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德语：Kurt Waldheim，1918年12月21日—2007年6月14日），著名外交家，曾任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1972年-1982年），奥地利外交部长、奥地利总统（1986年—1992年）。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重视个人外交的作用，在任期间曾与当时158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大多数的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他视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为联合国的首要使命，维持大小国之间的平衡，促进南北对话，保持人们对联合国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1月27日，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奖”。但因其颇有争议的“二战背景”也屡屡成为西方舆论的焦点。2007年6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去世，享年88岁。

1918年冬，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奥地利境内宣告结束。失败后的绝望情绪笼罩着这个昔日无比辉煌的中欧帝国，处在恶劣条件下的奥地利国民人人自危，一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在位于第聂伯河畔的下奥州小镇圣安德烈·沃顿，小学教师瓦尔特·瓦尔德海姆刚刚从意大利前线死里逃生，却又不得不开始为他的新生儿的身体担心。他的儿子库尔特·约瑟夫出生在这年的12月21日，时间恰好是在圣诞节之前四天。他太瘦小了，全家人都发愁他能不能活下来。

库尔特在国家前途暗淡的气氛中度过了童年。他家的祖先是捷克人，原姓瓦兹拉维克，“瓦尔德海姆”一姓是父亲后来为了便于立足而根据德语改的。祖父是铁匠，早年经营一家为邮递马车安装马蹄铁的小企业，后来由于邮车越来越少，家里赖以维持生计的支柱不复存在了。父亲是祖父11个子女中的一个，他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后来，他通过努力做了教师。母亲约瑟芬是圣安德烈·沃顿镇镇长的女儿，外祖父在当时尚属富裕农民，但他在战争中患上了心脏病而无法再事农桑，于是只得卖掉地产以供生活之需。

由于收入有限，瓦尔德海姆家的生活十分清贫。库尔特是长子，下有一弟一妹。父亲对三个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为了使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乐于付出一切代价。库尔特上了离家很远的克洛斯特新堡文科中学，他每天五点钟就要起床，乘上45分钟的火车去学校，在车上吃一个黄油面包当做早餐。每天，在上学路上，他都要对着一家糕点店的橱窗站上好久，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甜食。这情景有一次被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了，于是他得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简直是一直在挨饿，同样，许多奥地利人也很少真正吃饱过。”艰苦的早年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令他受益终生。

2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31年，12岁的库尔特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这股势力很快由德国蔓延到奥地利，他们宣传奥地利应与德国合并成一个国家，并在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时，有许多奥地利人希望与德国合并，但库尔特的父亲坚定地拥护国家独立，成为纳粹的坚决反对者。在父亲的影响下，库尔特15岁的时候便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小小年纪就树立了将来做一名外交官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自己未来的学习方向确定为语言和法律。

1936年奥地利重新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同年，库尔特高中毕业，他爱好骑马，于是就志愿加入了奥地利龙骑兵部队服役，一年以后退役。退役后，他进入被誉为外交官摇篮的维也纳外交学院学习，同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

就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奥地利被希特勒德国吞并。纳粹展开了对反对者的大肆搜捕，库尔特的父亲被捕入狱，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库尔特只得靠课余为人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补贴家用。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维也纳外交学院两年的学习，并参加了候补官员考试。

同年，库尔特被征入纳粹德军。他被分配到驻上奥州一个师团的第45侦察分队，这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由骑兵连、自行车连和摩托车连组成，行军时常常要领先步兵部队四十公里，负责探测敌军方位，有时甚至要把敌军火力引向自己。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否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开小差者不计其数。

1941年春，就在德军进攻苏联之前不久，这支部队开赴东部前线。在1941年冬天的一次战役中，库尔特被榴弹碎片击中了脚部。由于部队被敌军围困了好多天，他的伤口感染了。后来，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说：“小伙子，再耽误一天你的脚就保不住了。”他只得被遣返回家。

父亲已获得了自由，但仍不时受到秘密警察的传唤与审讯。为了避免再受打扰，瓦尔德海姆举家迁往维也纳边上的巴登。几个月后，库尔特的伤好了，但他被医生鉴定为不宜再上前线。他便提出了休假学习的申请，申请出乎意料地被批准了，于是他于1942年重进维也纳大学继续未竟学业，师从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国际法学家阿尔费雷德·菲尔德劳斯·德劳斯贝尔格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被教授定为《康斯坦丁·弗兰茨的帝国思想分析》，康斯坦丁·弗兰茨是德国俾斯麦时期的外交家和政治学家，为了撰写论文，库尔特成了维也纳大学图书馆的常客，他阅读了弗兰茨的大量著作，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论文。教授给他发来了贺电：“论文通过了，祝贺你！”1944年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学业有成的同时，甜蜜的爱情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44年8月，他与伊丽莎白·里切尔（爱称茜茜）结合，这是这段时期令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了。伊丽莎白的祖上有许多人担任过奥匈帝国官员，其父也曾在一战中任军官，帝国崩溃后一直在私营经济领域做事。两人于相识于维也纳大学，伊丽莎白也在那里学习法律。库尔特和茜茜这对新婚夫妇决定去做蜜月旅行，不料，火车还未驶出维也纳就响起了防空警报，铁路停运了，于是他们就在拥挤的防空洞中度过了新婚之夜。1945年，长女丽泽洛特出世，库尔特默默地为她祈祷，但愿新生的一代不再经受战争的摧残。

学习假期满之后，库尔特再次被召归队，战争结束前他驻扎在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德军在意大利投降时，他费尽周折逃脱了被俘的命运，重归故土与妻子团聚。处在战争尾声的奥地利，满目疮痍，食品紧缺。库尔特一家三口决定回巴登与父母亲一起生活。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乘上了一列人与货物、家禽和小动物混杂的闷罐子车，茜茜得了流感躺在稻草上，库尔特靠在苹果箱上，丽泽洛特不停地啼哭，他们成了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的难民。当他们最终到达巴登时，与父母重逢的喜悦很快又被寒冬即临而房坏窗破的现状冲淡了。然而可怕的战争毕竟结束了，眼前出现了未来的曙光。

由于在外交学院的知识积累，瓦尔德海姆毫不费力地通过了外交部的人员考试。1945年11月他接到外交部通知，他被录取了。这是一个他梦寐以求而且自信能够胜任的理想职位，因为他拥有一名成功的外交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法学博士学位，外交学院的毕业证书和多门外国语知识。于是，这位已经做了父亲的26岁年轻人躇踌满志地踏进了外交部的大门，并由此步入了政坛。在做了几个月的下属工作之后，瓦尔德海姆被提拔为外交部长卡尔·格鲁伯的秘书。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是在1948年，他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做了一秘，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职业学习机会。在资金紧张，人员短缺的情况下，使馆每个人都要承担一系列的繁重工作。身为一秘的瓦尔德海姆常常要在大使不在时行使代办的职权，这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职业经验。1951年，他奉召返回维也纳之后不久，年纪轻轻的他就被任命为外交部人事部门领导，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外交部的一个要职。

此时的奥地利，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马歇尔计划正在发挥效应，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未来重又充满了信心。只是，奥地利仍在同盟国占领之下，同英法美苏四国之间关于签定条约的谈判已进行数年而无结果。

1953年，同盟国外交部长会议在柏林召开，奥地利代表第一次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会议，东西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缓和。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仍坚持要在德国问题解决之后，再考虑奥地利问题。1954年，联邦德国在西欧联盟规定的条件下加入了北约，即西方军事联盟，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认为继续拖延奥地利问题已无必要。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更进一步加速了问题的解决。奥地利与同盟国之间就签定条约的前提达成了一致：在条约签定和同盟国军队撤离后，奥地利应当像瑞士那样保持永久中立。中立政策意味着一方面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另一方面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进入本国境内。瓦尔德海姆参加了起草奥地利永久中立国家条约的谈判工作。

终于，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迎来了伟大的历史时刻，外交部长哈洛德·菲格尔代表奥地利与同盟国签署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条约于1955年7月27日生效。同年10月25日，最后一名同盟国士兵撤离了奥地利被占领区，这标志着奥地利最终脱离了同盟国的控制走向独立。不久，国民议会通过了永久中立法，宣布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条约的签定和中立政策的确立揭开了奥地利历史上新的一页，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随着奥地利向新的历史时期迈进，瓦尔德海姆在仕途上也迎来了令他欣喜的重大转折。1955年7月，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几个月后，奥地利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12月，瓦尔德海姆率领奥地利代表团在各成员国代表的掌声之中入坐联合国全体会议大厅，这一情景令他感动不已，永久难忘。1956年至1960年，他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同时负有提高奥地利代表团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中地位的使命。1960年到1964年间，他重返维也纳，先任奥地利外交部西方政治司司长，后改任政务室主任。1964年，他再次回到纽约，担任奥地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直至1968年。

80年代，外交官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他们不但要有政治才能，而且必须对海底和太空的和平利用等诸多发展迅速的技术问题有所涉猎。同时，发展迅速的传媒业对世界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又要求他们拥有超越职业领域的广泛经验，公开亮相和处理实务的娴熟技巧。瓦尔德海姆的博学和灵活使他在担任奥地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期间被选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太空委员会主席，后来还当选为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资料，以便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1968年1月初的一天，身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太空委员会主席的瓦尔德海姆正在宴请委员会的成员之时，人民党主席、奥地利总理约瑟夫·克劳斯给他打来了电话。总理向他提供了外交部长的职位，经过短暂的考虑，他接受了这一职位。他当时认为，自己肯定是到达仕途的顶点了，殊不知这仅仅是一个中间站。

1968年1月19日，瓦尔德海姆宣誓就任外交部长。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面对一次严峻的考验了。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府推行“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招致了苏联领导人和东欧集团部分领导人的反对，于是，华沙条约集团的军队进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奥地利的北方邻国，因而这一军事行动在奥地利引起了极大反响，公众舆论倒向了杜布切克政府一边，反对苏联的介入，中立政策与“思想自由”之间的矛盾一时无法调和。奥地利政府只得谨慎从事，在公众舆论压力和遵守中立政策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在艰难的处境下，瓦尔德海姆的努力有效地维持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当苏联飞机侵犯奥地利领空时，瓦尔德海姆提出抗议，苏联驻维也纳大使不得不表示了歉意。

在瓦尔德海姆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最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解决困扰意、奥两国多年，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南蒂罗尔问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拥有25万居民的南蒂罗尔被协约国判给了意大利。奥地利提出的归还南蒂罗尔的请求在1945年遭到了同盟国的反对。1960年，当时的奥地利外长克赖斯基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决定通过谈判作出令双方满意的解决。这一决议的通过使得南蒂罗尔问题国际化了。

瓦尔德海姆任外长后，决定进行新的尝试，将这一问题从死胡同中拉出来。经过认真细致的谈判，他与意大利外长阿尔多·莫罗共同起草了一份协议，协议中承认了南蒂罗尔自治并规划了具体的操作日程。尽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瓦尔德海姆取得的成果是不可否认的，他不仅保证了南蒂罗尔地区德语居民的生存状况，更促进了意、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此外，任外长期间，瓦尔德海姆在宣扬奥地利的中立立场上也功不可没，他通过灵活运用外交手腕，使苏联对奥地利与联邦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得太近的疑虑一扫而光，并促成了由苏联创议的欧洲安全会议在维也纳召开，还陪同总统弗兰茨·约纳斯访问了莫斯科。

1970年4月的国民议会大选之后，人民党失去了多数地位，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未获绝对多数的社民党主席布鲁诺·克赖斯基在与人民党联合失败后，组成了社民党少数政府并出任总理。克赖斯基政府向瓦尔德海姆提供了两个十分诱人的职位：驻伦敦或莫斯科大使，并表示，如果他愿意，可以重返纽约干他的老本行。联合国的政治舞台对瓦尔德海姆太有吸引力了，他也相信自己具有干好这一工作的能力。他认为，像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将其活动仅限于双边关系的范围之内，方能在世界组织中赢得更好的机会。于是，他重返纽约，再次出任奥地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在接受了纽约的外交使命之后，一段时间里他仍对国内政治有所涉猎。1971年是奥地利的总统选举之年。这年秋天，瓦尔德海姆被人民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参加角逐。作出参加选举的决定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为竞争对手是他任外长时经常陪同出访的现任总统弗兰兹·约纳斯，他对约纳斯评价甚高。瓦尔德海姆不属于任何政党，因而立场超然，为奥地利国民所敬仰。

但此次他却战绩不佳，败在了作为社民党候选人的约纳斯手上。即便在失败的情况下，瓦尔德海姆仍不忘赞美对手，这是他的一大美德。约纳斯为人的正直与诚恳令他心服口服，多年以后他还一直深深怀念这位总统。

小世界里的巨人

1984年，在纽约度过了17年难忘的岁月之后，瓦尔德海姆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奥地利。阔别已久的维也纳此时已由一个处在世界政治边缘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国际事务中心。这是一个可使瓦尔德海姆继续发挥他的国际外交经验的理想之地。1982年，有人向瓦尔德海姆建议，成立一个由各国前国家及政府首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这就是媒体所称的“指点世界政治的智者委员会”。

1983年11月，这个“国际行动委员会”在维也纳成立了，成员尽揽世界各国的前政坛巨星，瓦尔德海姆被推举为主席，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1985年11月。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为那一时代的三大主题即和平、安全和发展奋斗。

历史问题

1985年11月，奥地利人民党第二次将瓦尔德海姆推举为总统候选人。正当他躇踌满志，准备向政治生涯中继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进发时，万万没有想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1986年3月，奥地利发行量很大的《侧面》周刊中有一篇报道称，瓦尔德海姆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曾加入了纳粹学生联合会，入伍后又参加了纳粹冲锋队骑兵旅。3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引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材料，认为瓦尔德海姆曾参加过纳粹党卫军褐衫队，他所在的纳粹军队1942年在南斯拉夫进行过围剿和屠杀，把众多的希腊犹太人投入了集中营。这些报道当即遭到了瓦尔德海姆的否认，他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参加过1942年的巴尔干战役，因为他早在1941年春就因伤退役了。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他如此作出否认实在不是一项明智之举。《纽约时报》就此反驳说，他当时并未退役，而是在纳粹E集团军司令劳尔的领导下在巴尔干作战，参加了南斯拉夫的柯萨拉山大屠杀。存在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的E集团军的行动日志表明，瓦尔德海姆于1943～1944年间曾经为军方起草情报简报。世界犹太人大会在美国档案馆发现，一份在波斯尼亚执行扫荡任务的文件上也有瓦尔德海姆的签名，并由此证明，他在当时并不是普通翻译官，而是执行秘密警察任务的情报官。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还刊出一份1947年的政府文件，称贝尔格莱德战犯委员会曾以“谋杀、虐杀、射击人质和纵火烧毁平民区”的罪名要求引渡瓦尔德海姆。此外，世界犹太人大会还编辑了一本名为《瓦尔德海姆纳粹史》的小册子。美国借助陆军部档案称，瓦尔德海姆由于参与了大屠杀，曾被美国陆军列入被通缉的纳粹德国军官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表示，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奥地利总统，将不允许他进入美国。情况对瓦尔德海姆十分不利。不料，美国这一表示明显染上了干涉奥地利内政的嫌疑，反而刺激了奥地利人的逆反心理。他们认为，二战时候所有的奥地利青年都被纳粹征召入伍，到处作战，因而没有必要单单指责瓦尔德海姆一人。1986年6月，瓦尔德海姆最终以53.9%的得票率战胜了社会党候选人、前卫生部长库尔特·施泰雷尔，当选为由人民直接选出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第八任联邦总统，任期6年。

孤独老人

瓦尔德海姆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一胜利而被人们遗忘。国内外对此问题的争论仍沸沸扬扬。他生平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随即来临了。美国司法部于1987年4月27日宣布将他列入“监视名单”，不允许他以私人身份入境。瓦尔德海姆本人、奥地利政府和人民对此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在美国影响下，西欧各国领导人与他断绝了往来，不邀请他前往访问，也不到奥地利来访问。整个西方世界对他十分冷淡，瓦尔德海姆成了不受欢迎的“孤独老人”。

上任前两年的时间里，他只出访过梵蒂冈、巴基斯坦和约旦。爱尔兰总统1986年初访问奥地利时曾邀请奥总统回访，在瓦尔德海姆上台后却撤销了邀请，西班牙首相1987年也婉辞了奥地利的访问邀请。只有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作出惊人之举，于1987年8月来到奥地利总统夏季官邸，拜会了瓦尔德海姆，从而成了自美国宣布禁止其入境以来第一位与之会晤的西方领导人。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瓦尔德海姆主动建议奥地利政府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历史学家们能证明他与杀害犹太人有关，他将引咎辞职。于是，受奥地利政府委托，1987年9月，瑞士、联邦德国、英国、比利时、希腊、以色列的六位著名历史学家就瓦尔德海姆的历史问题组成了国际历史学家调查委员会。

1988年1月29日，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公布了一份1942年7月22日的电报复印件，这是花巨资从南斯拉夫历史学家普伦察那里购来的。电报内容是，中尉瓦尔德海姆要求，把4224名南斯拉夫人驱逐出他们自己的国家。《明镜》称，这些人中有许多后来死在了纳粹集中营中。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报道极为重视，经过认真调查，又经南斯拉夫专家委员会查证，他们证实，这份电报纯属伪造。可见，国际社会对瓦尔德海姆的指责并非绝对证据确凿，混水摸鱼者也大有人在。

2月8日，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提交了关于瓦尔德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问题的长达202页的调查报告，终于使这个争论了两年的问题有了初步结论。结论认为，经过5个多月的调查，没有发现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巴尔干地区希特勒某兵团司令部中尉、情报联络官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直接参与战犯罪行的证据，没有查到瓦尔德海姆参加纳粹党的证据，因此，不能将他定为战犯和纳粹分子。

调查结果证实了瓦尔德海姆的清白，他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但关于他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国内各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斗争。这一事件也给奥地利的国际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瓦尔德海姆作为总统的声誉也严重下降。舆论认为，瓦尔德海姆已经信誉扫地，不能继续对外代表奥地利的国家形象了。维也纳街头不断出现要求他下台的示威游行，公众对他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瓦尔德海姆日益陷入了困境。

“要没有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艰难的日日夜夜”，70岁的瓦尔德海姆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但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虽然自己参加过希特勒军队，但从未杀过人，也从未下令杀过人，自己决不是纳粹战犯。他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从未谈起过1942～1945年间在巴尔干地区任德军中尉军官的历史。

奥地利总统虽然没有实权，但宪法规定，政府无权解除总统的职务，而总统却有权解散政府。在宪法保护下，瓦尔德海姆抵制住了国内外要求他下台的呼声，坚决拒绝辞职。

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就修改奥地利《国家条约》中某些约束奥地利主权的条款作了一些工作。他还一再重申，奥地利在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永久中立政策的同时，将继续努力争取加入欧共体，把这作为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一项特别任务。此外，他还表示，奥地利将为进一步缓和南北矛盾作出努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他任职期间一直受到自身历史问题的困扰，被这一问题耗去了大部分精力，所以，在处理国事、行使职权之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挥手从兹去

1991年6月，瓦尔德海姆表示自己将不会参加下届总统选举。1992年7月8日，任期已满的瓦尔德海姆将总统职权正式移交给新当选的托马斯·克莱斯蒂尔，从此告别了政治舞台，告别了他47年来集辉煌和屈辱于一身的政治生涯。73岁的瓦尔德海姆心潮起伏，他在告别演说中说道：“回顾过去，在巨大的压力和种种伤人的攻击下，我未能随时找出适当的言辞，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感受，描述我这一代的命运以及祖国的命运，描述那个时期罪恶的深重，我对此实在感到十分遗憾。”客观来看，瓦尔德海姆期满离任也意味着奥地利从此结束了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况。离任后的瓦尔德海姆担任了奥地利的联合国协会主席，还曾应中国联合国协会的邀请，于1994年4月来中国访问。瓦尔德海姆夫妇生有一子二女。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他喜欢听古典音乐，还爱好游泳等户外活动。他于政务之外还多有著述，主要著作有《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宫殿中》、《奥地利的道路》、《奥地利的榜样》、《和平的挑战》等。

当瓦尔法海姆1971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在任将近十年了。由于健康不佳，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于是，一批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跃跃欲试，要做这个缅甸籍秘书长的接班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选举程序十分复杂。真正的决定权其实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中国手中，这五个国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将在选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竞选开始时，瓦尔德海姆感觉自己像是“一匹黑马”，并没有多大的取胜机会。西方国家对瓦尔德海姆比较支持，苏联的态度对他也比较有利，只有中国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此前已有赖伊和哈马舍尔德两位欧洲人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因而此次不宜再选欧洲人。两轮投票过后，只有瓦尔德海姆和芬兰驻联合国代表马克斯·雅克布森有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此时的情况是，苏联坚决反对雅克布森，而瓦尔德海姆要想完成心愿，就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奥地利政府这时成了瓦尔德海姆强有力的后盾。奥地利驻中国大使汉斯·塔尔贝尔格小心翼翼地向中国政府表示了奥地利希望瓦尔德海姆当选及渴求中国支持的愿望，他得体的举止和谨慎的言语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使得选举形势转而有利于瓦尔德海姆，并最终给他带来了好运。

1971年12月21日，恰恰是在瓦尔德海姆生日的那一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举行投票选举，在11 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的情况下，举荐他为联合国秘书长。当这一切发生时，故事的主人公却远离现场，在纽约中心公园悠闲地散步。他一回到奥地利代表团驻地，就从一个喜气洋洋的年轻同事那里得知安理会刚刚作出了决定。

1972年1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瓦尔德海姆第一次带着新的使命，步入了纽约那幢容纳了联合国政治和组织心脏的摩天大楼的第38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正在静静等待着他，他将在这里开始完全崭新的工作，度过以后长达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

重实践不重理论。联合国对于瓦尔德海姆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道鸿沟有多深多阔，也知道笼罩在联合国头上的那道光环经过过去25年的运转已渐渐褪去了迷人的色彩，更知道这个国际组织正被思想的狂热、民族主义的对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辩论以及经济和社会问题层层包围，它常常显得疲惫乏力、徒劳无功。在接管联合国工作的时候，瓦尔德海姆的头脑是清醒的。

老布什那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应当就瓦尔德海姆的当选向他表示同情，而不是什么祝贺。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能够表现布什的幽默：1973年的圣诞节，瓦尔德海姆在堆放圣诞礼物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黄色小箱子，箱子里面是一个袖珍工具盒，装有各式各样干家务用的小工具。最令他吃惊的还是布什附在礼物中的祝语：“圣诞并新年快乐——我希望，这些工具能够对你解决世界问题有所帮助。”瓦尔德海姆生来不擅长家务活儿，这些工具此后果然在这方面帮了他不少忙。至于解决世界问题，则要靠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了。

在上任的最初日子里，瓦尔德海姆一直在想，如何才能通过自己的个人行为最大程度地为解决世界问题作出贡献呢？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应是在履行秘书长职权时，尽可能地与各国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他确信，政治问题不是借助于政治学理论，而是要通过对话和不倦的寻求利益平衡点方能解决。由此出发，他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大会乃至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作些改动，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简化联合国日程安排，但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却不幸碰了壁。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运动员被谋杀，瓦尔德海姆针对国际恐怖活动的蔓延，提议采取对付措施，但在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下，反恐怖问题虽年复一年地列在联合国大会的日程上，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直到1977年，在联邦德国的提议下，联合国才就客机被劫持的相应防制措施作出了决议。1983年，韩国部长在缅甸被谋杀，这才促使联合国批准了一些国际反恐怖行动的具体措施。

在公众眼里，联合国秘书长面对的是一些没完没了、令人头疼的具体工作。事实上，他的工作领域远不止于此，还包括经济、社会政策、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秘书长下属有近1.4万名工作人员，他们来自世界上的159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这就要求秘书长在处理联合国事务时，不单要有政治坚定性，还要有外交灵活性、丰富的国际知识和不俗的管理才能。瓦尔德海姆曾在奥地利外交部担任过人事部门领导和外交部长，因而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加强联合国与各国的联系，他认为使联合国秘书处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通过小心谨慎的说服工作，完成了人员的新陈代谢。

1972年瓦尔德海姆当选时，正值联合国陷于财政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为了保证联合国的支付能力，使之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首要目标确定为消除联合国所欠的6500万美元的债务。通过与各国周旋并严格控制和管理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成功地缓解了联合国的债务危机。

瓦尔德海姆当选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着联合国这一世界政治舞台迈进的关键时刻。1971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瓦尔德海姆在此前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了：一个仅控制了1600万人口、位于中国大陆边缘的岛上政府，竟试图代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十亿中国人讲话。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争论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令人不能满意的是，有人就此问题将不现实的阴影投注在联合国工作之上。”瓦尔德海姆对中国向联合国迈进时表现出的谨慎务实的态度很有好感，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尽力给中国以帮助。当中国政府进入联合国时，他同意台湾代表全部从联合国撤出，联合国出版物从此不再提及台湾。

1973年10月开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于瓦尔德海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自1947年以来，他的每一个前任都深深感受到，肩膀上阿以冲突这付担子无比沉重。但真正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还是在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出人意料地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之后。突破了以色列人的防线，在美国全力支持下，以色列军队发动了反攻，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团2万人，当苏联迅速准备派出伞兵增援埃及时，人们不禁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家门口了。可怕的世界战争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其中联合国的功劳不可埋没，它在48小时内以闪电速度向前线派出了一支维和部队，隔离了双方的军队，扑灭了大战的火星。这也是令瓦尔德海姆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

一场非同寻常的挑战。中东地区一触即发的不稳定局势早已成了联合国的负担，先是1973年的十月之战，紧接着又是日趋紧张的黎巴嫩局势。黎巴嫩是一个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的国家，但自1975年以来，却成了上演战争悲剧的舞台，1978年3月，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以色列，有38名以色列公民不幸丧生。以色列军队于14日夜大举入侵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5300平方公里的土地。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在425号决议中，要求以色列尊重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并要求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同时，安理会还决定组织一支联合国临时部队，由奥地利、荷兰、伊朗、

法国、加拿大等国组成，负责重建这一地区的和平。这支部队不仅要与对立双方打交道，还要对付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武装民兵组织之间的冲突。在黎巴嫩危机期间，瓦尔德海姆一直与交战国的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保持着个人联系。1978年4月，联合国维和部队到达黎巴嫩后，瓦尔德海姆来到了战争前线，与黎巴嫩总统萨基斯、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进行了会谈。6月13日，在联合国的压力下，以色列军队撤离了黎巴嫩南部。

自从1964年联合国第一次向塞浦路斯派驻维和部队以来，它就对这里负有了特别责任。居住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间的冲突无休无止，只有联合国才有能力为他们架起和解的桥梁。

1960年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根据塞浦路斯独立前分别同英、希、土签订的协定，塞浦路斯的独立由这三国保证。建国后不久，这座错综复杂的共和国大厦就开始坍塌了。1963年末和1964年初，国内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并牵涉到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战争结果是，土耳其族人离开了中央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民族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组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并赋予它以下使命：阻止战火复燃。到1972年瓦尔德海姆接替秘书长职位时，派副秘书长，阿根廷外交家罗贝托·圭尔前往

塞浦路斯。圭尔回来汇报说，情况虽有一些进展，但土耳其族人要求地方自治，希腊族人则担心国家分裂，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还是无法逾越。随着希腊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希腊政权由军人政府把持，希土两族人的矛盾更加尖锐。1972年1月，当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武器之后，岛上的局势愈发紧张。联合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与磋商，在3月决定，将总统的武器送进仓库保管。1974年7月，马卡里奥斯指责希腊军事政权企图阴谋颠覆塞浦路斯政府，并妄想谋杀他本人。7月15日，一批主张与希腊合并的军官发动了反政府军事政变，马卡里奥斯政府被推翻了，在希腊军政权控制塞浦路斯政府后，7月20日凌晨，土耳其政府以保护塞浦路斯土族人为名，派军队兵分海、空两路，向塞浦路斯北岸发起了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并占领了基里尼亚周围地区。瓦尔德海姆呼吁交战双方立即停火，从岛上居民的利益出发，与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合作。那段时间里，联合国无意之中成了塞浦路斯这个“孤儿”的监护人。

十年的时间里，瓦尔德海姆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寻求一条出路，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不得不承认，到他离任的时候，塞浦路斯的状况与他开始工作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只能这样为自己解释：“当对立双方根本不准备和解时，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不会比理智的声音影响更大。联合国有能力将对立双方拉向谈判桌的机构，但是，人们可以把马牵引到水边，却无法强迫它去喝水。”

联合国成立以来，有一百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它们加入了联合国，改变了这个国际组织内部的结构组成和力量对比。1945年只有4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到1970年已经上升到42个。在瓦尔德海姆任期内，又有9个非洲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其中包括原为葡萄牙殖民地、1980年获得独立的津巴布韦。80年代，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非洲大陆的南端遗留下来了两个大问题：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

1974年7月，葡萄牙通过了新宪法，对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地位作了修改。应新总统斯皮诺拉将军的邀请，瓦尔德海姆前来里斯本访问。他趁此机会与葡萄牙领导人就起草将其殖民地移交给非洲独立运动的行动计划问题进行了探讨。葡萄牙人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他们采纳了瓦尔德海姆的建议，就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承认了所有殖民地的独立和自决权。1974年9月7日，葡萄牙与莫桑比克解放组织的代表签署了协议，规定第二年的6月份将自主权交还莫桑比克。莫桑比克新当选总统对瓦尔德海姆在签署协议方面所作的工作以及他在里斯本为莫桑比克争取到的利益表示十分感谢，瓦尔德海姆则把这一成就归结为葡萄牙人的合作态度。

在非洲其他的葡属殖民地，特别是安哥拉，情况就非常难办了。那里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解放运动组织，它们是：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扎伊尔、刚果支持下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得到南非及西方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当葡萄牙军队开始撤军的时候，这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葡萄牙政府不知道该把权力移交给谁。1975年1月，葡萄牙与这三个组织签定协议，承认他们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在保持国家不分裂的情况下组成过渡政府并举行选举，葡萄牙军队将在一年之内撤离。但不久以后，三个解放组织之间便爆发了内战。1975年8月，葡萄牙人告诉瓦尔德海姆，不久前的协议已经失去效用了，他们建议，由联合国接过对安哥拉的控制权。瓦尔德海姆仔细阅读了有关宪法条款后得出结论，没有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许可，联合国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鉴于以前联合国卷入刚果危机后的教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是不会同意再去作这样的冒险的。随后，美国、南非、苏联、古巴纷纷卷入安哥拉冲突之中，安哥拉战乱国际化了。最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在古巴军队帮助和苏联支持下接管了政府。

南非的状况仍然没有什么改观，这里仍是强大、富裕、顽固的白人少数派的统治堡垒。瓦尔德海姆当选秘书长时，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已对此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西方大国不准备直接采取强更手段，因而对南非当权者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种族隔离状况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痼疾。联合国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办法便是：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1973年初，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压制和惩处种族隔离犯罪的国际公约，1974年，联合国又采取了一项颇有争议的措施，在公证委员会的帮助下将南非排除在联合国大会之外，1977年，安理会召集了一次反种族隔离世界大会，决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1981年，在瓦尔德海姆的任期接近尾声时，联合国大会又将这一年定为制裁南非国际行动年。所有这些行动和措施虽然没有在反对种族隔离之战中产生任何实际效用，但联合国日积月累的不懈努力已使得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逐渐转到了这一问题上。

有一段时间，瓦尔德海姆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系十分密切。尽管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撤销了南非的席位，但纳米比亚仍被南非占领。1972年3月，瓦尔德海姆访问了南非。南非总理约翰·福斯特表示：“如果联合国秘书长是为探讨黑人自治的问题而来，那么他能够找到谈话伙伴，因为这符合我们的政策。但如果他来当南非统一组织中激进分子的传声筒，那么这无疑是浪费时间。”南非政府的这种态度明显预示着，会谈将不会有结果。瓦尔德海姆还不顾自身安危，秘密来到了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下塌一家不知名的小旅馆，在飞机场的一间候机室里与20多个部族的代表进行了会谈。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从边远地区专程赶来拜会联合国秘书长的，其态度之诚恳令瓦尔德海姆深深感动。南非最终接受了前瑞士驻维也纳大使阿尔弗雷德·埃舍尔，同意由他作为联合国特别代表前往纳米比亚。而他自己却由于对非洲问题缺乏了解，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南非的设想，在纳米比亚开始行使自主权之前先实行地区自治，这实际上与南非政府实行的种族家园政策别无二致。埃舍尔的这一作法显然走向了联合国初衷的反面，事情到了这一步，联合国内部反响极大。失望的非洲统一组织指责联合国是一只“没牙的叭喇狗”，要求立即停止与南非的谈判。以后的几年情况仍没有好转。在非洲问题上令他聊以自慰的是，通过积极工作，他将津巴布韦引上了独立之路。

1979年最后一天的夜里，瓦尔德海姆带领一个由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型代表团从纽约出发了。两个月前的11月4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革命学生冲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逮捕了使馆工作人员和职员共计54人，并将这些人当作人质扣押在使馆里。国际法上规定，外交人员的豁免权和外交使馆的治外法权是不容侵犯的，因而，这次行动是对国际法的一次公然违背。

当时的伊朗，正处在伊斯兰革命的狂热气氛之中，前国王巴列维已经逃离伊朗，政权由宗教领袖霍梅尼把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已身患重病，正在开罗、美国和巴拿马轮流避难。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忠实的盟友，美国既不准备将这位被罢黜的君王引渡给伊朗革命政府，又不同意将他的银行存款归还伊朗，而以上两条正是伊朗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鉴于美国的这种态度，此次学生冲击美国大使馆和绑架外交人员事件便是伊朗旨在迫使美国答应自己要求的一次强制性措施。

美国向安理会提出要求，确保伊朗释放人质并交还美国使馆。在这种情况下，瓦尔德海姆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亲往德黑兰，探寻伊朗真正的权力中心，以期就人质问题与伊朗达成协议，为解决这场危机作出努力。瓦尔德海姆一行先由纽约飞抵巴黎，在机场旅馆里过了一夜，他们的心情就如同冬天的夜晚，忧郁而迷茫。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通过电话预祝他们一路顺风。1980年元旦的那一天，瓦尔德海姆一行的飞机降落在德黑兰附近的梅拉巴德机场。伊朗外长高特布扎德前来迎接，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不安，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外长将衣领敞开着，没有系领带，这种装束在当时的伊朗是支持革命的标志。在进城的路上，高特布扎德告诉瓦尔德海姆，德黑兰的局势很不稳定，这实在不是一个访问的好时机，“我们在公开场合必须避免给人造成您是为了释放人质前来谈判的印象。我请求您跟别人说，您这次带来的是一个考察团，而不是为了什么人质。我们将向您展示巴列维政权的残暴，伊朗秘密警察的滔天罪行，以及伊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鉴于形势的高度紧张和人民的极度敏感，再加上美国大使馆里好战的伊朗学生，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德黑兰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激奋的人群，不时还会传来枪声。瓦尔德海姆下塌的希尔顿酒店戒备森严，他1978年来访时与巴列维握手的照片赫然报上，伊朗人把他当成了美国人的一只延长了的手臂，当成了巴列维的帮凶，学生们甚至断然拒绝他与人质见面。

伊朗政府为瓦尔德海姆安排了两次活动：到伊朗革命烈士公墓敬献花圈和参观以前的军官俱乐部。当瓦尔德海姆乘坐的直升飞机靠近公墓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飞机降落后，他们坐上了汽车，驶向几百米之外的目的地。但是，还没走多远，人们就一窝蜂似地冲过来围住了汽车。有人爬上车顶用拳头狠砸，还有人透过窗玻璃用变形的脸对着他们怒目而视。这真是一幕令人难以想像的混乱场面。瓦尔德海姆企图下车，安抚一下人群的情绪，但身边的保镖又把他压回了汽车后座。看起来是没有希望逃脱这场灾难了。多亏伊朗司机技术高超，驾车突破重围，在公墓和飞机场之间疯狂地奔驰，才让他回到了直升飞机上。愤怒的人群在后面追逐，试图阻止飞机起飞，但在人群到达之前，飞机刚好上了夭。好玄哪，差一点就身陷其中，再也回不了纽约和维也纳了。

逃离机场后，瓦尔德海姆立即返回伊朗外交部，伊朗革命委员会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在国际调查委员会组成之前决不释放人质。但在高特布扎德帮助下，瓦尔德海姆还是与人质中的三位美国外交官见了面。下一步行动计划是参观德黑兰的前军人俱乐部。瓦尔德海姆进入一间快要挤破了的大厅，来到一个临时搭就的看台前。他看到，看台上有许多缺胳膊少腿或是眼盲的残疾人，有大人也有孩子。这些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依次登上看台，向人们展示他们残缺的肢体，诉说他们在生理及精神上的痛苦。就在从军人俱乐部回来的那天晚上，高特布扎德终于为瓦尔德海姆安排了一次同伊朗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会面。有人用车载着他和随行人员穿过夜幕中的德黑兰市区，来到一个黑漆漆的大院门口。一队荷枪实弹的壮汉来到他们面前，簇拥着他们穿过了大门。里面的建筑物一片漆黑，看上去像是一座废弃不用的堡垒。他们被移交给一队革命政府的士兵，袖珍电筒照亮了前面的道路，有人甚至用电光直射他们的脸。对于一个受成员国正式邀请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一桩令人难堪的事情。经过重重审查，眼前终于灯光大亮，瓦尔德海姆认了出来，这原来是他两年前在完全不同的待遇下曾经来过的参议院大楼。伊朗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在他的面前。瓦尔德海姆等人被指令坐在下首的一张小桌子前，像是法庭上的被告。会谈并没有带来什么令瓦尔德海姆高兴的结果。瓦尔德海姆想拜会霍梅尼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鉴于伊朗政府无可挽回的态度，瓦尔德海姆一行于第二天失望地离开了德黑兰。当然，他本来也没有奢望乘坐满载人质的飞机凯旋而归。在德黑兰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他也不由得发出感叹，秘书长的职权是多么的有限啊。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和道德责任，但却不拥有行政权限，他可依赖的只有外交技巧和信念的力量。看来，只有在受到各成员国政府的尊重和重视时，秘书长的努力、联合国的宪章和国际法的准则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联合国秘书长任期的最后两年，特别困扰瓦尔德海姆的是阿富汗问题。自60年代以来，阿富汗政局一直动荡不安。1973年，查希尔王朝前首相达乌德发动政变，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国。1978年，亲苏联的人民民主党军官再次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府，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从此开始了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由于人民民主党内部出现分裂与对抗，阿富汗局势更加动荡，国内反政府武装异常活跃。苏联试图巩固喀布尔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所有努力都未能奏效。

1979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阿富汗内部权力之争达到高潮，苏联出动空军和陆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在苏联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卡尔迈勒回到阿富汗，被扶上总统的位子。从此，苏联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苏联的侵略行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密切关注，也在联合国一些小成员国中引起了恐慌，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也会有超级大国进占自己的国土。1980年1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试图呼吁所有外国势力退出阿富汗，以便使阿富汗人民建立自己拥戴的政府，但这一议案在苏联的否决下没有通过。1月10日至14日，联合国大会召开了第六次紧急特别会议，以104票赞同、18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了一项与安理会议案内容相同的议案。议案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尊重阿富汗的不结盟国家性质，不得介入其内部事务，

而应立即采取人道主义救助措施，使难民尽快回归故土。瓦尔德海姆曾考虑，以联合国或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共同名义派代表团前往喀布尔，但这也不会有什么直接结果，因为决定权在莫斯科而不在喀布尔。在1980年11月20日的一项新决议中，联合国大会授权他指派一名特别代表，在莫斯科和喀布尔之间斡旋。瓦尔德海姆很快选定了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随着国际社会的压力增大、阿富汗国内反侵略战争的发展以及苏联国内经济的日益不堪重负，苏联终于决定同意边打边谈，授意喀布尔政权出面谈判。在与安德烈·葛罗米柯的会谈过程中，瓦尔德海姆争得了苏联方面的同意，在秘书长私人代表的参与下，开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

此外，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上，瓦尔德海姆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斡旋活动。他曾亲临河内和曼谷，之后又派出特别代表，为柬埔寨问题通往最终解决之路作出了贡献。

1973年2月，他在正式访问南亚次大陆期间，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政府讨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克服战争后果的方法和途径。他还视察联合国孟加拉国救济行动，这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规模最大一项救济行动。

1974年2、3月间，秘书长访问了非洲苏丹----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当时联合国在该地区展开一项重大的救济行动，援助长期旱灾的灾民。

秘书长还主持联合国召开的许多重要国际会议的开幕式，并在会议上致词。其中包括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72年4月，圣地亚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4年6月，加拉加斯）、世界人口会议（1974年8月，布加勒斯特）和世界粮食会议（1974年11月，罗马）。

秘书长参加安全理事会离开总部到非洲（1972年1月，亚的斯亚贝巴）和拉丁美洲（1973年3月，巴拿马）举行的会议。

他曾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拉巴特（1972年6月，非统组织十周年纪念）、亚的斯亚贝巴（1973年5月）和摩加迪沙（1974年6月）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致词。他也曾在华盛顿向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讲话（1972年3月）。

1973年2月，秘书长参加巴黎的越南问题国际会议；同年12月，他主持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第一阶段。

1973年7月，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赫尔辛基向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讲话。

秘书长曾应个别政府的邀请，正式访问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欧洲的若干国家。

1982年1月27日，为表彰瓦尔德海姆对联合国所做出的贡献而授予他“联合国和平奖”。

托马斯·杰菲逊在做了8年的美国总统之后，曾经用“硬装的体面”这样的话来描述总统这一职位。在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上呆了十年的瓦尔德海姆对此深有同感。因为这两个职务在有些方面极为相像：两者的工作都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失败。瓦尔德海姆认为，

联合国秘书长所拥有的权限其实还不及一个小国的政府首脑，他没有绝对的权力，又没有足够的物质来源，但仍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解除国际紧张局势、维持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当1981年来临的时候，需要瓦尔德海姆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是急流勇退，还是争取再度连任，从而创下秘书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记录呢？回顾秘书长工作，浮现在瓦尔德海姆脑海中的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望。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成功地维持住了地球上每个国家对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信任。63岁的瓦尔德海姆，身体依然强健，个人的学识和阅历都处在人生的顶峰，且拥有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于是，在秋季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竞选第三任的决定。但他的竞选连任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反对。虽然在几轮投票中他的成绩都不错，但由于中国的态度无可挽回，他便于12月初决定放弃竞选。此次虽未达成心愿，但瓦尔德海姆并无遗憾之感。在每一轮投票中他的支持率均高于其他任何一位候选人，他把这看作是联合国对他工作的一种肯定和补偿，因而内心十分平静和满足。在该年度联合国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所有代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向瓦尔德海姆告别。这一动人的场景令他久久难忘。

瓦尔德海姆的身体和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如今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他渴望和夫人过一段宁静松弛的日子。他应邀去华盛顿的乔治顿大学作了主讲国际关系的客座教授，此外，他还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柴普尔—希尔大学任教。这种教学实践使他与年轻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时也使他有时间整理在联合国十年间积累的丰富个人资料。他的自传《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宫殿中》的草稿已经完成了。

“对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第一任任内为联合国作出的踏实的专诚的服务，表示赞赏，任命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连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是连任任命书的原文，也是对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工作的肯定和评价。在瓦尔德海姆任职期间，联合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避免了超级大国间的武装冲突和地区性冲突，并为非洲的非殖民主义化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使瓦尔德海姆先生引以为自豪的成就要算是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中，他及时派遣了一支维持和平部队。

瓦尔德海姆深深体会到自身责任的重大，常常忘我的工作。他不仅要周旋各国之间，为处理各种政治事务、缓解各种矛盾与冲突而东奔西走，而且要掌管联合国秘书处分布在各个机构中的一万多名工作人员的任命，负责主持这一庞大的国际机构的正常运行。很显然，只这其中之一便足以使人忙得不可开交。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厄克特说：“从有用而不是热烈气氛的角度来说，瓦尔德海姆先生可称为最好的秘书长。”这位博学多谋、富于创见的英国人认为，瓦尔德海姆成就了所有其他的秘书长所没有能成就的事情；他几乎与每个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能够使人们以理智的建设性精神走到一块，然后帮助他们寻求共同利益。

但由于“纳粹参军事件”的影响，晚年的瓦尔德海姆从没离开过奥地利半步，不少媒体将他比作“维也纳最孤独的老人”。美国政府1987年还将他列入“监控名单”，禁止他入境，直至今日。

2007年6月14日，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