗中所写：“我们的相会是为了分手，我们的欢宴是为了留言，让那苦难的暗流，温暖生活的冷酷。”作为对人类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面对民生疾苦在文学中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善良温情和人文主义的执著探索。苦难与缺憾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存在主题的基本特征。苦难的生活和宗教情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博爱同情的宽广胸怀。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虽然无法摆脱迷惘、焦虑不安的情绪和心态，但仍表现出英勇和执著，表现出俄罗斯人独有的以苦难救赎人生的宗教情怀。

拉拉

拉拉的苦难是俄罗斯女性所遭受苦难洗礼的象征。她在受了狡诈阴险的律师科马洛夫斯基诱惑之后，感到忧郁和绝望。她来到教堂去寻求慰藉，听到一位诵经士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荣获的。他们关于自己有很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这是基督的意思”。正如《圣经·新约》中玛利亚是耶稣受难与复活的见证者，拉拉是日瓦戈生命和精神复活的见证者。17岁的拉拉被科马洛夫斯基引诱失贞，因此她总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渴望救赎。“拉拉是俄罗斯文学中永恒女性的代表。她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坚强的抗争，表现出来的善良和充满爱心，都体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永恒女性以爱来拯救世界的主题。”

批判违反人性

在医学院时，尤利·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细菌在显微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事。”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则信仰站在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的对立面。书中有很大的部分在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的被布尔什维克、叛军和白军所摧毁。尤利必须在那动乱的时代亲眼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恐怖事件。甚至于他一生的挚爱—拉拉，都从他身边被夺走。

他对于战争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无情、把之前和平相处的人们变得水火不容而深思良久。他那横跨俄国的旅程可以说是有种史诗的感觉，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他渴望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一切，这驱使着他横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终回到莫斯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隐约的批评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不同意“锻造一个新人”，因为这违反了人性。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主体思想。

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并非主张仅仅关心自己，而是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人，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作品中日瓦戈的这种博爱思想，同样是从韦杰尼亚夫那里接受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感觉到舅舅总是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曾在冬妮娅母亲的病床前说：“在此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日瓦戈与拉拉之间的爱更是一种舍己的、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爱。尽管日瓦戈知道拉拉如其本人所说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却仍然无私地爱着她。两人感情愈深就愈关注对方的幸福，都鼓励对方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去。冬妮娅在即将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前夕给日瓦戈的信中则这样写道：“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日瓦戈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并放走了那个还是少年的白卫军士兵谢廖沙，在危难中把无家可归的乡村孩子瓦夏带到了莫斯科，设法把他送进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也是他的博爱精神的体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真正的人永远活在别人之中，早在自传随笔中他就有言：“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

历史观

尤利·日瓦戈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从莫斯科的一名医科大学生、经受过历次战争和革命风雨的洗礼，到20年代末成为一个潦倒知识分子的遭遇，构成作品的基本情节线索。处于日瓦戈周围、并对他的性格与命运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物，则有他的舅舅兼抚养人、还俗神甫韦杰尼亚夫，他的岳父、化学家格罗米科，他的妻子冬妮娅，他的情人拉拉及其丈夫安季波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与他一直保持着友谊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等人。作品通过日瓦戈的坎坷经历，借助于他的札记、创作、书信、独白和思考，经由他和上述所有人物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从这一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勾勒出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的一幅幅生动侧影。读者可以看到因城市里夜间发生战斗而倒在人行道上的伤员，街头张贴的政府公告和法令，身穿皮夹克的权力无边的委员，被战火和饥荒踩踏的村庄，却很少能看到关于社会重要事件的具体而直接的描写，因为作品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正如俄国流亡批评家费·斯捷蓬所说，在作品所勾画的全部“混乱”之上，“始终闪现着精神的折光”。如作品中写到二月革命后日瓦戈从一战前线返回莫斯科，在列车上遇见一位年轻猎人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日瓦戈同他争辩说：“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这番对话，正反映了俄国两次革命之间人们对历史进程的不同看法。十月革命即将爆发时，日瓦戈曾预言“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同时也有了某种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来的无能为力。这也是那一特殊时期许多人共有的感觉。

日瓦戈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阿！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岳父格罗米科听到了这番话，当时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紧接着又强调：“不过，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后来，当日瓦戈在尤利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在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往乌拉尔山区之后，日瓦戈在他的札记中写道；“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穿越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

日瓦戈童年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走过了和前者不同的人生道路。20年代后期杜多罗夫曾被流放，但在服满期限后却恢复了公民权和大学中的教职。三位老同学在莫斯科相会时，杜多罗夫曾真诚地谈到：狱中狱外有关方面对待他的教育，使他清醒了头脑，擦亮了眼睛。

这些言论很投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这类公式化的东西他已听得烂熟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些“符合时代精神”的言论却使日瓦戈感到恼火，他为同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而忧心。到了二战后期，已经晋升为红军少尉和少校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多罗夫曾遭受再度入狱的折磨，戈尔东则是作为劳改犯“戴罪立功”上前线、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的。两位朋友交谈时，在回顾日瓦戈去世以来的经历后，杜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正因为有了战前这段恐怖的历史，战争爆发后，人们才都自由、舒畅地松了口气，以某种轻松感投入战争这一“殊死的、得救的烤炉”。杜多罗夫察觉到的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戈尔东所言“希腊成为罗马，俄国启蒙运动变成俄国革命”，诗人勃洛克当初的说法“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已从形象上的意义变成字面上的意义，则更可视为对几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总结。

《日瓦戈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独特视角，更在于它所显示的一种历史观，在于对作为“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高度关注。这既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见解中，也表现于它对众多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理想，关于大自然。”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后来，韦杰尼亚夫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

这些理念使日瓦戈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对个性的贬低、对个性自由的践踏，使他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日瓦戈医生》所显示的这种历史观，甚为接近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人的个体人格是潜在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一切都随我而生生不息；同时，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又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他还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历史和元历史。“像别尔嘉耶夫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个性是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历史过程就是在其内部实现的。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不存在任何高于个性的事物，因为从神学上看，只有个性可以期望复活。”帕斯捷尔纳克未必已触及别尔嘉耶夫基督教思想的深层实质，但是在《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建构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思想的隐约存在。

帕斯捷尔纳克对个体生活和个性独立的关注，使《日瓦戈医生》表现出一种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日瓦戈最为看重的是普通、平常的生活，他在札记中写道：“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引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行“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来说明诗人对于诚实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的赞美。

在一战前线度过三年后，长期的隔绝使日瓦戈在归途中最心旷神怡的就是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感到“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生命和感受，就是为探险者所追求、艺术所指涉的东西。”

作品的女主人公拉拉，更多地是从个人幸福、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眼前的历史事件的，所以在和日瓦戈谈起她与安季波夫的命运时，她才会说：“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她深信落在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头上的所有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乱摧毁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使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崩溃于一旦，谎言开始降临到俄国土地上，而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观念，大家都要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拉拉看到，“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信。一切都笼罩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些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的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当拉拉看见年幼的女儿卡佳对已经降临的灾祸毫无所知，仍然在用积木搭房子时，不免触景生情：“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和孩子们不同，大人们却不得不“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拉拉最后在日瓦戈的灵柩前哭诉道：“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这便是这位女性眼中的历史，包括它那野蛮而虚伪的过程和灾难性的后果。“宏大历史”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卑微的世界争吵”。

人物形象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的是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医生熟谙旧俄的腐败，所以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称之为“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但他对革命后的战乱和困境颇感迷惘，对于无论白军还是红军的暴力都表示反对，反映了旧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曲折经历。作品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写法与以往的这类作品不同，别具一格。

对日瓦戈医生爱情的描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说作品是爱情小说也不为过。日瓦戈一生与三个女人有瓜葛——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友玛琳娜。冬妮娅与日瓦戈青梅竹马，但他们之间亲情的成分大过爱情，如果理解为爱情，也不过是男女世俗的友爱、爱人般的体贴，缺少灵性的成分；玛琳娜在日瓦戈落魄潦倒时与他同居，但他们精神上无法沟通，他们仅是一种肉体之爱。日瓦戈一生真正圣洁的、癫狂的、“灵魂与灵魂相遇”的神性之爱实际上给了拉拉。

拉拉是上帝的馈赠。因此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具有超脱世俗的形而上意义。它以疯狂、怪癖、激情和不可理喻超越了卑微的世俗之爱，他们的爱上升到了生命本真的神性高度。这种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短暂的本真之爱散发着超脱尘世的幸福的光辉和非人间的欢乐的天堂气息。

作品结构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他的札记《游戏人间》，便是当时岁月的日记，其中有随笔、诗作和杂感。小说第9章“瓦雷金诺”的16节中，前9节就是日瓦戈的9篇札记。在这里，他记叙了自己为了一家人活下去而进行的鲁滨逊般的劳作，他和格罗米科一遍又一遍地读普希金、托尔斯泰、斯丹达尔和狄更斯，没完没了地谈论艺术的情景，冬妮娅怀孕后他对妻子的感情，以及他在注视这一片旧庄园周围随着四季转换而变化的自然景色时关于历史、日常生活、俄罗斯诗歌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还有泄露他深层心理的梦。在第15章“结局”中，也有一节是日瓦戈辗转回莫斯科以后写的札记，其中有他面对城市的荒凉萧瑟而发出的“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的设问。他写的诗作，或独立成篇，或是札记的一部分。如“失措”一诗写于革命后他带着伤寒病去拉一车劈柴回家的日子，写的是幻觉中的“入胎”与“复活”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冬之夜”“圣诞夜的星”等诗，则是他在和拉拉重返瓦雷金诺之后一个雪夜的创作，它们都被收进小说最后一章“尤利·日瓦戈的诗作”中。这一章所有25首诗，或暗示日瓦戈的必然命运，或是拉拉精神境界的写照，或追忆两人的爱情、表现他们离别后彼此间的痛苦思念，或是借基督之口对时代作出的判决，均与前面各章的叙事形成艺术上的彼此呼应。

作品不仅将主人公的札记和诗歌作为书中的某些章节直接植入文本，还描述了他写作的过程和其间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手稿的命运，使文本中出现了“关于写作的”的文字。重返瓦雷金诺与拉拉在一起的日子，是日瓦戈写作较多的时期。那时，周围迷离、或隐或现的一切，都仿佛在呼唤着他加以表达。每天晚间，他浏览前一天写下的诗稿，推敲其开端与结束，琢磨其抒情风格，斟酌自己所采用的诗格，时而为自己写的东西而失望和伤心，时而又激动得流泪，惊讶不已。在仔细修改好初稿后，再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这期间他写的诗，大部分是献给拉拉的。在她离开瓦雷金诺之后，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各个时期有关各种事物的涂鸦之作整理完毕，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像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这类关于“写作”的叙述，常令读者感到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形象发生了某种交叠，甚至觉得这好似帕斯捷尔纳克在讲述自己的写作过程。

书中没有忽略日瓦戈的札记和诗歌后来的命运。返回莫斯科后，日瓦戈的一本小册子得以印行，其中既包括他关于个性、历史和宗教的思考，也包括他写的小说和抒情诗。这本书当时就深得读者赏识。后来日瓦戈又避开喧嚣，整理自己旧时的诗篇、修改尚未定稿的作品，并开始写新作。不幸的是，不久后他便撒手人寰。但是此时，他的思想和诗歌已经获得了许多不相识的知音。奇迹般地回到莫斯科的拉拉，曾参与尤利·日瓦戈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整理其文稿的工作，但因被捕而中断。不过，叶夫格拉夫还是整理好了尤利的著作集，因此戈尔东、杜多罗夫在战后岁月里才有机会阅读和谈论它，并认为“这本书仿佛知道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关于心灵自由、关于未来等）的感觉。”读至此，读者又仿佛感到日瓦戈的创作好像就是《日瓦戈医生》，“书中之书”和书本身的影像重叠起来。

叙事

在叙事方法上，《日瓦戈医生》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运用隐喻与象征来表现人物心理、命运或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作品中写日瓦戈一次生病时，曾有很长时间处于谵妄状态，在幻觉中看到一个长着吉尔吉斯人的小眼睛、穿着一件在西伯利亚或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的男孩；他认定这个男孩就是他的死神，可是这孩子又帮他写诗。这一幻觉形象象征性地预示了日瓦戈后来的遭遇。又如拉拉在受到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之后，曾梦见“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让玛莎过小溪》”。在此之前，作品中已写到“透过左边的肩胛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显而易见，这个梦隐喻了拉拉刚刚被激起的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处于审视之下的羞耻感和罪孽感。日瓦戈落入游击队之后，在听到一个暴虐的传说时，也在幻觉中仿佛看到“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好像有一把利剑“劈开了她的肩胛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这一幻觉和拉拉的梦遥相呼应，暗示日瓦戈早已驶入她心灵的隐秘之处。

意象

同隐喻与象征手法相得益彰的是作品中的意象运用。小说中多次出现“窗边桌上燃烧着的蜡烛”的意象。学生时代的拉拉就喜欢在烛光下谈话，帕沙·安季波夫总是为她准备着蜡烛，每当他们在卡留尔格尔斯基街的那间租房里交谈时，他就把蜡烛放在窗边桌上点燃。这时，房间里便洒满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日瓦戈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曾和冬妮娅一起去斯文季茨基家里参加圣诞晚会，当他们穿过年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时，他曾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光融化出一个圆圈，并下意识地念出了“桌上点着一只蜡烛……”这样的句子。十分巧合的是，决定枪击科马罗夫斯基的拉拉此时正在和帕沙交谈；而日瓦戈正是在这次圣诞晚会上第一次看到拉拉的；许多年以后，日瓦戈去世后尸体停放的房子，恰恰是当年帕沙租的那间房子；当拉拉奇迹般地出现在日瓦戈灵柩旁时，她怎么能想到，死者当年驱车而过时曾看见窗前的蜡烛和被烤化了的霜花，“从他在外边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桌上点着蜡烛”也同样是“尤利·日瓦戈的诗作”第15诗“冬之夜”的主导意象。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意象，深印在男女主人公的意识中，象征着他们俩心心相映的心灵之光。

景色描写

《日瓦戈医生》中的景色描写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同样和作家对于个性的关注相联系。这尤其显示于作品关于自然景色的“转喻性描写”。作家一方面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另一方面又将人物的心情投射到自然界，甚至让人物渗透到大自然中去，着意强调人和自然的不可分性。整部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始终以冷色调为主，较多出现旷野、冰霜、风雪、寒夜、孤星和冷月的画面，既与主人公超凡而忧郁的精神气质相和谐，又呼应了作品大提琴曲一般沉郁的抒情格调。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总结，是他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这部小说曾引起苏联和世界文坛数十年的激烈争论。西方的苏俄文学专家们把它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该书于1956年在苏联写成，却率先在意大利出版。从它问世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东、西方之间，对《日瓦戈医生》的毁誉﹑褒贬截然相反：在西方各国，从政界、艺术界到舆论界都交口称赞，称它为“一部不朽的史诗”“惊人的小说”“杰作”，掀起了一股“日瓦戈热”，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等国家陆续用15种文字出版了这部小说；而在苏联境内，《日瓦戈医生》却遭到严厉谴责，被攻击为“一株毒草”，指责它是在“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在以后30年中，此书一至被禁止出版。

围绕着这部小说，苏联与西方世界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文化“冷战”。苏联方面把向帕斯捷尔纳克授奖，斥责为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政治挑衅，并扬言帕斯捷尔纳克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为此作者被迫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而西方则利用《日瓦戈医生》及作者的遭遇来攻击社会主义“不人道”一些政要、名人纷纷向苏联提出抗议，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出面干预。

《日瓦戈医生》（俄语：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戈医生》意文版成功出版，立即获得西方文化界的一致好评，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日瓦戈热”

《日瓦戈医生》成为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颁奖词：“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

出版过程

1956年，《日瓦戈医生》手稿写就，而《新世界》的编辑们却认定小说的核心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在退稿信中把作者严厉地批评了一通。

苦闷中的作者不得已将书稿寄到了意大利。11月，《日瓦戈医生》意文版成功出版，立即获得了西方文化界的一致好评。然而西方世界的“日瓦戈热”却使作家的处境更为不妙，苏联作协再次掀起了对“日瓦戈”的批判，并要求当局将诗人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谢绝了领取诺贝尔奖，以证明自己对俄罗斯的忠诚。两年之后，诗人孤独而终。1982年，苏联为作者平反昭雪，1988年《日瓦戈医生》俄文本在苏联正式出版。

中文译本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全名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作家，白银时代的重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等。他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一直受到诗歌爱好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喜爱，他的诗作和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一起，撑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星空。他的诗情感充沛，有一种见证者式的沉痛力量。虽然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是《日瓦戈医生》，但他的创作主要还是集中于诗歌。一直以来，他的诗就对中国诗人的创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