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采（1596年12月8日—1648年9月16日），字受先，初号来章，后改号南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人，明末官员。

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1596年12月8日），张采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张采自幼聪慧通达，父亲张凤异对他甚为喜爱，每当遇事不顺，就会说：“有儿子在，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后来，张采被许配给秦家为婿。秦家向来家境殷实，但无子嗣，其家主临终前，打算将全部家产传给女婿张采。但父亲张凤异不愿接受，他说：“我的儿子将来定能成就非凡，我听说接受绝户的产业会带来不祥，我们哪里需要这些呢？”张采十七岁时，补为县学生，他的文章让许多前辈都感到惊讶。但他天性聪，且性格豪迈，起初并未专注于学业。直到成年，才开始收敛心性，专心读书。当时，张溥听闻张采的名声后，便邀请他到家中，共同研讨学问。

天启年间，文学运道趋于衰落，人们纷纷效仿子部的学说，文章语言诡谲怪诞。有识之士认为文章应当回归正道，以正人心。张采和张溥对此深感忧虑，他们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应当重新回归到经典学术的研究上。我们是凭借这一道路起家的，也应当以此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天启七年（1627年），张采参加应天府乡试，考中举人。

崇祯元年（1628年），张采在礼部会试中名列第三。朝廷想要将他引入翰林院，但他拒绝。之后他参加铨选，被授职江西临川知县。当时太仓的士人一旦出仕做官，便趾高气扬，家中奴仆成百上千，穿着华丽，横行乡里。那些士人的差役吏卒嚣张跋扈，宗族子弟更是横行霸道，因此，每当有新进士出任官职，百姓都说：“我们又要不得安宁了！”张采在读书时，便对此深感痛恨，常常发誓说：“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得志，一定要改变这种风气，甚至愿意为此牺牲自己。”张采中进士后，召集乡里的长辈到州神庙前，对他们说：“从今以后，我如果有幸进入官场，一定不会仗势欺人，不会纵容仆人横行霸道，不会让宗族子弟在乡里胡作非为，也不会让私仆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如果有人违背这些约定，将受到斥责。”乡里的长辈纷纷答应。从此，太仓的风气大为改观。

张采赴临川任职后，清廉自守，官署内简朴至极，如同山野一般。当时，他的母亲苏氏还健在，家中常常只能供应两个鸡蛋作为食物，鸡和猪肉也不是时常能吃到。于是，张采便带领家中的妻子儿女等人在园子里采摘冬葵烹煮，生活十分简朴。张采不畏强权，对大小事务都谨慎处理。当地有个权贵的亲戚在县里横行霸道，张采得知后，立即将其捉拿归案，并施以百杖之刑。权贵的公子光着脚在门外呼喊求情，但张采不为所动，最终将那人处治了。临川本就文风兴盛，张采到任后更是大力鼓励，甚至影响到邻近县城的士人。在他的激励下，有数十位士人因此而成名。由于张采工作刻苦，加之临川事务繁杂，他最终积劳成疾。病重期间，张采还笑着说：“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吴中的莼菜和鲈鱼了。”

崇祯三年（1630年），张采请求辞官归乡。张采回乡时，张溥亦请假回家，他们以文会友，共同成立了复社。张采不仅学识渊博，还关心百姓疾苦，即使自己病重，药包也从不离手。每当乡里发生不平之事，他总是挺身而出。太仓知州刘士斗对张采很敬重，对张采所说的话无不采纳。当时，一些乡里的奸猾之徒暗中勾结，假借张采的名义，私下收受富人的贿赂。张采得知此事后，将这些人捆绑起来鞭打，因此结下了大仇。这些人便暗中前往京城，图谋报复。

崇祯十年（1637年），周之夔因争执分田之事与知州刘士斗产生矛盾，他怀疑是张采、张溥在给刘士斗撑腰，因此怀恨在心。周之夔身穿丧服来到京城，企图中伤张采、张溥，但未能得逞。后来，陆文声给周之夔献策说：“您的故人之子中有加入复社的，可以通过这个社团的人逐渐找到罪名来陷害他们。”周之夔听后，于是向朝廷上疏诬告。明思宗下令让倪元珙调查，倪元珙认为张采、张溥无罪，但明思宗对此不满意，将倪元珙削职。这场风波前后牵连了五六年之久，直到张溥去世，张采独自上疏申诉，才得以洗清冤屈。在此之前，他们每天都如履薄冰，处境十分危险。当时，乡里传言说朝廷的锦衣卫即将到来，但张采却神情自若，继续埋头读书。当时，弟子葛芝在他身边，呼唤他并上前说：“锦衣卫一到，我们可能就要被带走了，谁来给我们准备路上的干粮呢？”葛芝泪流满面，但张采却依然淡定自若。

崇祯十四年（1641年），吴中地区遭遇了旱灾和蝗灾，其中太仓的灾情尤为严重，每天都有数百人因此丧生。张采叹息道：“我即使身体有病，又怎能推辞这救灾的责任呢！”张采向钱肃乐建议，在四门设立粥厂，并让当地富户捐出多余的粮食来煮粥救济饥民，成功挽救了万余名饥民的生命。早在一年前，张采就向钱肃乐建议设立常平仓，并推广乡约制度，宣讲六谕，同时设立了保甲制度，得到钱肃乐的采纳。当时，每当县里有疑难事务时，钱肃乐都会向张采请教。张采总是能够明辨是非，毫不偏袒。张采性格坦荡直率，从不轻易怀疑别人，因此有时连他自家的子弟也会不小心泄露了他的一些言论。有时，张采会写张便条告知钱肃乐这些泄露的情况，但他的家人却对此毫不在意，往往不经意间又将消息透露出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明思宗去世。消息传来，张采与当时负责的人商议，打算纠集一支军队保卫江南地区。然而，恰逢南京重新建立政权，弘光帝即位，张采的计划未能实施。

弘光元年（1645年），朝廷任命张采为礼部主事，他上书推辞，但未被准许。张采入京后，首先为已故的国子监生许琰请求恤典。许琰是吴地人，曾因哀悼明思宗而投胥江自尽。不久，张采又以礼部主事的身份，从礼仪的角度出发，向朝廷提出了四项建议：“一是清理科举制度，二是严格学校考核，三是端正人心，四是彰显圣德。”这些建议都是国家大计，切实可行。奏疏呈上后，得到了弘光帝的赞许，不久张采被晋升为礼部员外郎。

张采深知时局艰难，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便以出使为由请求辞官归乡。不久之后，南京失守，江南地区陷入混乱。那些曾经对张采侧目而视、心怀怨恨的人，认为是除掉张采的好时机。他们纠集了数十名凶恶之徒，商议说：“如果张采坚持要守城，我们就以守城为借口对付他，让他出来。一旦他出城，就将他杀害。”但随后，他们却改换策略，上门告诉张采：“我们本意并不想为非作歹，但异姓百姓们知道您的忠义，愿意拥戴您。如果我们能得到您的领导，即使死去也无怨无悔。”于是张采被他们骗走，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巨锤猛击张采的要害部位。张采闭目不言，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

恰好当时王庙正在开放，庙里有个僧人勇猛有力，见到这场景叹息道：“这不是张大人吗？难道不是那位一向铲除强暴、急民所困的先生吗？怎会落到如此地步！”于是等到空隙时猛然冲出，抱起张采就跑。而那些感激张采的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前来救援，最终张采得以逃脱，被护送回家中。然而，张采已经多次陷入绝境，幸而最终苏醒。在张采遭受攻击时，他恰好经过州神庙，附近有个小孩看见州神像后，急忙跑出去，碰巧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张采。小孩受惊回家后，随即生病，并将此事告知了父亲。后来有一天，小孩的父亲提着猪蹄去祭祀神灵，并向巫师讲述了这段经历。

从那之后，张采东躲西藏，行踪不定，起初躲避到嘉定县阮乡，后来寄居在昆山的湖畔，又前往常熟投靠自己的女儿，最后又寄居在昆山的范氏庄园。他平时总是郁郁寡欢，少言寡笑，饭量也小，时常面向南方痛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

永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648年9月16日），张采在旅途中去世，享年五十三岁，私谥“贞毅先生”。他去世时，神志清晰，呼唤葛芝坐在床上，嘱咐家事，却丝毫不提及自己的私事。

张采一生出仕时间较短，其主要政绩如下：

张采的学术思想，与复兴儒学密切联系。他一方面推崇理学，在“尚理学-反理学-尚理学”的循环中，不是刻板地独尊程朱，而是将朱熹与王守仁并尊，这种思想有着时代进步性。另一方面，张采通经学古的经学思想，采用辑纂、校勘、考证的治学方法来解决经典解释的问题，是清代朴学的不可或缺的推力。

张采继承朱熹提出的“道心”的观念，利用合乎道德原则的意识来节制欲望。《知畏堂文存》中有不少关于道的表述，如“子道”“臣道”“天道”“人道”“王道”“妇道”“公道”“孔道”“父母之道”等等，张采将道作为行动准则，认为每一种社会身份都应受到行为规范的限制。他所推行的道，首先是儒家精神的传统人伦。他说：“余涉道浅，而喜说孝悌，见人善，必问厥父母，使归所自。”认为孝道说一个人品行的根源。他还说：“此身父母之遗，以不闻道而老且死，是轻其父母也。重父母之身，则必求闻道。”表明张采已将孝提升到道的层面，认为孝顺是练道的工夫。

其次，张采接受周敦颐对“文以载道”的概括，认为“文”是为儒家之“道”而服务的。如其所言：“文章虽类言语，形上道，形下器，道与器，吉凶攸分，后此有事，即器其载道。”即将文章“道”的价值原则，通过“器”的经典体系表达出来，这与先儒“体”“用”的概念是一致的。张采利用道与器的诠释，进一步宣扬文以载道的功用。再次，张采说明了“经”与“道”的关系，表经著史是实现道的一个途径，“穷经则王道明，通史则王事著。明王道者与立体，著王事者与适用”。他还曾提到：“所谓经史者，大指明伦复性，修道正身。”指出经史有修复人伦、明心见性的作用。

张采的学术思想多元，除了吸收朱熹、二程等理学大家的思想，同时也对陆王心学有一定认可。张采高度赞扬阳明学说的“功夫”“致良知”等概念，强调阳明思想中实践的部分。张采认为“功夫”并非“简易真切”，应是“复其心之本体的具体实践和过程”；致良知，一方面指人扩充自身的良知至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指把良知付诸实践，“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可见张采支持的阳明思想，是力扬其经世的一面。

在肯定王守仁的贡献时，张采批评阳明后学的驳杂，他主要批评良知现成派和良知日用派，而支持良知主敬派。他点名批评以王畿为首的良知现成派主张顿悟与四无的修行，“这种对心体混沌本无的顿悟，既不依赖于经典文字，也不依赖于静坐调息”，因而有流入禅家空无的弊病。认为良知现成派的门生“自背师旨”、“贻累师门”，忽略了良知需要践行的内在前提与要求。同时，张采也批评了以罗洪先为代表的良知归寂派，应是对其“收摄保聚”的观念还不够满足。此外，张采也否定提倡“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张采强调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之“行”的一面，“致良知”之“致”的一面，这种“行动派”的思想，更接近于良知主敬派。该派“强调敬、戒、惧和慎独等功夫”，更与张采的经世思想相契合。

张采论诗倡导“诗本性情”之说，强调了诗歌创作中情感真实，自然不矫饰的创作理念，与复社其他文人的诗学思想对比，诗歌的情文兼备，并未受到张采的关注。张采的诗学观在其诗歌创作亦有所体现，张采诗歌更多的书写较为个人的情怀，多感情真挚，有不事雕琢，自然流畅的特点。其诗语言平易，少用艰涩之语，且少用典故。张采诗歌多用白描，尤其写闲居记游的山水田园诗歌，直描其景，直抒胸臆，清新自然而见其真情。

此外，在艺术风格方面，张采诗歌创作的前期，即知任临川与辞官乡居之初，呈现以清新淡雅为主的诗歌风格。由其诗中对于陶渊明的推崇，及部分诗歌与陶诗在内容、意境上的相近之处，可看出张采诗歌有取法陶渊明的一面，这也是其诗歌真淳自然、淡雅蕴藉的风格形成的原因之一。而张采晚年因国难与奸人报复，不得不避难流离时期，其诗歌风格发生了些许变化，张采晚年避居时所作诗，有些与抒写幽情单绪、孤怀孤诣的竟陵派作品甚为接近，其诗歌出现了接近竟陵诗风的一面。

温体仁：谁为张采？不过三家村兔园学究耳！乌足渎圣听！（《复社纪略》引）

艾南英：张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择交游、慎举动、却名誉而已。（《初答临川张侯书》）

周延儒：他胸中颇有书，会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时，见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崇祯朝野纪》引）

周之夔：惟是臣职兑护漕，受翰林院庶吉士张溥、江西临川告病知县张采毒害，天下共知，抚按不敢言。（《复社纪略》引）

柳祚昌：复社诸奸张采、华允诚、杨廷枢、顾杲狼狈相倚。（《爝火录》引）

李逊之：张溥、张采，锐意矫俗，结纳声气，间有依附借名者，未免舆论稍有异同。（《崇祯朝野纪》）

张溥：张受先少锐道学，年来竟杜门导引，寡食少言，窥其意，亦在老、庄间。余间与语，亟称友夏《遇庄》为长。（《庄子序》）

黄宗羲：其文质朴，过于天如……意气慷慨，不尽其才而止。（《海外恸哭记》）

戒显禅师：呜呼！师严气正性，动思济世，虽以忤群小罹难，然自此以后，绝迹人世，不入城闉，不面当事，遁于荒野，卒得全归，焉知天不以此玉成其志节哉？平日虽与佛法无缘，而临行悔悟，其言大善，岂非夙有惠性，现名士宰官身者耶？（《现果随录》）

陆世仪：溥矜重名、采尚节概，言论丰采，目光射人，相砥濯自砺。（《复社纪略》）

詹兆恒：若何楷、姚思孝之清贞，李模、林兰友之刚直，成德之强项，张采之博雅，盛王赞、费道周之循良，皆宜亟用。（《明史稿》引）

葛芝：先生性刚直，有所不可，如茹物，必吐出乃已，故而责人时不敢仰视。（《故礼部员外张先生行状》）

邵廷采：时，海内以文誉擅元礼有道之目者，苏州有杨廷枢，太仓有张溥、张采，松江有徐孚远、陈子龙，江西有陈际泰，而绍兴有毓蓍辈。（《东南纪事》）

陈鼎：太仓张溥、张采以文章声气结纳于东南间，为东林之继。（《东林列传》）

张廷玉等：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明史》）

徐鼒：采才名亚于溥；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辄面斥之。（《小腆纪传》）

张采性情极为孝顺，他的父亲张凤异早逝，他未能尽到足够的孝道。对母亲苏氏，张采婚后每逢冬季必定亲自为母亲暖被窝。在临川任职期间，他每次外出或回家，都穿戴整齐，仿佛孩童般嬉戏，只为逗母亲开心，直到看到母亲露出笑容才罢休。当他从临川回家时，母亲已经病重，张采连续数月衣不解带地侍奉在侧，连清理便桶这样的琐事也亲自去做。母亲去世后，远近赶来吊唁并赠送财物的人多达数千，这件事在太仓被传为美谈。葛芝曾亲眼见过张采每年祭祀时，必定呼唤父母的名字，声音婉转，泪水盈眶，这种礼仪在他人家中是见不到的。

张采在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许多人在中举后都会更改自己的别号，并娶妾室。因此，京城中有句俗语说：“改个号，娶个小。”有人曾劝张采也娶个妾室，他听后感到十分悲伤，说：“我刚脱下平民的衣服，就抛弃与我共患难的妻子，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

张采在他母亲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士都聚集而来，车马众多，几乎将道路都堵塞了。为了款待这些宾客，张采特地用茅草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房屋作为宴客之所。这一举动在当时被传为美谈，人们纷纷称赞说：“孝顺并荣耀父母的方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采家中长出了黄瓜，这在当时是不合时令的。张采感叹地说：“连李树都长出了黄瓜，百姓们都无家可归了，这世道真是乱到了极点啊！”

据《关帝圣迹图志》记载，张采在隆武元年（1645年）元旦梦见关羽送他一块匾额到家中，匾上写着“乾坤正气”四个字。张采性格刚直，此前州里的胥吏多有不法行为，张采常常向太守举报，惩治他们的奸恶罪行，因此引起了一群小人的怨恨，他们一直想找机会报复。这年四月，趁着局势混乱，这些人在路上拦截了张采，将他簇拥到城隍庙，进行残酷殴打，打得他血肉模糊。此时，有个童子从外面进来，看到城隍神像用身体护住张采，而张采已经昏倒在地，一动不动。那群小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命令乞丐背着张采的尸体扔到一个坑里。走到教场关帝庙旁边时，尸体太重无法搬运，这时又有几十个大恶徒拿着锄头和棍棒，想要砍下张采的头颅。就在这时，一个相貌奇特的僧人突然从关帝庙中冲出人群，搀扶着张采离开了。僧人将张采安置在庙中的一块匾额上，而那匾额上写的正是“乾坤正气”。这时，一些仗义之人也纷纷赶来，商量如何救援张采，他们便用那块匾额将张采抬回家中。到家后，张采渐渐苏醒过来。第二年，作恶的凶手们被全部抓获，并在市场上被公开处斩。又过了一年，张采去世。

张采性格刚直，遇到不能容忍的事情，就像吞下难以下咽的东西一样，非要吐出来才肯罢休，因此他在责备别人时总是低着头不敢直视对方。而张溥性格和蔼平易，无论来客贤愚都一视同仁，远近的人们或许更喜欢张溥的和蔼，但却畏惧张采的刚直。然而，张采实际上本性淳厚质朴，并不故作高姿态，他遇到善行就会赞叹并尽力促成，对于他所指责的，也是希望人们能尽快改正并走上正道。

晚年，张采致力于理学研究，以程朱理学为宗，口诵心维，从不懈怠。他曾乘坐小船前往绍兴拜访理学家刘宗周。刘宗周听说张采来访，非常高兴，率领百名弟子向张采请教，张采慷慨陈词，阐述大义，连载中听后深感敬佩并推心置腹地表示赞同。分别后，刘宗周还亲手封装了四枚黄柑，派人快马加鞭地送给张采作为赠别之礼。

朱彝尊曾称赞张采考征文献的功劳，各大书目对其著述有一定记载。《明史·艺文志》著录张采《宋名臣言行录》十六卷，《周礼合解》十八卷，《知畏堂文存》十一卷、《诗存》四卷。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张采《周礼注疏合解》十八卷。《持静斋藏书记要》著录《东汉文》二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张采《周礼注疏》十八卷，崇祯《太仓州志》十五卷，《宋朱晦庵先生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十三卷外集十七卷》，《西汉文二十卷东汉文二十卷》，《东汉文》二十卷，《三国文》二十卷，《西晋文》二十卷，《东晋文》四十卷，《南朝宋文》二十八卷，《南朝齐文》十二卷，《知畏堂文存十二卷诗存四卷》。《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基本相同，多《纂订名公四书觉路讲意孟子》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