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思（1916年1月6日—1970年5月29日），男，汉族，奉天海城（今辽宁海城）人，生于奉天（今辽宁沈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曾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东办事处主任、海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1928年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

1931年初到北平入私立汇文中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3月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

1933年9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获释继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进行活动。

1938年10月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9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直属二队（亦称东北干部队）队长。

1940年率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参加了冀中区1941年春季、秋季反“扫荡”和1942年五一反“扫荡”、威县掌史村突围战。

1943年起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参谋处长。

1944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平西地区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辽东办事处主任等职。参加了创建巩固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和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2月—1948年6月，任东北大学校长（此东北大学是共产党于1946年在本溪创建的，1950年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

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同年9月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

1953年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海军将领，张学思被拟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但苏联方面却提出异议，说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不同意接收他去留学。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苏方提出：张学思在青年时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进步，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考验的优秀军事干部，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对他的培养。经过周恩来说明，苏联同意了中方的决定。

1958年，张学思毕业回国后任海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

“文革”中，林彪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学思逮捕关押。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当周恩来看到张学思的病情报告时，立刻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他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周恩来的批示尽管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尽管医院领导和医生及时进行会诊并提出多种治疗意见，但由于张学思被李作鹏一伙折磨得病情太重，再加上他们的抵制阻挠，还是于1970年5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

张学思被迫害致死后，毛泽东、叶剑英指示要认真查清，以便正确处理，周恩来几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向毛主席鸣冤。1972年4月30日夜，毛泽东读罢这封信，流下了眼泪。他对张玉凤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张学思，他是一位很进步的青年，长期接受革命培养。想不到，这么一位海军的干才，被他们活活整死了，可惜呀！”毛泽东当即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1975年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党委复查的结论。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为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给张学思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张学思12岁时进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由于他好学上进，主动接近同学，不久便和同班同学王金竟成了好朋友，他俩经常在一起畅谈理想和人生，成了莫逆之交。王金竟后来转到省立第三中学读书，但是他俩的来往没有中断。一次，王金竟向张学思介绍了一位从小庄师范转到三中的老师王西征，张学思深深地被王老师的学识所吸引。他说服母亲，按大学教授待遇聘请王老师到家讲课。

王西征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教师。在他的鼓励下，张学思离开沈阳到北平（今北京）求学。在北平期间，王金竟对张学思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王金竟在九一八时期，曾接触一些革命志士，受到初步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把这些思想传播给张学思。通过阅读一些政治书籍和进步小说，张学思看到了救国的希望，从此立志要做剥削阶级的叛逆者，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经王金竟介绍，关成章代表组织批准，张学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张学思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上海约请赵四小姐去奉化溪口探望被拘禁的大哥张学良。张学思一行来到雪窦山，当晚下榻在关押张学良的“别墅”中。当时在附近的雪窦寺里，住着30多个军统特务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由于特务的跟踪防范，兄弟二人根本就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一天、两天、三天，都在玩乐中消磨掉了。第四天，也就是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雷雨大作。早饭后，张学良对四弟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留下来，张罗着和特务们玩牌。张学良把四弟领到书房一角，借着3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哥已选好谈话的场所了。

张学良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暗示装有窃听器），然后拿出纸和铅笔，兄弟俩进行着无声的“谈话”。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又在纸上写起来……而这一面竟成了兄弟二人的最后一面。

张学思这位大帅府走出的四公子可谓一生传奇。他出身军阀家族，却走了一条和兄弟姐妹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

1938年10月中旬，张学思改了姓名，由武汉经西安辗转来到了延安。12月初的一个下午，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那是延安少有的一个好天气，刚刚进入马列学院二班学习的张学思，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身穿灰色的旧棉衣，胳膊肘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张学思感到很惊讶，若不是亲眼看见，他怎么也想象不到毛泽东生活竟如此简朴。毛泽东亲切地拉他坐下，操着浓重的湘潭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昉。”当毛泽东问到：“你感觉怎么样啊？能过得了这里的生活惯吗？要不要钱花？”张学思脸刷的一下子红了，说：“主席，你可别把我当成小孩子！”

“哈哈哈！”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亲切地对张学思说：“你是个少爷公子出身，过去的生活条件那样好，初到延安，我担心你生活受不了呦！”张学思爽快地回答：“主席，我能受得了。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过的，过得很愉快。他们能行，我也能行！”张学思将自己的心里话跟毛泽东讲：“延安虽然艰苦些，但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是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是最好的大学。”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被派往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二队任队长，由于二队学员都是东北籍，因此二队也称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张学思从此开始了在抗大的学习和工作。

1940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学举行报告会，吸引了周边许多院校的学员。张学思也与东干队的同学来到女大礼堂。开会前，张学思被一位聚精会神地翻阅画报的年轻姑娘所吸引，不由得凑了过去与姑娘聊了起来。

此后，为了能再见到这位姑娘，女大一有报告会，张学思就早早赶到会场。当他第三次来到女大礼堂时，撞见了老乡顾大姐。顾大姐亲热地和张学思唠起磕来。张学思乘机向她打听起那位姑娘。“哦，你问的是谢雪萍，我们是同班同学。”张学思通过顾大姐了解到：谢雪萍出身于广东省德庆县的一个雇农家庭。14岁那年从家里逃到广州，到纺织厂做工。

1938年，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谢雪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她刚刚18岁。

“大姐，我想请你……当个红娘！”张学思突然鼓足勇气说出了心里话。顾大姐被张学思的诚恳所感动，爽快地答应了张学思的请求。在顾大姐有意安排的几次“偶遇”后，两个人迸发出了爱的火花。1940年秋天，张学思和谢雪萍在宝塔山的窑洞里，与东干队另外几对新人一道，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几天后，他们夫妻满怀豪情，双双奔赴华北敌后抗日战场。

抗战胜利后，张学思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秘密前往东北。他一到沈阳，东北局的首长彭真、林枫就向他说明了党急调他到东北的任务，即委派他担任辽宁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以他的张学良四弟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接收伪政权，成立一支地方人民武装。交代完工作后，林枫对张学思说：“吃了饭，你该回家看一看了。离开大帅府已经十几年了吧？大帅府保存尚好，九一八事变之后，它被作为关东军司令部，东北局进驻沈阳的时候，曾在那里开过一次会，然后就撤了出来。如今，你回来了，大帅府也该物归原主了。我看，你就住原来的家吧。”张学思连连摇头说：“不！我是不打算回家的！”

“为啥？”林枫不解地问道。

“原因很多。”张学思说：“一来，14年前，我从家出走的时候曾经发过誓，要永远离开那个封建的大帅府；二来，党委派我以重任，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回家看着那些旧屋旧物，徒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怀旧情感；三来，家里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回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东北是在人民手中光复的，大帅府的所有权应归人民所有，我没有资格再做它的主人。”

谁也不会料到，张学思在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竟一次也未去过他的故居——大帅府。1945年和1949年，张学思两次在沈阳居住，对于近在咫尺的故居，不仅他本人没有光顾，也没带他的爱人谢雪萍去看过。直到1984年秋，年逾花甲的谢雪萍重访沈阳，才第一次走进了张学思幼年生活的故居，走进了大帅府。此时，她的丈夫张学思将军已经离世14年之久了。

1970年5月末，正当“文化大革命”狂月叠起之际，又一颗将星陨落大地——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胞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

张学思将军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几次在和海军人员谈话中提及此事。他非常痛心地说：“张学思是个精通海军专业又能亲自出海的参谋长，现在死了，海军少了一位难得的将才，真可惜呀！”

张学思将军之死，根源要从林彪那里追起。

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全军工作，同时也在各军兵种抓权力，树威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海军是个新军种，林彪在这里没有基础，尤其是对于萧劲光、 张学思等海军领导他极不信任，他处处觉得海军“不听话”、“不买账”、“碍手碍脚”。

1960年代初期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林彪决定拿海军开刀.他批评指责海军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他给海军党委扣上了三顶帽子：一曰“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二曰“有现成的好药方不吃却乱找药方”；三曰“像个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林彪的三点批示，等于是对人民海军工作的全盘否定。

政治上否定之后，接着就是组织改组。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的名义，派遣李作鹏为首的几员心腹干将到海军“掺沙子”。这伙亲信到海军后有恃无恐，到处扣帽子， 打棍子，对海军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一概否定，对海军正在开展的比武活动和练兵高潮横加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

身为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不得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他针锋相对地说：“海军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全盘否定，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海军副司令刘道生也气愤地说：“你们借突出政治，干扰和影响了军训，搞得快艇不快，潜艇不潜，将来还要搞得飞机不飞！”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支持海军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对海军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李作鹏一伙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他说：“海军党委无论在哪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是有成 效的。这些要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戴帽子是容易的，但是戴得不合适，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要伤人！”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自林彪将一伙亲信安插进海军后，海军便不得安宁了，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就连张学思在解放初期亲手创办的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的大连海校也受到了株连。由此而开始了一场全军院校的“焚书运动”。

张学思和海军的主要领导被搅得无法正常工作。张学思愈来愈感到蹩气，他不愿意在这种黑白颠倒、自己又无法改变局面的环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前一年，他就向周总理提出要离开海军到六机部工作的要求。六机部是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又是管造船的，这样，也可以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继续为海军建设贡献力量。在此前后，吕正操到张学思家串门时，张学思曾向他倾诉过自己的苦衷。吕正操又两次找周总理，谈起张学思的调动问题。

可是，周总理没有同意。他从全局考虑，决定张学思不能离开海军。为此，他以个人名义，向海军党委提出挽留张学思的三点理由：（一）他经过较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二）他留过学，懂得海军专业；（三）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这是周总理变通地给张学思的一道“护身符”。然而，连周总理也没有料到，当那场空前的浩劫到来时，谁也没有力量去阻挡那席卷全国、吞噬万人的狂涛巨澜。

1965年秋，张学思申请参加“四清运动”，他想借机离开海军一个时期，以清静一下。10月，他和刘道生带领海军司令部机关部分人员来到天津塘沽区北塘镇人民公社。他化名张昉，住在渔民华老三家里。他和渔民们同吃一锅饭，同抽一袋烟，一起出海捕鱼，一起修船补网。渔民们见他挺实在，穿着也和他们没两样，都亲切地叫他“老张”。半年后，四清工作结束的欢送会上，渔民们才知道，老张原来是海军的参谋长，“是个大官！”

就在工作队回京之前的最后一次出海，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几乎是在一瞬间，本来风平浪静的海面，忽然狂涛巨浪大作，小小的木制机帆船一下倾斜30多度，甲板上的人几乎全部摔倒。张学思当时正在驾驶台上，他和经验丰富的船长迅速把船头转向，才使渔船没有被掀翻。大约有一袋烟工夫，浪峰过去了，海面又平静下来。这场灾难来的突然，去得迅速，甲板上的渔具都被打坏，一位渔民丧生，还有五、六人受伤。原来，这是渤海南部海底发生地震造成的海啸。这场海啸发生得非常突然，人们事先毫无思想准备，这似乎是上苍在向人们预示着什么？

大自然的灾难张学思同志幸运地闯过来了，而即将来临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他却无法闯过去……

1966年5月，张学思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集团已阴谋把罗瑞卿同志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以“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为名，掀起了篡军夺权的险风恶浪。

这次会议开得极不正常。会议一开始，一伙人便跳出来鼓噪说：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立即做出检查和交待！一下子把海军主要领导推到了被告席上，并罢免他们对会议的领导权，由林彪的一伙亲信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急转直下，变成了围攻会和斗争会，甚至提出要罢海军主要领导的官。张学思由于参加四清，有半年脱离了军的军政要务，他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这么迅速和严峻，一个高级党组织的会议，竟然出现了所谓“群众”罢免党委主要领导的闹剧，真是咄咄怪事，他感到震惊和愤慨。

这场会议的“火”很快就烧到张学思的身上。张学思一向以作风严谨而闻名于海军内外，而会议的操纵者们除了批他执行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外，还莫须有地要他交待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企图“从经济上到政治上彻底挖出资产阶级在海军的代理人”。早在1952年，国家因建政协礼堂，张学思的二母亲卢夫人以张家全体成员的名义，把北京顺承王府卖给政府。她把这笔钱平均分成十八份，张家成员每人一份。当时，张学思说通母亲许夫人，把他们母子兄妹所得的五份，共八亿五千余万元（旧币）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3年，张学思由大连调北京海军机关工作，他的母亲许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张学思作为一名海军的高级干部本应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许多干部住房紧张，便主动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到1966年，他在这所私宅已住了十几年，一切费用完全自理，就连修缮费也没有用公家花一分钱，这难道也成为整他的罪状？张学思气愤地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房产问题的说明材料，拿到会议上散发……

海军会议情况通过简报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的老帅们立即看出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丑恶事件，一致决定要严肃处理。担任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会场，传达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指出这个会议不正常，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非组织活动是第一位的！叶帅激动地说：这是搞地下活动，是阴谋罢官夺权！他还点林彪一个亲信的名字，严肃地说：“×××，你要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揭露了林彪一伙的阴谋，挫败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发生180度的大转向，强压在人们心头的怒火喷射而出，大家纷纷发言，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和抨击。张学思在会议的后期连续几次发言，他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毛主席要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正确分清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本应先分清是西安还是延安的问题，可是却有人搞地下活动，混淆两类矛盾，怎么能团结起来？他们要罢官夺权，把全军搞乱，要长不可长之风，怎么能以大局为重？把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说成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者，如此这般，关系如何不紧张？”张学思还就林彪亲信们罢免肖劲光、苏振华等海军主要领导人权力问题进一步揭露道：“你们企图用欺骗的手段，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作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发言引起全场的共鸣，人们感到惊讶和敬佩，想不到一向非常谨慎的张参谋长，在原则问题上态度这么明朗！

然而，张学思及一切善良的人们不会想到，此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他们与林彪一伙针锋相对的抗争，却为自己埋下了深不可测的祸根……

一场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粉墨登场，大肆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海军当然是他们“夺权”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林彪的策动下，海军领导机关和军事院校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活动高潮，各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纷纷进京，推波助澜。林彪还亲自出马，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李作鹏一伙亲信，“亲切勉励”一番。随即，海军上下传达了“林副主席”的“四点指示”。于是，凡是抑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部，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资派”。1967年1月，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劲光司令员由于毛主席出面保护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伙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右的代表”而一时保留罢了。海军的领导大权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手里，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

接着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正义的张学思仍不买他们的帐。几位海军领导同志被揪斗之后，李作鹏的亲信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撤掉这些首长的警卫员和公务员。海司管理局不知该怎么处理此事，便向参谋长请示。张学思听后果断地回答，“我还没见到上级的正式文件，不能撤，仍保持原待遇！”他明知担风险，但硬是顶住了。

李作鹏一伙一直把张学思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期，他们鼓动一伙人写揭发他的大字报。可是，张学思在海军司令部威信很高，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因此，除了有几张揭发他“家里养只贵族猫”，“给猫喂鱼、看病”之类的大字报外，再也找不出他任何问题。李作鹏一伙当然不甘休，硬是把张学思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罢免了他的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1967年7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手制造了武汉“七·二○”事件，并乘机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动口号。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在全军范围内扫除一切敢于对他们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人。这回，他们对张学思下手了！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

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张学思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非常想念长期爱护和保护他的周总理。

1967年10月5日，张学思向周总理写信申诉：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周总理没有收到。林彪一伙早已设下重重关卡，严密封锁消息。张学思的几个子女也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张学思被关押的问题，结果信不仅被没收了，还因而遭到了一顿训斥，叫他们“不要到处告状”。谢雪萍同志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张学思被诱捕和家中被抄的情况并且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可是，信照样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里，并且又一次受到“警告”。

来年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了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1970年5月21日，张学思病危！

据张学思最好的挚友郑新潮讲述：在张学思去世的前一天下午，郑新潮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北京一个兵营里，巧妙地说服了看守，并绕过几道管卡，最终找到张学思，此时，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早已经说不出话，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亲临时，眼神一亮，神态忽然振作清醒了，激动中沙哑的嗓子却说不出话来。张学思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写了第二遍。郑新潮凝思着他写的：“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其实也无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恶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是他们的迫害，张学思会得这种怪病被折磨死吗？这伙恶魔不但缠死了张学思将军，还缠死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许多优秀儿女！这是张学思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进行的最无情、最有力的鞭挞！

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4岁。

母亲：许澍阳（许澍旸）

妻子：谢雪萍

哥哥：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