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即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正是从这里出发，其分析区域问题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经济学的，其理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命题之上： 其一是收益递增。其二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其三是运输成本。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即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正是从这里出发，其分析区域问题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经济学的，其理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命题之上：

是收益递增。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国或区域间通过发展专业化和贸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经济规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区，其规模优势远远大于某一个部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前提。

是不完全竞争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创立的不完全竞争模型，被克鲁格曼引入到区域经济的分析当中，例如，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处于农业地区，两者的角色将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被 “锁定”，从而形成中心区与外围区的关系。

是运输成本。假设以保罗·萨缪尔森引入的“冰山”理论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业的存在。由这三个基石，设计出区域经济的“中心一外围模型”。这个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密切。一方面，可以这样说，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发现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例如，1826年杜能就在其名著《孤立国》中生动地描述了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和用途。100年之后，在继承和发展杜能理论的基础上，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1929)、克里斯泰勒 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以及廖什的《区域经济学》又复活了长期存在的德国区域理论学派。作为德国区位理论学派真正的继承者，从70年代开始区域科学在区域科学家艾萨德的倡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他的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和卡笛尔也开始在空间联系方面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一直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比如在20世纪，经济地理学受到许多经济学说的影响，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极和区位理论 、凯恩斯的商务循环模型、米达尔的积累因果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

然而，经济学与地理学并不是建构在一个科学的系统之中。长期以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地理学采取抵制态度。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经济学基本上是非空间的，而且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从来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学家总是借助于抽象和简化的模型，试图在地理学之外来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经济学家似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与地理学之间存在重要的和持久的关系”。他们对地理学的一点点兴趣仅仅来自于少数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如Myrdal和Kaldor)。

但从80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似乎突然开始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此后，他又在《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自组织经济学》和最近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1999) 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经济学家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波特也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支学科。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如Anthony Venables、Masahisa Fujita、W. Brian Arthur和Bruhart也加入了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

随着建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回归”（详见Dymski；Ottaviano and Puga；David；Schmutzler）。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的经济学中来。

根据马丁的观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2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在传统经济学中，报酬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3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最近，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的兴趣又开始复兴 (如Buchanan and Yoon)，克鲁格曼也参与了报酬递增理论框架的构建。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于决定贸易、集聚和专业化比报酬稳定和完全竞争更加重要。事实上这2种理论框架存在许多差异，相对而言，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例如，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代理商往往根据价格来决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不去考虑其他代理商的行为决策。相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个代理商的行为决策往往要考虑其他代理商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模型主要用来解释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配置以及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现象（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空间集聚的并不是克鲁格曼，主要有马歇尔主义和钱伯林主义2种传统方法）。克鲁格曼认为“资金外在性”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是重要的。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与“资本”这2种外在性要素之间长期存在着界线。克鲁格曼认为：在报酬稳定、完全竞争条件下这种分界是无益和无效的。克鲁格曼更关注“资金外在性”(即市场规模效应)，而不是“技术外在性”(公司之间研究成果的转移)。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于扩散。但从总体上说，交通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关键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主题是“新增长理论”。据该理论，新古典集聚理论在区域尺度上比在国家尺度上更适用。经验显示：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减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减少，结果将导致区域的扩散或极低速率的集聚。如同“新贸易理论”引起了对空间集聚的兴趣一样，主张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也引起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集聚的兴趣。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

除上述2方面以外，克鲁格曼还对抽象并且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性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以此回应亚瑟关于复杂性和自组织概念对于描述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学是有用的讨论。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复杂系统经常表现出随机的自组织性：始于无序的初始状态，向高度有序的状态发展，在统计学上表现出非常简单的规律性。与亚瑟不同，他建议用非线性动力模型来定义报酬递增，适用简单和规则的模型来描述与其相关的复杂系统。

在西方学术界，由克鲁格曼及其同事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比如，Ottaviano和Puga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区位提供了一种新方法”。Schmulzler则认为：“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至少在2个方面对经济学著作做出了贡献：(1)“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2) 克鲁格曼 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

虽然地理学家欢迎其他学科对区位和场所进行研究，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却持批评态度。

新经济地理学是1990’s初由克鲁格曼(Pual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其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和经济空间过程。在思想上，新经济地理学应用新增长理论，强调报酬递增，强调内生化比较优势，方法上采用了经济学领域一贯使用的数学模型方法，试图在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和空间过程中寻求其动力学机制，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相比较，二者有着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从研究方法上说，新经济地理学有明显的创新。

在最近几年新经济地理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李小建，2002，顾朝林，2002，王铮等，2002）。介绍者对新经济地理学表现了不同的态度，不过否定的意见居多，在一些非公开场合，一些中国学者表示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强烈反对，出现了热烈的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出发点是报酬递增；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地理学依赖的新增长理论的基础，它导致了新增长理论，没有出现为特殊的地理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是引用多部门理论来讨论经济地理过程。在这里部门已经化成区域，形成多区域理论，这与传统区位论、区域科学强调一个中心的习惯更为接近实际情况。遗憾的是，这种分析基本上限制在两区域情况。两区域模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杜能（von Thünen, 1966）。在杜能那里，空间有两个区域，一个是城市，它消费农产品，一个是农村，它提供农产品，空间均衡，最终导致产业带区位现象发生。但是在杜能模型中，这两个区域的分工是先验的、外生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发点是针对古典区位论中城市的外生性这一理论缺陷，试图把城市内生化，以发展新的理论。

克鲁格曼最初利用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 Stiglitz J.,1977)的内生分工理论来构建自己的基本模型。克鲁格曼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两部门经济系统，农业和工业。其中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可流动，生产单一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工业部门由多个厂商组成，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间可相互替代，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的结构包括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和运输成本三部分。消费者对工业品的消费行为可以分解为两步来理解，即：（1）在工业产品效用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追求的是获得工业产品效用的支出最小。（2）在总收入约束下，消费者以获得最大的产品效用为目标。其中定义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与厂商数量成负相关。厂商行为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生产投入只考虑劳动力，所以厂商的利润就是收入与工资之差。结合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可以得到均衡状态下的产出，劳动力和厂商数量。如果厂商可选择不同地点进行生产，产地到消费地之间没有运输费用，运输成本考虑的只有运输损耗，由此导致工业产品在产地的价格和消费地的价格不同，从而使消费地的需求发生变化，总需求量也随之变动。在需求和供给相等的一般均衡里，模型的三个部分闭合。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每个厂商的均衡产出只与劳动力阈值和边际劳动力投入，以及产品替代性有关。克鲁格曼在这里引入“冰山”运输成本(Iceberg form of transport cost)，也就是说工业产品从产地运达消费地的完好率不是100%，例如，若途中损耗是20%，那么工业产品在消费地的价格是该产品在产地价格的1.2倍。“冰山”运输成本导致产品价格出现区域差异，两区域的产品需求和价格指数发生变动，由此引发了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从而导致了经济地理差异。模型通过一种产品种类代表一个厂商的假设，把厂商区位内生在模型中，通过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更高的实际工资的追随)说明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农业边缘区模式。在这里用聚集解释了城市的生长，使得城市内生化。劳动力可移动性和运输成本是集聚的动力因素。关于聚集的结论是这样的：运输成本与聚集的关系是非单调的；运输成本在较高和较低的水平时，厂商都倾向于分散在各自的市场；只有在中间水平时，厂商趋向集中在一起，发生聚集。在这些分析中作者实质上使用了新增长理论的报酬递增观点，从而使城市规模的扩大效益增加，产生聚集。

新经济地理学在科学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是用多区域分析代替了传统的空间分析。在传统的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中强调空间概念以至于在建立了模型后由于空间背景的复杂和不连续，使得模型缺少分析功能。其次，实际的地理单元以国家、区域形式开展自己的经济活动，区域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整体性（李春芬，1959）。传统的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不能有效地表达这种整体性功能所以它们的研究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导致了关于一般数学模型方法不能解决经济地理问题的看法。新经济地理学着眼于区域而不是空间，既克服了模型分析的数学困难，又逼近了真实地理事物，是新经济地理学方法论的进步。新经济地理学的大部分模型分析涉及两部门——两区域经济系统，构建多部门——多区域经济系统的研究正在起步。所以说它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在这种发展中，克鲁格曼患得患失受到传统约束，想突出空间，以至于使得他后期的工作变得逊色。但是他毕竟开辟了正确的方向。

新经济地理学的第二大进步是：系统地引进了一般经济理论和模型分析思想，冲破了原经济地理学从经验认识问题的实证主义传统。对经济理论的系统引进，特别是它对个体消费者和厂商的相互作用的重视，为经济地理现象提供了一种解析基础，从而将微观过程与宏观过程结合，为经济地理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思想方法上，强调模型及其假设，使得理论可检验性、可改进性提高，研究者可以从观察结果反推模型与假设的问题，从而完成地理学模型从简化到精确模型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力量。

我们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两大思想进步，是地理学家继续发展经济地理学所需要接受的。其中，多区域分析思想在中国地理学中实际上已经长期存在。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长期的独立发展中，形成了众多的区域经济思想，强调区域协作、中心经济区等，尽管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但是这是以区域具有整体性、存在多区域为基本前提，所以中国地理学可以比西方正统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有更多亲和力。

在具体科学问题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我们认为近期下列一些问题可以突破。

l区域经济一体化

新经济地理学注意了区域聚集，却忽视了整个区域过程，从而局限了它的功能。区域聚集一般伴生着产业化－专业化－同盟化－一体化的发展过程。经济增长中的区域发散与收敛、区域经济追赶问题，这些当前经济增长理论的热点，都属于这个体系。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的潮流，无论这种一体化是否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经济地理学家却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特别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这些问题的解决比之解释聚集的发生更有现实科学意义。因此，经济地理学需要更多介入。在这个问题的介入中，思想上需要突破的是地理学家牢记李春芬（1959）强调的区域的整体性、差异性是地理学对象的本质，而不是空间性。正因为空间性才使我们只见聚集不见区域过程。王铮、葛昭攀模拟研究了开放经济下区域一体化过程，研究发现，区域网络中当存在巨大的知识缺口时，区域一体化会导致区域内部差距加大。

l溢出的地理过程

溢出尽管是早就发展的科学概念。格罗斯曼和霍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提出，知识溢出对区域的经济共同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使知识溢出成为了一个地理学问题。Verspagen (1992)，Caniëls（2000）强调，区域的溢出具有扩散性质，并且用中心地理论来讨论区域知识溢出，从而把空间因素引进了经典的溢出理论中，使得溢出的地理特色更为突出。当前，进一步认识贸易、技术、知识溢出的地理学性质，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Eaton, Kortum,2002），地理学家在这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注意溢出与空间聚集的关系。当前可能的突破口是认识知识只有部分共享性，它可能导致的空间聚集、区域收敛与发散，以及技术发展而不是资源导致的比较利益优势是经济地理学家应该完成的工作。对于溢出的空间过程，王铮等（2003）提出溢出强度除了随距离衰减、与知识缺口有关外，还与区域的需求有强烈关系。这里的区域需求包括生态环境水平、文化地理特征。这个分析使得溢出理论地理化。

l聚集的复杂性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聚集的研究仅仅讨论了城市是怎样发生的，不能说明城镇体系的存在。城镇体系是一种复杂现象，它有聚集的原因，也有区域聚集同盟化的色彩，它也需要一种内生解释，同时也需要历史主义的“路径依赖”解释。实际上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部，无论有没有充分的差异导致先天的比较利益存在，但是城镇体系比城镇有更多内生化起因。其次，与聚集共生的是产业集团的区域存在(Curzio, Fortis, 2002)，所谓产业集团的区域存在是指相同和不同产业的企业在某个空间范围聚集，这种聚集带来产业区和产业空间网络，形成特殊的物流系统，它们对区域发展关系重大，产业集团的形成与其说是报酬递增的结果比如说是溢出的结果，溢出导致的聚集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认识。再次，聚集总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继承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这里导出路径依赖问题。这是典型的地理问题，还缺少研究

l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被公认为地理学问题，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理论体系，不能不包含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种新经济模型中也没有得到体现，由此本文认为将区域的资源、环境等地理因素引入到新经济增长模型，并且内生化某些成分，是新增长理论的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也是与新增长理论同源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不过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广泛化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在思想上，也需要突破。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并不在于最大化，而是提倡适度消费，此时消费者的当前效用不一定达到最大。有一部分效用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效用不只是一期，可能要考虑多期的效用，这与新增长理论的多期效用思想一致，多期最优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与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结合的基点。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从外部性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是资本外部性而不是技术外部性，这样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便没有得到重视。恰恰相反，80年代后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开始研究技术对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如区域产业发展被认为是本土化的过程等。而克鲁格曼将外在经济和区域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对产业地理学进行了一次不小的修正。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对立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其方法及理论框架在认识论上的局限之外，更致命的是他们对地理学不甚了解。克鲁格曼在其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运动开始的名著《地理学与贸易》一书的参考目录中仅引用了4条地理学的条目，其中的2条分别是1927年和1940年的。在最近的《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克鲁格曼仅仅参考了地理学家们的2项主要研究内容。其他“新经济地理学”的作者如Arthur和Barro以及Sala-I-Martin根本就没有引用地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即使克鲁格曼引用地理学家的工作，也经常拼错他们的名字，在他1995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希望将经济地理学回归到主流经济学中，但对经济地理学却持轻视态度。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学派中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地理学家常常简单地反对模型，反对定量，反对明确”(特别是由于他们在数学建模上的不足)。克鲁格曼对最近经济地理学放弃空间科学 (数学建模) 而转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的研究方式感到相当的迷惑不解，其他的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定量方法及数学模型是描述和表示经济世界的最佳方式，地理学家最近却放弃这个传统而寻求更加“模糊”的方法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当读到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克鲁格曼的著作时，许多地理学家对其中傲慢的词语和看法感到愤慨。克鲁格曼和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大多数经济地理学家可能没有认识到“地理学”所代表的真正意义。当克鲁格曼开始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时，他就预言地理学家不会喜欢他对“地理学”术语的用法和他的模型。

克鲁格曼声称：“新经济地理学最明显的贡献是它帮助结束了主流经济学中不考虑空间结构问题的做法”，但地理学家事实上已经做了许多他们想要做的工作。

尽管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之间有密切关系，但绝非系统性的，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引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时，经济学家似乎不想与经济地理学家进行交流；今天，经济学家试图从理论上对地理学进行再定义，想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时，地理学家深感不安。

当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试图把经济地理学带回到主流经济学中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时，事实上，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认为，在70年代之前，经济地理学习惯于运用空间科学及区位理论的实证主义方法。7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开始统治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经济地理学便从80年代中期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在80年代后期，经济地理学似乎没有及时地抓住世界经济的迅速变化 (即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等等)，仍习惯于用传统的理论 (如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描述经济发展，其发展过程被悲观地描述为“危机”和“不确定性”。80年代以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等范畴都得到了明显扩充，其思想包括法国的规则理论、Schumpeteriran技术溢出模型和制度经济学理念。最近，经济地理学又转向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理论来寻求灵感。

按照法国的规则理论，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组织已经经历了一次根本的过渡，即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前者以标准的批量生产为特征，后者则是更加具有弹性的生产方法，如“弹性专业化”。加州学派认为，这种产业组织向弹性专业化的转变将会产生许多新的产业区，从而又恢复了经济地理学有关空间集聚研究的重要意义。Martin 和Sunley认为：经济地理学的新产业地理学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例如，新产业地理学将竞争的弹性专业化、产业区的集聚、技术和知识溢出、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劳动力市场和正规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成功的地方化的前提条件，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强调不完全竞争、地方上的集聚簇群、资本外部性、没有典型的技术溢出、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供应以及不存在正规的社会—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研究。

80年代初期开始，一批社会学家，也包括地理学家重新开始研究区域。他们认为，区域作为“后福特主义”、“弹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的生产体系的核心应该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对于区域化的机制和作用也同样存在着争论。Storper将参与这次争论的学者划分为3个学派：(1)“弹性专业化学派”。他们对制度分析感兴趣，最初从70年代中期开始由意大利学者为代表，后来由讲英语国家的Piore和Sabel为主体，他们关心的是制度和产业的划分，以通过研究由小型企业所控制的生产体制来确定弹性和专业化而著称。(2)“加州外部经济学派”。该学派主要研究产业组织和交易，以外部经济学研究为代表，他们“确定产业劳动分工的弹性，通过企业内相连接的交易成本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3)“技术学派”。该学派的学者主要关注知识、创新和技术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关系。上述3大学派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将区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协调中的一个基本单元 (研究平台) 从事相关的研究。尽管如此，Storper认为这3个学派都没有解决有关区域化的争论。在他看来，区域并不是抽象的和可以普遍被理论化的，而是被描述为“非贸易依赖”的一个地点。这些非贸易点的相互依赖，实际上是集聚的外部性，它形成了特定区域的物质与精神资产，这些都是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在生产中所缺乏的。Storper还认为，既然经济过程是不确定性的和无法避免的，在解释区域发展时运用历史联系是很重要的。在Storper的《区域的世界：全球经济的区域发展》一书以及他最近的文章，都强调社会转型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区域增长在本质上是偶然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域增长，有必要对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做出研究。

全球化尽管研究方法差异较大，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新热点。由于经济地理学在处理地理空间尺度 (如“全球”或“地方”) 等概念得心应手，所以“全球化”一时充斥地理学的著作和期刊之中。Thrift和Amin在研究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后发现：要解释全球化，不能回避解释“地方走向全球化”和“全球化走向地方”的2个趋势。Swyngedouw也认为，尽管“全球化”与“地方化”有些不确定性，或者仅仅是推论，但“全球”和“地方”2个概念对于从空间上描述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是非常有用的。Herod通过对50年代美国2个工会之间冲突的研究发现，“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而是由全球化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与此相反，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理空间尺度问题。对克鲁格曼和他的“新经济地理学”来说，空间不是地理学中所说的一个存在论上的关系，相反它被定义为抽象的点或区域，空间的利用最多也只是作为理论建模和概括经济规则的工具。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常常不能把空间或位置放在恰当的关系中，而地理学家在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把空间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共同体。我们引用Trift和Olds的框架来描绘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研究领域。按照拓扑学上的4个前提条件——闭合区域、网络、流和位置看，将有4个主要研究领域统治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地理学家可能已经实践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实践。第一个研究领域采用“非正统但却被广泛构建的方法，在流通中处理国家与州及多国之间的合作、国际竞争、国际政体、规则理论的第三次浪潮、管理体制等”。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经济学的”。第二个领域的工作与网络的前提相对应，关注于“社会的”决定因素，包括对网络化企业的自组织、知识区域、货币网络和种族之间的商业网络的研究等方面，该领域主要是以“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和种族地理等”方法为基础。第三个领域的工作建立在流的前提条件下，主要关注“文化的”决定因素，研究“象团体、个人和需求以及身份和情感等问题”，其方法包括“符号学、对谈话的分析、肖像学和种族地理学”。第四个领域的工作是赛伯空间地理学，主要包括后结构主义和一些“流”研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