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实行移民侵略的组织形式，始于1937年。根据1937年拟定的“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日本政府直接组织和资助甲种移民，采取分乡分村移民办法，将一个乡或村作为“母村”，从中分出200～300户组成开拓团或开拓村，到中国东北建“子村”。可减少移民阻力，利用乡邻关系或亲属关系相互制约，使之长期定居。1939年11月日伪颁布《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40年至1941年又公布《开拓团》《开拓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等开拓三法，确立了开拓团的基本制度，承认开拓团为特殊法人。移民步伐加快，迄1941年底，此种移民达23806户，74507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义勇队开拓团和大陆归农开拓团，前者是招收16～19岁的日本青少年进行训练，到1945年，义勇队训练生达86500人，组成义勇队开拓团243个；后者由破产工商业者组成，约有20个，4500余户。至1945年8月，开拓团总数达1131个，开拓民达27万人。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旨在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妄图永久霸占东北。

“日本开拓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日本政府制定《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以20年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呈递增的，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从1937年开始，20年内向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20年共分四期，每期5年，

第一期1937-1941年，计划移民10万户（甲种移民6万户，乙种移民4万户）；

第二期1942-1946年，移民20万户（甲种移民12万户，乙种移民8万户）；

第三期1946-1951年，移民30万户（甲种移民14万户，乙种移民16万户）；

第四期1952-1956年，移民50万户（甲种移民18万户，乙种移民22万户）。

其中甲种移民又称“集团移民”，系指由日本政府予以优厚补助并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种移民又称“自由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补助、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

日本采取了“分村分乡”移民的形式，即把日本国内的一个村或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开拓团”，移到东北后建立一个“分村”或“子村”。“分村分乡”逐渐成为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最后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开拓团”竟占总团数的95%。1937年，日本还制定了向东北输送“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的计划。到1945年，日本向东北派遣义勇队队员86500人，共建立“开拓团”243个。本期共有85086户日本移民进入东北，没有完成第一期移民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制定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除补齐第一期没有完成的移民2万户外，还要再向东北移民20万户，此外还要移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3万人。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到其战败，日本共向东北移民10万户，32万人，远远没有达到百万户500万人的计划。

日本向东北移民的政策，有其险恶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日本想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造成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优势，反客为主，霸占东北。

日本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将日本移民目的地宣布为“危险区”，将当地农民赶走了事。截至1943年，日本以这种方式逼迁东北农户40771户。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为止，日本通过伪满政府和“满拓”掠夺的土地高达3.9亿亩，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600万町步）的3.7倍。

众多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北大地上的中国农民被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给日本侵略者出卖廉价劳动力。1939年，三江省依兰县的“千振村”有日本移民348户1160人，而充当他们佃户和雇工的中国人有4379户25548人，朝鲜人有360户894人。另有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日本掠夺东北矿产资源的廉价劳动力。1941年，日本为掠夺珠河县土地，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县内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农民迁到鹤岗煤矿充当苦工，许多人葬身矿井。

虽然日本政府在1994年就已出台《中国残留孤儿战争支援法》并对二战遗孤进行援助，但即便是回国工作已达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按规定领取4万至5万日元的养老金。这在高居世界消费水平前列的日本，根本不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支出。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01年8月，已经有2767人被确认为“战争遗孤”，其中1265人判明了身份。已归日本国永久居住的遗孤有2300多人，连带他们的直系亲属共有9000多人回到了日本。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日本在东北实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为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

试点移民从1905年开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最早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点移民是所谓的“爱川村”移民。从1913年开始，有着“劝业都督”之称的日本“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从山口县玖珂郡川下村和爱岩村搜罗移民17户，从新泻县弄来移民1户，共计18户43人移入金县新平在满铁附属地内拨出4400公顷土地租给自由移民耕种，又从满铁的守备退役兵中择人试验。从1914到1917年，共网罗满铁退役兵34户从事移民活动。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为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即“武装移民”阶段。东北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后，鼓噪向东北移民的各种论调纷纷出笼。

1932年1月。农林次长石黑忠笃、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丸治以及公主岭农业实验所所长宣光彦等人共同炮制了一份《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提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招募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人员。2月，日本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关东军特务部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要纲案》。提出：“农业移民，是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是屯田兵制的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6月，所谓“满洲开拓之父”的东宫铁难大尉向日本政府提出《屯垦意见书》，主张由在乡军人为主干，编成吉林屯垦军基干队。

8月，日本第63届临时议会通过了第一次向“满洲”移民500名的方案，预算移民试验费20.7万日元。这种移民当时被称作“拓务省集团移民”，又称“试验移民”、“国防移民”。由于这种移民招收对象均为在乡军人，按军队形式编组，并配发武器，因此他们更多地被称为“武装移民”，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五次。参加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493人于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称“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1933年4月，侵入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屯居，后定名为“弥荣村”。1933年春，日本第64届临时议会通过第二次移民预算费。7月，第二次武装移民493人及8名干部强入依兰县的七虎力，建立了名为“千振村”的移民点。第三次武装移民团259人于1934年10月闯入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组建“绥棱开拓组合”，后定名为“瑞穗村”。1934年2月，谢文东在土龙山组织农民起义，打死日本移民39人，是为轰动一时的“土龙山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移民团内部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给日本移民打气，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本向满洲移民政策的“国策意义”。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内向满洲移民10万户。10月，日本在国内成立“满洲移民协会”，12月，在满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6年2月，第四次武装移民中的268人窜入密山县城子河，190人窜入哈达河。6月，第五次武装移民正式定名为“集团移民”，共1000户，侵入牡丹江省密山县，与第四次移民定居地相毗邻，共四地移驻，其中永安屯300户，黑台200户，朝阳屯300户，信浓村200户。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段，即“国策移民阶段”。1936年4月，关东军召集了有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满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日本农村更生协会及“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5月，会议通过《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及其具体的实施计划《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日本拓务省以此为基础制成政策案，于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又“要求”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为掩人耳目，日本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

1937年8月，关东军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会社”，作为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活动管理机关。同时又成立以关东军高级军官及伪满大臣为成员的“拓殖委员会”，作为伪满领导移民活动的最高机关。1939年12月，日本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被日本殖民分子视为其从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1940、1941年，日本又制定了推行百万户移民政策的《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合称“开拓三法”。

1950年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

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那些在居留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战时死亡，取消其户籍。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985年3月制定实施了一套针对日本遗孤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即使是公费回国的日本遗孤家庭，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担保人往往拒绝做“身份担保人”。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入境管理修订法》，规定遗华日侨归国之际，只有与日本本土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被带到日本，而那些被收养的遗华日侨的养子、继子则被排除在外。这就等于拆散了残留妇女在中国大陆所组成的家庭。由于十位日本残留妇女强行回国，被扣留在日本机场，引起了日本国内民众的注意和不满，迫于国内压力，1995年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日本遗孤的回国事业成为日本国家的责任。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从昭和47年至平成7年（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

日本政府将日本遗孤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日本籍残留日本人是指拥有日本国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拥有中国国籍的。

残留妇女是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等。由于她们的丈夫和亲人大多在战争中自杀，战死，病死。大部分由于自愿或因为生存进入当地人的家庭，他们就以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为家。后来一部分辗转回国。

中国东北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农民全年所需食用粮约750万吨，种籽粮400万吨，同时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此外，根据关东军的要求，伪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日本开拓团移民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同时按月领取口粮。有资料显示，当时那个时候中国人吃米都是犯罪，更有甚者，“集团部落”只供给像动物饲料的“复合面”食品，变相的让中国人自生自灭，而土地都被分配给日本来的“开拓团”……东北问题反映的是日本种族灭绝的既定政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

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疫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了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自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移民满洲”一直是日本军政两界以及民间舆论所热烈讨论和期望的问题。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满洲”问题。会后，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屯田兵制移民”须优先选择“满洲”驻屯军退伍兵，把具有军队组织和纪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为“移民满洲”的尖兵。

1932年10月，在有“开拓团之父”之称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入侵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团。也是在这年10月，关东军正式出台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根据这个方案，移民团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职能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说，“移民团”负有巩固“国防”、维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军事和政治功能。这一《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还将移民的具体方案定义为“特别农业移民”，方案规定：“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换言之，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

根据上述方案，1932至1936年期间，日本一共向东北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有鉴于“实验”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

该计划自1937年开始实施。其“百万户移民”，又被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指接受政府的优厚补助、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大约16.5万16-19岁的青少年被移入中国东北，以承担起“充实国防，确保治安”的“职责”。也是在这一阶段，“满洲开拓团”的名称正式出现。

“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军方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其长远目的，则在于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000万”。

“开拓团”的另一性质，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九·一八”之后，日本在满洲面临两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其一是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和土匪势力；其二是与之相邻且同样垂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尤其以后者之威胁最重。“开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负有建造“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日本当局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国防第一线地带”位于中苏边境，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国防第二线地带”针对的是东北境内的反日武装，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移民总数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国防第三线地带”是指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交通重地，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分布最少，主要起到保卫要地和输送给养之责。

既然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立了碑，那么，自然需要进一步追问：“开拓团”在方正县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记载，自1939至1943年，日本共向方正县派出6个开拓团，总计1291户，4828人。这些“开拓民”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笔者有幸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出版的《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一书中，读到了一位方正县老人对这段历史的口述回忆。

老人名叫刘安发，1914年生人，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接受口述采访的时间，是2005年4月11日，采访地点，是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老人的口述回忆不长，全文照录于此，括号内则是笔者的补充说明：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饷给100块钱，其后，能闹10块就不错了。

（笔者注：通过“满洲国”间接抢掠，是“开拓团”夺取中国百姓土地的主要手段）

康德八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日本人是按班分的，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搁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撤籽，然后扒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粮食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笔者注：方正县那些被强夺了土地、并被赶入“部落”的中国百姓的命运如何？从“部落”中死里逃生的陶青山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下面是回忆的部分摘录：“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8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5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打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下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部落’的生活，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苦到什么地步，全家5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笔者注：这充分证明，“开拓团”的主要职责不是经济殖民，而是武装侵略，开拓团是准军事集团。）

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当时我们家就我母亲、哥和我三人。没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后来，村长刘坤说我，别都在外面扛活，一年连三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还是留一个在家种地。康德九年，我开始种地。当时，有能耐的人，和“开拓团”的日本人搞关系，弄点好地种。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亩好地，一年下来，苞米、黄豆能收七八担，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十年，我哥也在家种地了。那时我年轻，有力气，帮日本人干活，啥都干。割、铲、种、收、扶犁、点种，啥都会，铲地铲整地，割地割一半。（笔者注：大多数“满洲开拓团”团民都不亲自耕种，日本作家岛木健作曾走遍日本的“满洲开拓地”，他在1939年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让满人干农活儿的。”） 　日子当然还是苦了。吃的苞米糙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好点的，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我们屯里有一个人，上亲戚家时，吃了点“旱金子”，红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时坐火车，不习惯，晕车，吐了出来。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当时就抓起来了。后来，好像被拉去做劳工，再也没回家。那个年代，日本人管得严，连“把头”也不能吃大米。

“开拓团”来的时候，我18岁。没文化，也不懂事。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就给他们为户，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下等人了？

我还算是幸运的。原来人住得散，沟里沟外，两三间草房子，因为山里有抗联，日本人就归屯并户，把中国人迁到了“部落”里——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我们屯附近的人家都迁走了。那年头要饭的多，每天都有。他们不敢到“开拓团”要饭，只能找我们——谁也不敢去“开拓团”要饭，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我们屯有个曲庆贵，还是个富户，几头牛有一次进了“开拓团”的地。被发现后，查下来，把牛扣住，把他们抓起来连打带揍，当时刘坤当村长，好说呆说帮着给要回来。还有很多人家的猪什么的跑到日本人的地里，当时就被打死了，还要把人抓去打一顿。

日本人也有好点的，比如五班老班长，我们上山拉木头，他不管，后来就给撤了，说他不负责。还有的日本人，也挺可怜。南屯有一个日本大铁匠，会给洋马挂掌，跟我哥哥关系挺好，快40岁了，突然要让他去当兵，他来找哥哥喝酒，唱得都哭了。快光复那年，除了残疾，“开拓团”里的男人全都去当兵了。（笔者注：“开拓团”一开始就负担着为日军源源不断提供兵源的职责，这一职责可区分为两个层面：1、将那些服役期满本应回到日本的士兵编入“开拓团”，可以省去长途劳顿，便于再次迅速征召；2、自日本征招的大量“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进入“开拓团”一两年后，全部迅速进入了军队。）

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道基。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干了一年，吃不饱，住席棚，下着雪，光脚还要我们干。“二鬼子”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不少人都累死了。

光复前后，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开始逃跑。那段时间，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想回日本。后来，老毛子部队来了，好多日本人，有万把人，就被困在这儿，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注：对此，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也有记载：“（‘开拓团’团部的）几处房子着了火，人们不去救。一家房前，从窗户里跑出两个孩子，后边追出一个大人，用刺刀刺死了孩子，然后自己割腹自杀，倒在孩子身边。稍大一点的孩子挣扎爬到房门口，房檐上的草木燃烧着的碎火块掉下来将孩子埋上。一处火堆，人们往火堆里扔衣服、家俱、被褥、毛毯等，还有步枪、子弹。一个男孩开枪射杀村头树上栓着的十几匹大马。”这种记载，同样可以证实，“开拓团”不是单纯的“日本平民”，而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

日本人撤时，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还要用刺刀刺死。我知道有一次，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按水里淹死，20多个孩子呢！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光我们方正就有一千多个，后来，他们都回日本了。”

2011年7月30日经查实，方正县投资50万元一共建了两个碑，一个是“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另一个是“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并已经得到国家外交部的允许。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新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长期占有野心不断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开拓团民，实行殖民统治。

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专家介绍，日本“开拓团”向中国移民始于1905年，分为“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国策移民”三个阶段，移民人数不断扩大。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在中国东北十余年的殖民统治中，除农业移民外，还有政治移民、工业移民、商业移民、文化移民等，总人数达百万以上。

王伟新介绍说，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后，尚在东北的各开拓团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当时部分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人数达1.5万人。因长途跋涉、体力耗尽，加上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死亡人数超5000人，其尸骨被方正人民收集起来合葬在现在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部分开拓团民辗转回国，但仍有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滞留方正县，方正人民则“以德报怨”收养和照顾了这些开拓团民，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人数最多的县。

立碑主要是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见证，将名字刻上去也是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胸怀，提醒后人要和平。目前，方正县已经停止继续调查“开拓团”成员姓名的工作，因为政府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能够起到警示和教育意义即可。

王伟新表示，“开拓团”不等同于日本军队，他们是侵略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上并没有日本军人的名字，搜集的都是“开拓团”的逝者。

把开拓团民亡者的名字刻在碑上，是要让来参观的日本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埋在这里，知道他们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今后方正县将继续利用好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中日人民以史为鉴、珍惜和平。

5名男子赴黑龙江砸“日本开拓团”碑

2011年8月3日下午3点30分左右，一条微博称，前天，“湘军五百”等5名男子从北京出发，于昨天到达黑龙江方正县，将“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砸毁。事发后，5男子与当地民警发生冲突，后被带到了方正县公安局接受讯问。记者了解到，昨晚8点40分左右，5人已离开方正县，准备乘火车回京。

8月4日下午5点多，湘军五百（网名）、陈福乐等5名砸“日本开拓团”碑的男子抵达北京站。前天，他们赶到黑龙江方正县，敲砸“日本开拓团”碑并泼漆（本报报道）。他们表示，如果方正县仍不拆碑，他们还会继续去砸碑。

昨天下午，陈福乐等5人乘火车抵京。5人走出站后，站成一排向大家鞠躬致谢。陈福乐说，他们5人分别来自河北、江西、湖南等地，之前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随后决定共赴黑龙江砸“日本开拓团”碑。他们在哈尔滨会合，购买了油漆、锤子等工具赶到方正县。陈福乐等人表示，此次行动都是向单位请假后实施的，在京短暂休息后，他们将回乡继续上班，“如果方正县还不拆碑，我们还会继续去砸的”。

到达阜成门后，陈福乐等人召开了简单的新闻发布会。“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向他们每人发2000元现金奖励。记者发现，韩忠（网名）右胳膊上有多处划破的伤口，他称，这是在肢体冲突中弄伤的，“但都是小伤口，不碍事”。

2011年8月6日上午网友“执行长”告诉记者，原来立碑的地方，已变成了一堆碎的水泥块和红砖碎块，堆了近2米高。边上一辆挖掘机正准备将这些废料铲入车中，然后倒进一个2米深的土沟里，周围有近40人把守。

另外，在现场还能看出将石碑“连根拔起”的痕迹，虽然地面已被泥土和沙石掩盖，但地面上还有一些明显的“土坑”。

至于石碑究竟去往何处，现场网友们表示并不知情，只猜测石碑被车运走了，“不知道石碑去哪了，应该不是就地掩埋，因为地面上没有太多的新翻出来的泥土，应该是运走了，然后用沙石把留下的坑给填上了。”该网友说。除去现场的一些废料和地面上的土坑，建碑地点再看不出任何石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