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先（1915年1月5日—2011年1月26日），男，曾用名张孝统，山东省青州府高苑县（今淄博市高青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原副书记，河北大学原校长，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党委书记，原中共平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原青岛大学、烟台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名誉会长。

张承先是山东高青县人。1936年2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后任中共鲁西北特委联络员，八路军津浦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青委书记，中共冀鲁豫区鲁西南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运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冀鲁豫区党委研究室主任、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

1949年后任中共平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河北省科学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北大学校长，政协河北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7年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职。

张承先，曾用名张孝统，山东省高青县人。自幼读书，青年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清华大学后，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鲁西北特委为争取团结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抗日，派他任范筑先的秘书。同时，从事高唐、清平、夏津、平原、武城、恩县等地发展武装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1938年春，代表地方党组织配合八路军津浦支队开辟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地区，在恩先旧城创办八路军干部学校，任校长。同年6月，成立以临清为中心的中共鲁西北特委，任特委书记。

1939年春，鲁西区党委成立后，任区党委委员、中共卫东地委书记。同年9月，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精兵简政后，任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联合会主任。

解放战争期间，任冀鲁豫二地委书记，后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任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因抵制极“左”路线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等职。

1988年后，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第二、第三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青岛大学、烟台大学名誉校长。他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多年，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做出了贡献。

张承先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原党组书记张承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月26日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张承先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长期的宣传文教领导工作，使张承先养成勤于笔耕的好习惯。张承先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人民教育》等报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并先后于1988年和1996年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历史转折与教育改革》、《张承先教育文选》，分别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选》收录了他从1979年到教育部工作至1995年8月撰写的文章103篇50万字，反映了他在实际工作中就有关教育政策和重大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对总结我国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有着重要意义。

张承先于2003年又出版了《张承先回忆录:我亲历的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这个回忆录用朴实的语言、丰富的事实，记录了他参加革命的历程，根据何东昌同志建议，着重回忆半个世纪从事党的宣传和文教领导工作的历程。回忆录内容十分丰富，对于研究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了解哪些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哪些是需要加强的，哪些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哪些是需要力求克服和避免的，探讨我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很有意义的。他的回忆录一问世，就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

1915年1月5日，张承先出生在山东省青州府高苑县城，原名张孝统。

高苑县地处山东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平原地区，在历史上是出义士的地方。这里西门里一带的张姓人家相传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搬来的，城西有大张庄，该庄建有张家祠堂，张承先一家是后来才从城外迁入城内居住的。

从其曾祖父算起到祖父、父亲是三代单传，人丁不旺，虽是个地主家庭，但生活并不富裕。张承先小时候总吃高粱窝窝头（七成高粱面三成黑豆磨成面做的），改善生活时是摊煎饼，只有夏季收了麦子才能吃上面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于是张承先的父亲转向经营商业，在临街房子开辟了两个门脸，卖日常杂货和文具书籍，收入逐渐丰盈，家境也慢慢好起来。张承先的母亲信佛，心地善良，经常暗中吩咐伙计从粮仓中拿出粮食卖钱接济亲朋。

童年时代的生活和当时的社会动乱在张承先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国民党北伐军打到济南，日本出兵干涉，制造了“五三惨案”。日军打死五六千中国人，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时也被日军挖目割鼻残杀。那时张承先的大哥张孝继正在济南矿业专门学校读书，在日军大屠杀中他从学校跳窗逃出，脸手都被玻璃划破了。他从济南逃回家，悲愤不已的跟家人讲述日本鬼子乱杀人放火的野蛮行径，由于情绪相当激动，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军阀张宗昌部被北伐军击溃后，溃兵乱窜，山东秩序大乱。军阀孙殿英部在盗掘清东陵后也流窜到山东。他的部下韩风起部占领了高苑县城。匪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张承先兄弟姐妹和父亲跳到邻居家，在两家院墙夹缝中躲藏，母亲因为腿脚不便留在家中，匪兵打她骂她，向她要钱，并把家中存粮食的屋子打开，抢粮食喂马。天拂晓时，张承先的父亲趁匪兵抓夫抬死尸的机会逃了出来，张承先也趁给匪兵遛马的机会逃了出来，但他二哥张孝述却被匪兵抓走下落不明。高苑县城是呆不住了，全家四处逃难。

1928年济南惨案后，经谈判日军退出济南，局势稳定下来，张承先全家搬回高苑县城。1922年，张承先在县城读初小，乱兵过后，他父亲请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私塾。1930年，张承先从县立高小毕业，取得其父亲同意考上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那里，他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少年漂泊者》、《彷徨》、《呐喊》等，知道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31年张承先读初二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痛哭流涕之后奋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经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生会串联，12所中等学校的两千多名学生走出校门游行示威，要求赴南京请愿。12月5日，游行学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阻挠，冒雨奔向济南火车站，要求乘车南下南京请愿，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得悉，电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jǔ）禁止开车。各校请愿团组成临时指挥部与当局交涉，但韩复榘仍拒绝发车。

这时传来消息说有国际列车开来，同学们认为车上有国联调查团的人，于是决定卧轨拦车。山东一中的同学非常勇敢地冲在前面带头卧轨，张承先就是其中一位。军警将他们拉回来，他们又扑回去，以充满热血的爱国之躯挡住了南来北往的列车，中断了交通。学生的爱国之情得到了济南广大市民的支持。韩复榘怕事情闹大，不得不下令发车，于是学生们被装进闷罐车里南下南京。12月12日下午，蒋介石允许单独接见济南的学生。在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的保护下，蒋介石终于现身。他先是用花言巧语蒙骗学生，后又恼羞成怒，训斥学生无理愤然退场。12月17日，全国各省市在南京请愿的学生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学生高喊口号，在向中央政府外交部、《中央日报》发问无果的情况下毅然将其砸毁。当学生游行到珍珠桥时，国民党军队竟然开枪镇压，打死了不少学生。12月18日，军警把山东学生押解上车运回济南，学生返校后学校不予收留，只好回家。

第二年春天开学后，张承先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因学生到南京请愿被镇压一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夜里，他用墨盒中占满墨汁的丝棉在校园内墙上写了“打倒卖国政府”的大标语。第二天同学们纷纷效仿。省教育厅派督学马汝梅到校协同校长孙东升进行追查，指责学生闹事并说背后有共产党操纵。学生们相当不满，发动了一场反对学校当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全校罢课。学生代表和校方谈判提出学生爱国无罪，要求收回成命，但遭校方拒绝。这时聚集在校长室外面等待谈判结果的张承先和其他同学感到谈判无望，一起冲进校长室将督学马汝梅痛打一顿，校长孙东升从窗户逃跑。此后，张承先被挂牌开除。

济南是呆不住了，张承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来到北平的弘达学院听课学习。一年后，张承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北京师大附中，搬到了宣武门外校场头条的山东会馆居住，每天步行上学。在张承先眼中北京师大附中是一所全国著名的学校，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民主氛围，考取很不容易。所以进校后，他抓紧一切时间好好学习。当时师大附中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林砺儒，他治校有方，注重因材施教，言传身教，使学生的志趣得以实现，学生的特点得以发挥。张承先所在班级十二级2班的代数老师是韩满庐老师，主讲范式大代数，解析几何老师是韩问渠老师，公民课老师是李澄之（共产党员），这些老师教学水平高，课堂讲解透彻，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给学生以自我发展的空间。

张承先对数学很感兴趣，曾和同班同学林衍先、苑嘉士三人结合起来专攻数学难题，各找各的解题方法，然后再一起切磋，互相启发，受益匪浅。此外，张承先在课外还自修了理科的大学本科课程，所用教材有萨本栋著的《普通物理学》和萨本铁著的《化学》。在附中的学习激发了张承先对科学殿堂的向往，曾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念头。期间，张承先还经常阅读鲁迅的著作，认为鲁迅的文章很解气，倒出了自己心中想要说的话。

那时，国民党除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外还强迫学生到北京市北郊黄寺参加军训，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张承先也被迫参加了军训。军训期间，国民党教官除了每天在队前训话外，还教学生唱《铁血歌》：“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赤祸泛西南，猛兽噬东北”，企图蒙骗学生，把抗日情绪引向反共。张承先和一些参加军训的同学不时提问：日本鬼子打进国门，是先抗日呢，还是先剿共？是全民共御外侮呢，还是像日本外相提出的那样共同反共？这些问题使得教官狼狈不堪。有一次，鲁迅先生到北师大风雨操场讲演，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内容是大众需要自己的文化作品，新文艺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方法也阻挡不了。鲁迅的讲演点燃了张承先对大众文艺的热情。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6月签订《何梅协定》出卖华北主权，接着又签订《秦土协定》将察哈尔主权权拱手相让，10月日寇策动汉奸暴动，占领了河北香河县城，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支持下公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接着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使华北特殊化。而蒋介石竟迎合日本需要，指使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军到处耀武扬威，汉奸弹冠相庆。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险恶局势，广大爱国民众痛心疾首，而国民党政府则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睦邻敦交”的命令，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张承先决心投身革命运动。他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学习了《中国大革命史》、《中共六大决议》，在内部传看了党的“八一宣言”，还读了马列主义著作，从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抗日救国的主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革命力量，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张承先眼前闪现出一片曙光。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振奋人心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由于未时限得到消息，张承先没有参加游行。“一二一六”游行时，队伍从西便门进城到了天桥，在天桥召开学生、市民大会，然后向前门进发，但却遭到军警的阻拦。受阻后，游行队伍改道和平门，张承先在此加入队伍，随游行的师大同学南行到菜市口，遭到军警的猛烈袭击，队伍被冲散。张承先在向北奔跑时，从胡同中窜出来一个军警，举枪向他刺来，他灵活躲开，只是衣服上被刺了一个大洞。

1936年2月，经同班同学刘家栋介绍，张承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经张骐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仪式是在师大附中操场一间房子里进行的。在庄严气氛中张承先宣誓：我决心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经长期的思想酝酿，张承先感到自己找到了革命归宿，入团后他好像焕发了新的生命，经常吟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献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英勇的奋斗不息……”激励自己踏着志士的献血前进！

在师大附中时，张承先还想方设法联系同学，与同学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他与同班同学傅英豪办了个壁报，把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翻译的有关红军的消息登在壁报上。为了扩大宣传，张承先还和同学刘植岩成立了演讲团，定期选定题目分头准备演讲稿，事前贴出海报欢迎同学们参加。一次，他们的演讲题目是“论广田三原则”（批驳日本外相广田侵略中国的言论）。演讲中，张承先驳斥了广田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的谬论，并引用鲁迅文章中“炸进去、炸进来”的话来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演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张承先感到参加演讲团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还提高了自己的语文写作水平和演讲技巧。

1936年，张承先奋不顾身的参加了支援河北十七中的“三三一”抬棺游行活动。他在济南的老同学袁汝德在河北十七中学习，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2月9日被学校开除。2月17日，北京市学联组织西城区大中学校代表八百多人护送被开除的同学回校，张承先和附中部分同学参加了支援活动。1936年5月，张承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张承先考入清华大学，与杨雪诚同志接上党的关系后，担任新年级党支部书记，带领学生党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张承先利用暑假时间回到高苑县，组织了高苑旅外大中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掀起全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37年10月，张承先留在山东参加敌后抗战，成为第一批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成员。由于表现出色被分配到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处任范的秘书，随范筑先将军誓死坚持鲁西北抗战。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在馆陶成立，张承先成为党委候补委员，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941年秋，张承先调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鲁西区党委与冀鲁豫边区党委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党委后，张承先担任新党委宣传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平原省委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华北行政委员会的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他出任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兼党委书记，不久被打倒并下放农村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过河北省邯郸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委常委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兼科委政治部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后任教育部党组书记。

张承先于1983年至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主持教科文卫委员会日常工作。其间，他充分利用人大这个舞台，为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仗义执言、奔走呼号，大力推进教育立法工作。

1985年4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在审议国家预算时，许多代表对教育经费增长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有意见，要求高于财政支出增长，生均公用费也应增长。在主席团会议上，张承先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提出修改预算报告的建议案。彭真委员长非常重视，当即宣布预算报告暂缓通过，由王任重副委员长和张承先找财政部长研究修改预算问题。王任重同志告诉张承先，国务院领导对修改预算案很有意见，认为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张承先不是不知道，为何还提出这样修改预算的意见。但是国务院最终还是按照人大审议意见修改了预算报告。提出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生数平均公用费逐年增长（即两个增长）。国家财政预算报告修改后人大方予以通过。这就开了国务院提出财政预算报告全国人大审议不同意就不能通过的先例，为教育经费必须实现“两个增长”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两个增长”落实后，教育经费还是很困难。因此又提出从实际交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中的附加率1%作为教育费附加。这个提议得到国务院的同意。

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师资问题，1985年11月，在六届人大第十三次常委会上，由张承先牵头，57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提出拨专款加强师范教育的议案。彭真委员长认为提出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的、十分合理的，让王任重副委员长给国务院总理打电话。总理说，国家财政预算比较紧张，增拨15亿有困难。彭真委员长又找他，他同意拨13亿，要求各省市相应拨款，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师范教育得到了加强，解决了义务教育又一个关键性问题。

六届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落实《义务教育法》、普及教育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大大提高了它的威信。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也因此受到广大教育、科学工作者的欢迎和信赖。这与张承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86年4月，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上，《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布。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办公厅参加，会同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及有关科研单位，就实施《义务教育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张承先积极领导并直接参与了这一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71岁），参加了四川省义务教育调查组，带队深入四川偏远山区，听取了凉山州的汇报，重点了解西昌、昭觉、美姑三个县的情况，与地方同志一起深入细致研究实施义务教育的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措施，提出了一个有情况、有数据、有分析、有措旅的建议报告。

实施义务教育法，重点、难点在农村，因此，张承先十分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1982年7月，他在会见全国农材优秀教师赴京参观团时就提出要改革农村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为此提出了许多意见。例如，他提出，“我们的学校应该不仅仅是农村的教育中心，还是传授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是农民发展生产的参谋部。这样的学饺就同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了，就跟农民息息相关了。”他不仅积极倡导农村教育改革，还亲自抓了烟台地区农村“三教统筹、农科教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实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张承先96年的人生历程。其中有半个多世纪是与我国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它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张承先于1983年至2000年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后为名誉会长。他非常重视学会的工作，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出现许多新问题，我们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要进行冷静的分析、科学的研究和论证，光凭拍脑袋、简单下结论是不行的。在宏观指导和决策中，要更加注意尊重科学，依靠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发挥学会作用的必要。

在学术研究中，张承先十分注意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学术民主和自由。1990年，他受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的委托，以中国教育学会名誉召开3次座谈会，就新时期教育方针表述问题进行研讨，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座谈会后，华中师大肖宗六教授写文章发表见解，兼评张承先、柳斌、顾明远三同志的表述方案，并要求在学会主办的《中国教育学刊》上公开讨论。张承先认为，应贯彻“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大家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对新时期教育方针的表述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以便集思广益，提出一个较为科学准确的表述方案，供中央决策参考。因此，同意在学刊公开讨论。

张承先不仅重视理论研究，而且重视实践探索。1984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决定在烟台搞教改实验区，请张承先同志担任总顾问。张承先认真抓了实验区的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宏观上建立了经、科、教三结合的运行机制；在微观上落实“两个必须”，实行“两个转轨”，落实“两全”，实现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他还鼎力支持创办烟台大学和青岛大学，受聘担任两所大学名誉校长。1997年9月，国家教委在烟台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并讲话，对烟台的教改给予充分的肯定。

张承先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认真总结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把它上升到理论，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发表后，上海教育界思想很活跃。张承先于1984年2月到上海考察。当他看到上海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少、精、活”原则，改革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后，非常高兴，马上把他们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并提出要解决好第一教学渠道和第二教学渠道的关系；调动教与学两个积极性；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编好教材。针对该校到高年级忙于准备升学，改革难以坚持的情况，承先同志提出可考虑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让小学与某个中学挂起钩来，进行一条龙的改革实验，到升大学时可以保送入学，并进行追踪考察。根据承先同志这一思想，许多地方开展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条龙改革实验。

1993年，张承先总结“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希望教育”、“创造教育”等的经验，提出教育教学改革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解决好四个根本问题：（一）要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二）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三）要对学生提出科学的合理的要求；（四）搞好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搞好课程教材改革。

2000年3月1日，时年85岁的张承先亲自撰文，提出要高度重视解决6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要明确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二）要进一步明确我国办教育的根本方针和培养人才的目标；（三）正确贯彻教育方针，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为突破口，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走正确成才的道路；（四）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重在育人；（五）在优化教育结构中，仍应坚持把“两基”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仍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六）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这6个根本问题，既是他多年从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殷切期望。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发展我国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教育行政部门的参谋和助手，这与张承先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1984年，改革洪波涌起，开放春风拂面。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的烟台，决定自力更生创办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烟台大学，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点将张承先为“具体抓落实工作”责任人。70岁的张承先从此为这所大学创办发展奔波忙碌起来，并结下长达27年的不解之缘。

1984年5月下旬，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与张承先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要领导，布置两所国内一流大学共同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工作。6月下旬，张承先率拟任烟台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两位同志专程赴济南，与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商讨烟大创办大计。7月1日，张承先主持隆重奠基仪式，拉开烟大建设帷幕。7月2日，张承先亲自主持第一次校长办公会议，正式开始学校行政运作……

一个多月时间里，张承先辗转于济南、烟台、北京之间，马不停蹄，人不歇鞍，推动一个个办学重要事项的落实。

在北大、清华的鼎力相助和张承先的积极奔走下，烟大筹建一路绿灯。教育部1984年5月5日批准筹建烟台大学，9月13日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文要求支援烟台大学建设，11月10日下文同意烟台大学正式成立招生，离山东省政府呈送建立烟台大学报告仅过去了不到8个月。

一年后，一片海滩上矗立起5万多平方米的校舍，基本满足了教学、实验与生活的需要。张承先在开学典礼大会上高兴地说：“我在烟台大学感觉到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这股朝气预示着一个高水平的新型大学将在海滨兴起！”

组织一流大学从象牙塔中走出，通过服务地方开发建设的实践，从而带动一所新建地方大学的发展，引导它走上高水平大学发展之路；支持一所地方大学快速成长，从而使其成为一流大学与地方联系的纽带与桥梁，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的不竭源泉。这正是张承先值得称道的深谋远虑，是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一流大学与地方大学携手进步的大战略。由张承先等前辈创造的中国地方大学成长发展模式，正在变成进入新世纪后大学对口支援更为广泛和全面的实践。

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办出自己的特色。依托北大、清华走高水平大学之路，不是把烟大办成“小北大”、“小清华”，而是要闯出自己的特色，是张承先烟大建设另一重要思想。张承先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烟台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与烟台地区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张承先还从4个方面提出了办出特色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烟台、威海以至山东全省的需要，设立与调整专业，实现多层次、多形式办学，使烟大办学目的性、针对性更加明确；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办好几个强项专业，师资在全省甚至全国有一定地位；积极参加山东半岛的开发，加强实践环节，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发挥综合大学的优势，使理工渗透、文理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较宽，有较强的适应性。

要紧紧抓住教育教学质量不放松。特色是张承先强调的学校“生命力”，质量是张承先坚持的学校“生命线”。1990年5月，他对全校教职工和学生代表说：“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继续深化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要紧紧抓住提高教育质量这一中心环节，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1999年扩招，张承先担心教学质量受影响，对前去看望他的学校领导说，“现在发展快好，但也有矛盾。措施跟不上，可能质量下降，学生不顶用就没有竞争力。质量是生命线，无论如何要保证质量。”他还尖锐批评一个学校扩招后教学质量跟不上是“误人子弟”。他说：“办学一定要注意质量，不能搞虚肿。你们措施跟上了，质量上要爬高峰，这比较艰苦，应付就会影响质量。我关心烟大的，是爬高峰的问题。要求应当高。”

要建设一个好的学风和党风。大学是育人场所，党处于大学领导地位，学风党风建设成为张承先烟台大学建设指导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烟台大学创办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好的校风。这对烟台大学健康成长，培养合乎时代精神的新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关系极大。”张承先说，“立一个好的校风，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好的党风。”

张承先长期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长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终身学习，勤于思考，素食布衣，两袖清风，是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以沈克琦、杜建寰等为代表的早期学校领导者艰苦创业、教书育人、生活朴素、以身作则的一个个传奇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化育为烟大校风、党风建设的丰富养料，成为后人把烟台大学继续推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培育一代又一代烟大人健康成长。

张承先从1984年担任烟台大学名誉校长，主持烟台大学创办，为烟台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承先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他识大体，顾大局，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娴熟的领导技能，不断改革，勤奋工作，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

张承先坚持真理，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勤于思考，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新时期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2年1月5日上午，烟台大学名誉校长张承先铜像落户在该校图书馆北馆，该馆也正式更名为“承先图书馆”。

2012年是张承先诞辰97周年。为纪念这一节日，烟台大学决定将张承先铜像落户在烟台大学老馆，并将该馆更名为“承先图书馆”。

张承先同志的铜像高85cm，汉白玉基座高120cm，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家李象群教授设计制作。图书馆老馆命名为“承先图书馆”。用一整块红木制作的“承先图书馆”匾额宽180cm，高60cm，厚5.5cm，由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烟台市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柳志光先生题写。

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原教育部副部长、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张承先同志夫人朱慧女士，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原烟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殿魁，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崔明德共同为张承先同志铜像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