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7月18日—1996年6月17日），男，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有《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1982年获得萨顿奖。

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1922年7月1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的一个殷实的实业家家庭里。17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专业是物理学。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在物理理论上引起的变革，经常使年轻的库恩激动不已。他刻苦地学习物理学理论，始终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1943年，年仅21岁的库恩获物理学学士学位，从而开始了他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当时在库恩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当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完全没有想到要成为一名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1946年，库恩获理学硕士学位，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理想只差一个台阶要攀登了，他已开始着手准备物理学博士学位论文了。

然而，在1947年，发生了一件十分寻常，但是却对库恩一生的学术生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情。当时库恩被邀请参加一期为社会科学家举办的讲述物理学发展的讲座，他暂时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转而仔细地研究了伽利略、牛顿，乃至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力学理论。这使他第一次对科学史有所了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对过时的理论和实践的了解，竟彻底推翻了他以前对科学的本质和获得成就的某些基本想法。因为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库恩发现，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力学理论体系，在它们的那些历史时期，都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它们对相同的观察事实的解释竟没有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体系与牛顿的体系的关系是这样，牛顿体系同爱因斯坦的体系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库恩认为，传统的关于科学本质的进步性质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增长的观点，不管怎样的言之成理，却不能说明历史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实际情况。但是，这些观点历来都是许多科学问题讨论中的基本原则，因此库恩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彻底揭穿它们貌似有理的假象。这样一来，库恩的专业计划就必须改变，从理论物理转到科学史。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著名科学史家J.B.科南特对库恩的这一发现和研究兴趣给予了热忱的指导和鼓励，使得库恩更加相信自己发现的意义和专业的抉择。

此后，库恩一方面继续准备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到了科学史的研究上。1949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约翰·哈斯布鲁克·范弗莱克，Johan Hasbrouck Van Vleck，1899—1980，197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48年库恩取得哈佛学会初级会员资格，这使他能有一个为期三年的自由学习时期。在此期间他读了法国著名科学史家A.柯瓦雷（Koyre）、美国逻辑学家W. V. O. 蒯因、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等人的著作。这种多学科的丰饶的土壤促使他那颗探索科学知识增长规律的种子破土而出。

1951年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邀他演讲，他在演讲中表述了其正在形成之中的科学观。

自1951年起到1956年，库恩留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讲授普通教育和科学史。195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哥白尼：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行星天文学》。在这本著作中，库恩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这一科学史事件对于力学和科学思想史所产生的变革性作用，说明了这一变革能够发生的科学史内在和外在的必备条件。

1958—1959年间库恩应邀去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同许多社会科学学者交流思想，在这种交流和沟通之中他终于认清了以后被他称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1958—1964年，库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于1961年成为该校科学史专业的正教授，讲授科学史。在1962年，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震动，一时间，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形成了研究、讨论此书的热潮，从而为库恩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本书也是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的奠基著作，原书只有180页，译成中文也只有12.7万字，但西方不少人却把它称之为一部“极其严谨的箴言录”。在这本书中，库恩反对那种把科学知识的增长看成直线似的积累，或者不断推翻的增长的观点，反对把科学和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逻辑或逻辑方法的过程。他依据科学史材料，提出了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动态结构理论，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范式”。在这个动态结构理论中，库恩认为科学的实际发展是种受范式制约的常规科学以及突破旧范式的科学革命的交替过程。

这些思想使库恩从专门科学史家转变为科学哲学家。1964年到1968年，库恩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1968—1979年任派恩（M.T.Pyne）讲座科学史教授。这期间，库恩的德文、英文版的论文集《必要的张力》（1977）以及专著《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978）出版。在这些文章里，库恩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史事件分析，进一步补充了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科学革命和范式所下的定义。

1979年以后，库恩应邀去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教学研究工作。一方面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设立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中心”讲授“科学知识的增长”等课程；另一方面，在语言和哲学系里为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思想而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

库恩在1968—1970年间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982年10月，在美国费城，美国科学史学会、科学哲学学会、技术史学会和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四个学会共同召开的年会上，库恩被授予萨顿奖。

库恩因患支气管和喉癌于1996年6月17日卒于麻省康桥家中，享年73岁。其父老库恩是美国的实业家。他生前与妻子珍妮共同生活。库恩有两个女儿，她们分别是住在麻省弗莱明汉的萨拉和洛杉矶的伊利莎白；一个儿子，即家住麻省阿灵顿的纳撒尼尔。他们是库恩与其前妻穆斯女士的孩子。

在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中，“范式”（paradigm）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1959）一文中首次引进这个概念，后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对它作了许多发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对这个概念没有下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作出前后一贯的解释，以致引起人们的争议和批评。1974年，他为此特意写了《再论范式》一文，进一步补充和澄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后，他很少使用“范式”这个概念，而用“词典”（lexicon）一词取而代之。

“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库恩在谈到这个词的用法时说：“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这一方面的意义我找不到更合适的用语，只能借用‘范式’这个词。但是立刻可以看出，借用这个词所能表示的‘模型’和‘模式’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通常用来定义‘范式’的意思。”从更为现代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表示某种派生的思想和概念的发端与基础。库恩借用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用它来表示科学史上某些重大的科学成就所形成的科学内在机制和社会条件，以及由这种机制和条件构成的思想和信念的基本框架，一种先于具体科学研究的思想和组织的背景。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偏重于把“范式”和“常规科学”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考察。所谓“常规科学”，他指的是那些坚定地把一种或许多种已获得的科学成就作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一学科提出一整套规定，提出一些典型的问题及其解答，它们在许多科学经典名著中得到明确的表述。库恩认为这类著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这种成就又足以为一批重新组合的科学工作者留下一大堆有待解决的问题。他说：“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范式’。这是一个同‘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examples）——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库恩在70年代还特别强调“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这个概念，认为用这个概念能更准确地表述范式的含义。“专业”是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实际工作者共同掌握的那种东西，“母体”由各种各样条理化的因素所组成，而每一个因素又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说明。专业母体是一定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共同掌握的一个有待予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种专业母体的组成，包括大部或全部的集团规定，也就是包括《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说的范式、范式成分或者合乎范式的东西。

80年代后期，库恩倾向于用“词典”一词取代“范式”一词，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改革，也就是用新词典取代旧词典。在他看来，词典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世界是通过词典来描述的，词典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词典。词典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词汇组成，各种词汇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前后出现的词典之间有部分交叉，即有些词汇是共有的，有些词汇则为某些词典所专有。理论与词典紧密相联，不同的理论需要用不同的词典才能得到理解，理论一旦改变，词典也需要——而且一定要随之改变。因此，通过考察词典的变化就能理解科学发展中理论的变革。

随着库恩用“词典”一词取代“范式”一词，他也同时用“言语共同体”一词取代“科学共同体”一词。因为，在他看来，拥有共同的词典是科学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如果接受某个科学共同体的词典，就自然成为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如果接受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词典，就自然成为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一个科学共同体抛弃原来持有的词典，就意味着这个科学共同体的解体。一群科学家共同接受另一部词典，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业已形成。

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里。这个名词用来描述在科学范畴里，一种在基本理论上从根本假设的改变。这种改变，后来亦被应用于各种其他学科方面的巨大转变。例如：在香港的教育学课程里，学生都要在毕业前写一篇短文，讲述个人对于资讯科技对教育所带来的范式转移。

1.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1957

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3.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1977

4. Black-Body Theor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nuity, 1987

5.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2000

库恩在1968—1970年间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

美国科学院院士；

1982年10月，被授予萨顿奖。

“求真的人”

约翰·海尔布伦曾复述过库恩自己讲的一个故事，足可以说明库恩为人和为学的认真态度。“追求这些问题成为库恩的工作。他是在哈佛读研究生时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向世界宣布这一使命的。当时一位年轻女性问他都做了些什么。正当他准备回答时，整个酒会不知什么缘故突然静了下来。每个人都听到了如下回答：‘我就是想弄清真相！’这就是库恩，一位过时的‘求真的人’（truth-seeker），充满热情、缺乏耐心、才华横溢、过分自信，但也如他自己所说，神经质、焦虑，不自在。”

通识教育

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1893—1978）敏锐地看到了哈佛毕业生与当时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下决心改变哈佛毕业生的素质。他认为美国未来的社会栋梁应该能够理解科学，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研究科学史。他在全校范围内找了三位助手，库恩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也就是后来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课程的助教。1957年，库恩基于他在哈佛通识课程上的教案，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哥白尼革命》。柯南特亲自为之写序。库恩后来更是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献给柯南特。

“库恩的烟灰缸”

从2011年开始，埃罗尔·莫里斯（E. Morris，1948—）开始炒作他与库恩之间的故事。这个被冠以“库恩的烟灰缸”之名的事件，让人自然联想起“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事件，尽管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莫里斯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之后，得到普林斯顿的入学许可，跟库恩读硕士学位，做物理学史研究。莫里斯在进普林斯顿的头一年与库恩的关系还不错。据他的说法，他与库恩关系变坏，是从库恩不让他去听逻辑天才克里普克（S. Kripke, 1940—）的课开始的。后来因在库恩主持的19世纪电磁学的研讨班上提交的一篇论文而争论起来，莫里斯挑战库恩的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说法，让库恩“恼羞成怒”，随手拿起手边堆满烟灰的烟灰缸扔向莫里斯。

在伯克利时只有约翰·海尔布伦（John Heilbron，约翰·海耳布朗）一人在库恩的名下获得博士学位。保罗·福曼（Paul Forman, 1937—）听完他的所有课程，但因库恩工作变动，福曼没在他名下获得学位。库恩在普林斯顿带过六名博士生，他们分别是：马霍尼（M. Mahoney，1939—2008，1967年获得学位），卡内瓦（K. Caneva，1975年获得学位），塞尔维尔（D. Serwer）、迈尔哈多（E. Melhado）、外斯（M. Wise，以上三人均在1977年获得学位）以及威顿（B. Wheaton，1978年获得学位）。布赫瓦尔德（J. Buchwald，1949—）。

日本学者中山茂和佐佐木力都自称是库恩的学生，尽管他们都不是在库恩名下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山茂（1928—）196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库恩早已去了伯克利。中山茂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日文版译者。《结构之后的路》日文版译者佐佐木力（1947—）则是从库恩的学生马霍尼手中拿到博士学位的。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称库恩“是本世纪最卓越的科学哲学家之一”。

库恩逝世后，与所谓的“身后寂寞”的说法恰恰相反，关于库恩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又开始热闹起来，“库恩产业”日益兴旺。大量的库恩研究专著和传记得以出版，研究范围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建制化，也是库恩和其他先驱们给人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作为一位学者，库恩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他是英文世界里很少见的科学史学术领域的畅销书作者。不算26种语言的译本，《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光英文版就出售了140万册。1990年5月，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专门向库恩致敬的会议。由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当时在世的成员，已85岁高龄的亨普尔（Carl G. Hemple, 1905—1997）代表与会者亲自向库恩致颂辞。美国科学哲学家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1944—）、哈金，库恩的学生海尔布伦、布赫瓦尔德和外斯等人在内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界的顶级人物，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的近百位同事出席研讨会。

富勒的《库恩：我们时代的哲学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Our Times）；

伯德（A. Bird）的《库恩传》（Thomas Kuhn）；

安德森（H. Andersen）的《论库恩》（On Kuhn）；

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理性的动力学》（Dynamics of Reason）；

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1946—）和桑基（H. Sankey）编辑出版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相关问题》（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lated Matters）；

200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40年之际，研讨会论文集《库恩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omas Kuhn）出版；

王巍的《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

李创同的《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

王书明、万丹的《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

何兵的《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库恩砸来的烟灰缸：对范式革命的反思》，[美] 埃罗尔·莫里斯，崔丽敏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

宋志润的博士论文《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