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出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及学术领导经验，主持过一些重大科研项目。2016年10月29日荣获“国学终身成就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1997年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9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12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陕西省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兼职研究员或教授、陕西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1988年12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1952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西北大学副校长（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西北大学校长（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2001年至2003年）。

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张岂之：中国没有国学大师

张岂之登上“全球通名家讲谈”讲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们不要称他为国学大师。“给我这个桂冠不适合，我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他有几顶桂冠，其中一顶就叫‘国学大师’，季先生公开跟媒体讲这个桂冠对他不太合适。我的老师90多岁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岁，当然更不能用。”

慎用“国学”一词

张岂之曾在《人民日报》上撰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没有人号召，也没人推动，‘国学热’近些年悄然兴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研究历史文化，不研究国学，就谈不上文化的复兴。所以，一定程度上，这股热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体现。”

而在这次演讲中，张岂之则强调了他的最新观点——慎用“国学”这一概念。“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由于学科的分类，直到现在中国没有再产生国学大师。这不是说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没有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了，有的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专家、思想史专家，或者是中国哲学史专家、中国美术史专家等等，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在1927年以后已经不存在了。”

张岂之还进一步提议，今后媒体也应尽量少用“国学”一词，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的报告里没有用“国学”，而是使用了“中国文化”这个词。“胡锦涛主席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动力，提法非常深刻。而‘国学’含义不太清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也会造成分歧。”

一位现场观众由此发问:“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张岂之用详尽缜密的回答，将国学的起源、发展梳理了一遍。“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没有私人讲学，教育机构全部由政府开办，就叫做官学，也称之为国学，所以国学的含义之一就是政府办学。官学中没有专门的教师队伍，当时官吏就是老师，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百姓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官学垄断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孔子是私人办学，只要交一定的学费，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讲，只要你带一点牛肉干，给一点粮食，我就可以教你。孔子对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学生3000多人，大部分不是贵族，而是平民百姓。19世纪西学东渐，中国有些学者为了区别本土文化和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才提出国学一词。到20世纪初，有些学者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遗产，称之为整理国故，因此清华大学1925年到1929年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吴宓在国学院开学典礼上给国学下定义——国学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

从“仁”到“和”

要在一个多小时内讲清楚中国文化，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张岂之从这个大命题中拎出了两条主线，儒家与道家。张岂之认为，《论语》和《道德经》是中华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张岂之把1.2万多字的《论语》归结为两个字，“人学”。张岂之这样解释:“《论语》的中心就是一个:怎么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怎样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为自己做如下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自己人生的描述，成为后世划分人生的标准。张岂之这样分析:“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学习，成为君子；到四十岁才不摇摆、不动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事物发展轨道，即规律性，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展的；六十岁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无论批评还是表扬都觉得对自己有好处。”说到这里，张岂之话锋一转，“古人六十已经是高龄了，相当于八、九十岁，我今年八十岁了，耳朵仍然不顺，我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不好的话。我达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是“仁”，孔子曾用四个字对学生解释“仁”的含义:仁者爱人。具体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这一点还不够，真正的君子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自己要站住脚必须使别人也站住脚，你自己要发达，也要让别人把事情做成功，这是君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如果说 “仁”是孔子对君子修养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的进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这也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价值观。张岂之这样解释:“不同的方面相互结合，叫做和；没有其他东西结合，单一的东西就叫做同。‘和而不同’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含义，这一概念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

道家和儒家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称为《道德经》，里面阐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个字，“道”。张岂之很形象地解释说:“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来就是规则、规律。天地从无到有，天地中间这一块空间，老子为它取名为‘无’。‘无’没有形象，不确定大小，相当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万物便从这不确定中慢慢产生。”老子这样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张岂之认为老子从这样的推论中告诉人们，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应该学习天道，让生活也变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后世被尊奉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在不断地与儒家思想互相渗入，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

警惕国学娱乐化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逐年被人们重视，这方面的书籍和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有观众现场向张岂之提问，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怎样才能让国民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

张岂之认为，光靠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化课，是培养青年人文化观念的一种手段，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接触传统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体。媒体用各种电视节目、影视作品、网络信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但让张岂之忧虑的是，如果传播的内容不加规范，国学也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快餐，“文化快餐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仅仅停留在了表层的视听享受上。长期吃这样的‘快餐’，观众就会营养不良。因此，媒体开设国学的栏目，既要有讲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备对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这样，对历史的阐释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张岂之的忧虑不无理由，事实上，国学热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问题。

此前曾有学者分析，这股热潮反映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文教育的缺失，这使得人们渴望弥补自己在文化经典方面的不足，当然，大家希望补充速度越快越好，这就直接导致了书市的一个现象:解读经典的书热销，经典书籍的销量却十分平淡。对国学的过度娱乐化解读，弊端更加明显。从“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为“冷月葬花魂”，推论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诸如此类，严谨的考证成了书面的文字游戏，趣味化开始剑走偏锋，以致走火入魔，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张岂之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人们，“多做点踏实的工作，少点浮躁与喧嚣，国学复兴的步伐，可能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