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1938年8月组建于武昌。

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华北、上海、南京等地。为动员全民抗战，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周恩来代表中共出任副部长。4月，成立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宣传工作的指示，着手进行收编、组建抗日宣传团体编入三厅建制。8月，在武昌昙花林宣布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其中，抗敌演剧队由郭沫若、田汉、洪深主持训练1个月后分派各战区抗日前线工作。

抗敌演剧队建制为28人，正副队长由上级任命，队务委员民主产生，队内实行民主管理，大多数抗敌演剧队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建队初期由中共三厅特支领导。此后各个阶段的活动都是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

在抗战前期，一队在广东，二队在江西、湖南，三队在山西，四队在湖北，五队在安徽、江西，六队在安徽、山东，七队在浙江，八队在湖南，九队在广西，十队在河南，进行演剧宣传活动。

抗敌演剧第一队

前身为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后成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徐韬，中共支部书记为陈元（孟启予），主要成员先后有魏曼青、张客、舒模、李超、刘双楫（木）、高博、蒋超、冯法穓、葛文骅、史莽等人。1938年8月，被派往武汉前线张发奎部第二兵团工作。不久战事变化，突围到湖南活动。长沙大火后，会同二、八、九队执行救济灾民活动，后随第二兵团进入广东韶关地区，对粤北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演出了各种街头剧、活报剧。1939年春，被第四战区政治部吞并改编为艺术宣传队，派赵如琳当队长，原队长徐韬回军委会政治部。队内党组织坚持工作，抵制当局的控制措施。1940年春，恢复原建制，魏曼青为队长，随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到广西，为柳州军民演出《我们的故乡》《包得行》（与九队合排）等剧目。1940年底，日军退出南宁，一队会同九队赴南宁进行群众工作，同时创作演出了张客、齐闻韶、吴淞的《南宁克复后》、李超的《边城之家》《霸王山》等剧目。

抗敌演剧第二队

的前身与第一队相同，原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四队，队长郑君里，成员有原左翼剧联盟员瞿白音、沙蒙、吕复、赵明、许之乔、舒强、水华、许秉铎、洪遒，还有参加过左翼戏剧活动的严恭、于因、田青、陈家松、王家乙和来自苏区的石联星，并吸收了青年演员刁光覃、夏淳、朱琳、江俊、高重实等。不久瞿白音、郑君里先后离去，吕复继任为队长，赵明为副队长。1938年10月，参加长沙大火救灾工作后，被派往江西第十九集团军驻区工作。1939年初，在修水前线和南昌地区演出了《生死关头》《三江好》《壮丁》《家破人亡》《人命贩子》《闹元宵》《木兰从军》等剧目。1939年夏，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为加强控制，将二队调往长沙第九战区湖南以“突击测验”、“甄别谈话”和派进“队员”等手段寻找“异党分子”。队内中共党组织领导全体队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于形势，中共支部书记史民和部分骨干先后离队，吕复兼任支部书记，在江西、广西补充了两批新队员，有田野、沈默、赵元、冯旭等。1939～1940年，二队曾两次到湘北前线为军民演出，除原有剧目外，上演了《一心堂》《卢沟桥》、张客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和《一年间》，还演出了本队创作剧目严恭的《挖公路》、赵明的《水车转了》和吕复的《保卫大湖南》。

抗敌演剧第三队

前身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由武汉拓荒剧团吸收平、津、沪、汉学生组建，队长徐世津、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彭后嵘，三厅特派员光未然任中共支部书记，主要队员有田冲、邬析零、胡宗温、蓝光、史民、史?、胡丹沸等。1938年9月，在奔赴西北战场途中，先后在西安、洛川等地演出了《宣传》《大兴馆》《沦亡之后》《打鬼子去》《东北一角》《生路》等剧目，进入晋西北后，取得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在牺盟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二纵队工作，除慰问演出外，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培养艺术人才。1939年春，三队进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演出了《军民合作》《武装宣传》，并首次演出了光未然、冼星海合作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5月后，三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二战区，前往晋东南前线工作。

抗敌演剧第四队

原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队长侯枫，主要队员有巫咸（闻捷）、黎韦、徐图、姚桦、黄达生、丁冬、季虹等。中共地下支部书记金辉。武汉集训后，四队被派在湖北工作。9月到达宋埠第五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会同抗敌演剧六队等联合演出《台儿庄》等。由于战局变化，全队随司令部转移到襄阳、樊城一带，侯枫离队，许智接任队长。在转移过程中，先后演出《凤凰城》《反正》《敌》《飞将军》等大型剧目和10余个独幕剧。曾到鄂北、豫南前线抗日部队中进行多次演出。还曾与朝鲜义勇队合演《阿里朗》《朝鲜的女儿》《图们江畔》等剧。1939年底，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金辉等人被迫离队，中共支部书记由鲁阳担任。在政治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四队仍坚持小型演出。在国民党当局胁迫下，队长许智、支部书记鲁阳又离队，由翁村接任队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战区政治部下令将演剧四队就地解散。

抗敌演剧第五队

，前身为文明戏剧团“上海剧社”，队长王梦生。主要成员有沈怡乐（沈默）、陈浮生、陈力群、徐笑林、朱九思、叶紫云等。1938年9月配属于第三战区政治部，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区巡回演出。1938年12月，三战区机关转移到江西上饶，战区政治部将此队编为第三工作团，辗转步行到江西，沿途演出了街头剧，或在晚上搭台为军民演出《张家店》《最后一计》及独脚戏《拾炸弹》等。每次演出前，队长王梦生发表感情充沛、慷慨激昂的演说，观众为之感动。1939年上半年，徐笑林邀来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张樵侬、杨华生，演出独脚戏《跑警报》《南京城》，取得良好效果。1939年6月，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迫害，7位队员被迫离队。五队在东战场坚持战斗，深入群众，有较高声誉。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力量受到削弱。抗敌演剧队

抗敌演剧第六队

，前身为平津学生抗敌移动剧团，队长陆万美，中共地下支部书记王泽久，主要演员有秦霜、章洛、 张葳、张叔友、华文超等。1938年9月从武汉出发后，在宋埠与演剧四队，原救亡演剧二队（金山率领部分）联合演出《台儿庄》。当时正值武汉战役，六队遵第三厅指示深入大别山敌后为游击部队演出，接着随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何伟前往安徽立煌，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工作。先后在各县演出了《飞将军》《渡黄河》等剧目。1939年5月，第五集团军于学忠部奉调山东，要求派六队前往工作，六队经第三厅批准后，横跨鄂、皖、苏、鲁4省，穿越敌占区转到于学忠部，在各地演出《三江好》《死里逃生》《烙印》《生死关头》《放下你的鞭子》《夜之歌》《鬼在哭》《荣誉大队》《九·一八以来》等剧目。尽管演出条件极其艰苦，但宣传鼓动效果强烈，军民充满同仇敌忾的激情。六队曾演出《流寇队长》，后苏鲁战区政治部下令停演。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当局对六队施加迫害，进行各个甄别，企图加以分化编并。六队与之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后在于学忠部进步军官的帮助下，远去东北军111师工作。1940年东北军57军举行兵变，反对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六队进行了坚持抗战的演出宣传工作。1941年2月，兵变失败，六队成员全体被关押。后在东北军将领的帮助下，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战区政治部下令六队就地解散，成员分批绕道进入新四军和八路军驻区，继续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抗敌演剧第七队

前身为武汉友联剧社，队长冼群，主要成员有王澧泉、罗毅之、张清泉、黄宛苏、诸葛明、殷振家、 林岚、熊俊英等。七队于1938年9月自武汉出发，直抵安徽休宁，配属三战区政治部，在屯溪、万安等地巡回演出冼群的《烟苇港》和《反正》及《复活》《菱姑》等剧。1938年底，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往江西上饶，七队被编为第二战地工作团，沿祁门新安江直抵浙江兰溪、金华，一路乘民船演出《屠户》《放下你的鞭子》等剧。1939年3月抵上饶。1940年到福建崇安、江西铅山、河口等地演出。上演剧目有《魔窟》《流寇队长》《凤凰城》《一年间》和《芙蓉与牡丹》《一朵小红花》《代用品》等。1939年10月冼群离队，罗毅之任队长。

抗敌演剧第八队

前身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八队，队长刘斐章，主要成员为石凌鹤、王逸、程漠、马英、刘谅、叶向云、舒仪、朱启穗、鲍训端、田稼、晓河、丁浪、陆地等。1938年分配在湖南衡山、长沙、衡阳一带工作，曾参加长沙大火后的救灾工作并去湘北前线演出。上演剧目有《生路》《壮丁》《生死关头》和多幕剧《凤凰城》等。1938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调属第九战区政治部，与二队同时遭到控制和阻难。八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坚持两次上湖北前线和深入穷山僻壤，演出王震之的《人命贩子》、严恭的《闹元宵》、王逸的《生路》等剧目，并在士兵中进行文艺辅导工作，还应第四军军长欧震要求，组建了一个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均仿照演剧八队的铁血剧团，八队派王逸任团长。铁血剧团在军部和前线各师团巡回演出，还以《明末遗恨》《陈圆圆》等剧目参加一、二、八、九各队在长沙的会师演出。1942年铁血剧团解散，成员进入新中国剧社和各演剧队。

抗敌演剧第九队

前身为以冼星海、张曙为首的救亡歌咏队。队长徐桑楚，副队长、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丁波，主要成员有范元甄、吴淞、徐炜、杨葆衡、黄力丁、特伟、张庆芬、张碧夫、冯法穓、肖琦、齐闻诏、岳野、郑达、程季华、钱风、杨震、费克等。1938年11月，九队参加长沙救灾后，到广西桂林工作。中共南方局曾派何?君参加此队，实际联系西南几个演剧队的工作。九队以桂林为基地，为广西军民先后演出了《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血花》《壮丁》《黑地狱》《愁城记》等剧目，并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歌舞活动，进行多样化的演出。

抗敌演剧第十队

前身为河南省抗敌后援总会巡回话剧第三队，队长姚肇平，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为晏甬。主要成员有马可、贺煌、王亚凡、 杨光龙等。1939年9月，十队由洪深率领到第一战区河南工作。十队以洛阳为中心，在各地城乡巡回演出，还曾两次北渡黄河到晋南、晋东南、豫北前线演出。主要演出剧目有《献金救国》《马百计》《军民合作》《黑地狱》等。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投降、反倒退运动，演剧十队积极参加斗争，揭露投降派的阴谋，进一步进行团结抗战的宣传动员工作。193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战区政治部派人强行接管十队，队长易人，开除、关押一批队员，并不断派遣特务加入。原先的骨干和队员被迫分批逃离，大部分参加新四军或进入延安解放区，部分返回河南大学或到农村教书。第十队在反动派摧残下变质解体，不久被撤销。

剧宣一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解除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迫使抗敌演剧队先后解散或改组，并对演剧队进行更名。将抗敌演剧队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简称剧宣队。一队改为四队留柳州；二队改为九队留长沙；三队改为二队仍留山西；八队改为六队调湖北恩施；九队改为五队，仍留广西。另将抗宣第一队改为七队，在广东活动。

剧宣二队

（原抗敌演剧第三队） 于1941年3月返回二战区，为了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排演了《国家至上》，强调消除隔阂、排除内奸、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有意远离战区政治部，到秋林一带演出《农村曲》《狂欢之夜》，给沉寂的山西社会带来生气和希望。剧宣二队改创的党支部由高来任书记，按照党中央关于坚持国统区斗争的指示，深入晋西北农村，以僌县小西天为基点一边进行巡回演出，一边总结经验、加强学习，为开展新的斗争局面作准备。1945年1月26日，二战区政治部以清查共产党为名，逮捕了王负图、赵辛生等13人。经1年2个月的斗争，至1946年5月，二队被捕人员才获得释放，挫败了反共势力的迫害阴谋。二队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安排人员分批离太原向北平转移。

剧宣三队

（原抗敌演剧第七队）在战区政治部改组时，队长罗毅之被迫离去，国民党当局实施限共、溶共政策，加强特务控制，掺杂人员，剧宣三队后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所控制。

剧宣四队

（原抗敌演剧第一队）参加长沙会演后，返回柳州，途经桂林演出《一年间》《桂南前线无战事》。这期间中共支部书记陈元离队，由舒模接任，副队长为李超。剧宣四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抵制了反共逆流，稳定了情绪，此后2年多，全队一方面坚持以柳州为依托，在桂南一带为军民巡回演出；一方面抓紧业务训练，钻研剧场艺术，表导演和舞台美术水平都有提高。这期间排演了《蜕变》《家》《大明英烈传》等，创作了多幕剧《边城之家》、独幕剧《嫁不嫁》《开小差》等。1944年2月，参加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1944年夏秋，参加了10万人的黔桂大撤退，辗转于贵阳、安顺一带，坚持演出《岁寒曲》《国家至上》《草木皆兵》《金玉满堂》等剧，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

剧宣五队

（原抗敌演剧第九队）更名后原来要调五战区，经过合法斗争，坚持在广西工作，辗转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各地，并曾随远征军到缅甸的腊戍、西保、密支那抗日前线进行演出。后期演出剧目有《长夜行》《重庆24小时》《金玉满堂》《杏花春雨江南》《心狱》等，创作演出了《还乡泪》《艳芳酒家》《风雨牛车水》等话剧，《五月礼赞》《怒吼吧，怒江》《怨黄河》等歌曲，编演了《田圆舞》《义勇军进行曲》《青春舞曲》等舞蹈，以多样化的演出，进行坚持长期抗战的艺术宣传。

剧宣六队

（原抗敌演剧第八队）于1941年更名调往湖北恩施工作。1942年抵达恩施，转为剧场演出，上演了《国家至上》《一年间》《寄生草》《明未遗恨》《愁城记》等剧目；全队进行К.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体系学习。1943年夏，出发到万县、秭归、宜昌等地演出，历经6县市13个集镇，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前线慰问任务。1944年1月赴重庆观摩、 并演出《一年间》，还派出叶向云等10余人协助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戏剧春秋》。此后，在万县先后演出《金玉满堂》《牛郎织女》《杏花春雨江南》等剧。1944年11月六队调泸州，配属青年军，在四川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

剧宣七队

由抗敌宣传一队更名，队长仍为吴荻舟，队副徐洗尘。此队前身为上海青年救国团，主要成员有徐方略、林因加、谭兴坦、刘建庵、张琢、胡振表、陈卓猷、范莱、史进等。建队后随七战区政治部工作，沿湘桂、粤汉线深入桂南、粤西，进入十万大山活动。1941年易名后，调往七战区广东韶关。此后，以韶关为基点，西至桂林、柳州，由桂东出梧州，沿西江、北江巡回演出。又在游击队掩护下进入“阴阳界”沙坪演出。宣传队在抗战初期上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水车》等独幕剧和《塞上风云》《秋后》等多幕剧。后来根据队员的条件，上演了《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歌舞剧目。1942年以后又上演了《新年大合唱》等民间歌舞剧，1943年，还排演了《法西斯细菌》《家》，翌年参加了“西南剧展”。1944年冬，流动在粤北、赣南、闽东，并曾在梅州办战时艺术训练班，直至抗战胜利。

剧宣九队

（原抗敌演剧第二队） 于1941年4月更名后，先后到湘北前线和赣北前线演出，上演剧目为《最后一颗手榴弹》《胜利进行曲》，并把《一年间》《秋收》两部多幕剧也带到前线。为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九队的中共党组织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强队员的时事学习和艺术修养。回到长沙后，九队以演出多幕剧为主，先后上演了《水乡吟》《杏花春雨江南》《大地回春》《北京人》《蜕变》《愁城记》《胜利进行曲》《海国英雄》《寄生草》《春寒》《小人物狂想曲》等，扩大了社会影响。1944年2月，九队参加了“西南剧展”，交流了经验，扩大了视野。由于日军进一步入侵，九队转入四战区，与剧宣四队、新中国剧社联合演出《怒吼吧大后方》、《同盟军进行曲》。1944年底，九队调往重庆，曾演出富有战斗特色的音乐舞蹈，受到重庆文化界的重视和欢迎。此后，九队主要工作在重庆和纂江、万县等地，直至抗战胜利。

剧宣十队

（原抗敌演剧第五队）于1941年改编后，共产党员被迫离队，王梦生勉强维持，演出了《刑》等剧目。1942年春，第十战区政治部先后逮捕了队员王夷、金犁、金羽、王理庭。同时，潘美珠（潘予）、张樵侬、杨华生等相继离队。剧宣十队失去了党的领导和许多骨干队员，处于解体状态。王梦生愤郁致病，于同年5月逝世。后由沈默任队长，陈浮生任副队长。此后，剧宣十队主要从事剧场演出，上演了《国家至上》《北京人》《日出》《阿Q正传》等剧目。1945年配属青年军208师，由江西转至浙江嘉兴。

抗日战争胜利至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剧队名称去掉“抗敌”字样，称为演剧某队，顺序不变。当时剧宣四、六、九队的负责人在重庆听取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关于时事形势的分析报告。周恩来肯定了演剧队工作，并要求演剧队争取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城市工作，以进步戏剧、歌咏占领文化阵地，以配合民主运动，如内战爆发，注意保存力量并坚持不上反共前线，不演反共戏剧。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反共反人民活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演剧队在武汉、平、津、沪等地进行进步戏剧活动，配合了国统区人民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剧宣二队（后称演剧二队）于抗战胜利后到达太原，利用合法方式演出剧目，广泛和文化界结交往来，很快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二队设法转移到民主力量较集中的北平，一边进行演出，一边安排20余位队员转移到解放区。在北平军调部中共负责人徐冰等领导下，二队吸收了新队员，又增加来自四、六、九队的疏散人员，坚持排演了《孔雀胆》《夜店》《大雷雨》等多幕剧。1947年9月，上演《丽人行》。为了适应日益恶化的局面，二队曾一度移地天津，演出了《心花朵朵开》《寄生草》《大凉山恩仇记》3部大戏。1948年5月，根据中共北平城工部指示组织撤退，8月12日全队以举行纪念建队10周年为掩护，撤回解放区。

剧宣四队（后称演剧四队）于1946年春被调到武汉，与六队联合进行了演出活动。1947年7月南下长沙、 衡阳，演出《大雷雨》《原野》《日出》等剧目,并与六队以演出收入在长沙合建联华剧院，上演《丽人行》《家》《春》等剧。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调四队到武汉，并准备派往南京。四队中共支部请示党中央后分批由天津、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组成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部分队员因平津战役开始，交通阻断，未能进入解放区，便撤回杭州隐蔽。杭州解放后，即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文工团合并为浙江省军区文工团。剧宣六队（后称演剧六队）在抗战胜利时，在四川泸县演出《风雪夜归人》，又到成都演出了《草莽英雄》，1946年9月经重庆东下，在武汉与四队联合演出了《草莽英雄》《海国英雄》《夜店》《长夜行》《丽人行》等。在解放战争形势紧迫的日子里，六队一方面坚持演出《牛郎织女》《夜店》《清宫外史》等进步戏剧，同时积极辅导学生演剧活动，以积蓄进步文艺力量。1948年底，刘斐章等赴香港找冯乃超、夏衍，准备撤往解放区，后因交通受阻未能成行，便留长沙迎接解放。成为湘江文工团。

剧宣五队与剧宣七队，于抗战胜利后分别由昆明、韶关调至广州。两队会师后积极举办音乐会，辅导中山大学排戏。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五、七队剧目，监视两队成员活动。两队在中共地下组织统一领导下，利用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矛盾，争取到合法“复员”，然后“明散暗合”，转移香港。1946年在香港成立中国歌舞剧艺社，由吴荻舟、丁波先后任社长，徐洗尘任副社长，举行了建社演出，演出了《中国人民悲欢曲》、歌舞大会串和话剧《牛郎织女》及岳野的《海外寻夫》。1947年初，由丁波带队去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向华侨进行宣传演出。1948年返回香港，1949年4月进入东江游击区，成为华南文工团，参加解放战争。

演剧九队在抗战胜利前后，在纂江、万县青年军驻地演出了《孔雀胆》、《劫后余生》等剧目。1946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沿江东下到达武汉，多次举行公演。同年从南京移往无锡。九队用为青年军夏令营演出的办法改变了调往九江反共前线的命令，又拒排了“戡乱”戏剧。1947年，九队请洪深导演田汉创作的《丽人行》，在无锡与上海首演成功。1948年进入上海，排演《大凉山恩仇记》，坚持演出进步剧目和革命歌曲，积极配合民主运动，迎接上海解放。成为华东文工二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剧宣十队于1946年10月随青年军208师到北平，演出《鸡鸣早看天》等剧。次年配属北平行营，参加过“剧人联谊会”等进步活动。1948年与二队联合举办建队10周年纪念活动。后二队撤往解放区，十队由于没有中共党组织领导，上演剧目一度失去控制，屈从国民党当局。1949年解放后由北京军管会接管。

演剧队10年斗争的历史贡献 　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演剧队在国统区进行活动，经历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以文艺形式唤起广大民众，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②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流动演出的方式，使话剧艺术和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群众结合起来，传播到全国各地以及南洋各国，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大普及、大发展和大繁荣，成为中国话剧史上光辉的篇章。

③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艺术实践中，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优秀戏剧作品，在表导演艺术、舞台美术方面积极探索了话剧民族化、大众化道路。

④ 在长期斗争中锻炼造就了一批革命戏剧人才，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准备了骨干力量。

⑤ 继承和发扬了左翼戏剧运动的革命传统，创造和积累了党领导文艺工作、团结知识分子以及新型剧团的组织建设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