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产业”，关于库恩研究的“产业”。

库恩逝世后，与所谓的“身后寂寞”的说法恰恰相反，关于库恩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又开始热闹起来，“库恩产业”日益兴旺。大量的库恩研究专著和传记得以出版，研究范围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建制化，也是库恩和其他先驱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也参与到“库恩产业”中来，比如温伯格。

1996年库恩去世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第三版，增加了索引。2000年，由科南特（J. Conant）和豪格兰德（J. Haugeland）编辑的《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出版。之后，又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比如，富勒的《库恩：我们时代的哲学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Our Times）；伯德（A. Bird）的《库恩传》（Thomas Kuhn）和安德森（H. Andersen）的《论库恩》（On Kuhn）。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理性的动力学》（Dynamics of Reason）以及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1946-）和桑基（H. Sankey）编辑出版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相关问题》（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lated Matters）。200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40年之际，研讨会论文集《库恩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omas Kuhn）得以出版。2012年，为配合《结构》出版50周年纪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结构》50周年纪念版，邀请著名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写了篇“导论”。许多国际期刊也纷纷出版纪念专刊。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有深度的关于库恩思想的系统研究论著，如王巍的《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李创同的《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王书明、万丹的《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何兵的《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宋志润的博士论文《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研究》。这些论著无论在资料掌握方面，还是在分析论证方面，都表现出不俗的水准。国外的华裔学者，如陈向、王新力等，在这一领域也都有精妙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