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1889年11月19日—1938年11月9日），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省，苏联元帅。他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红军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列宁近卫军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曾化名加伦（源于其妻子的本姓加林娜），两次奉命来华，领导和主持驻华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协助孙中山及革命政府主持军务和军校、制订北伐战争作战计划，是北伐战争的组织者、指挥者之一。

1889年11月19日，布柳赫尔出生在俄国的雅罗斯拉夫里省巴尔欣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是贫农，祖父是农奴，他毕业于当地的教会小学。他的曾祖父因为在抗击拿破仑的过程中作战勇敢，故被乡亲改以普鲁士抗法名将布吕歇尔的姓氏（在俄语中一般译作“布柳赫尔”）。

1904年，布柳赫尔为生活所迫，随父到彼得格勒，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开始独立谋生。干了8个月后，由于忍受不了店主的欺凌，即到法俄合办的贝尔德工厂当工人。在此期间，布柳赫尔受到革命浪潮的熏陶，目睹了彼得格勒“流血星期日”，加深了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在工友彼得·库兹涅佐夫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事业。

1908年，布柳赫尔被列入沙俄政府的黑名单，同年12月被厂方开除。

次年，他进入莫斯科梅提施车辆制造厂当钳工，同时参加罢工活动。1910年2月，当局以煽动罢工罪判处布柳赫尔徒刑两年八个月。服刑期满，他先在雷宾斯克做工，后于1913年8月转赴莫斯科，进行了喀山铁路修造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柳赫尔应征入伍，分派到在奥地利战场参战的科斯特罗马第十九团。1915年1月，在捷尔诺波尔战役中负了重伤，经一年零两个月治疗后，以一等残废退役。随后，布柳赫尔进莫斯科沙涅夫人民大学学习。不久，在下新城索尔莫沃车辆制造厂当钳工，复又转到喀山城奥斯特尔曼机械厂。1916年，他在该厂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初，因遭受警方迫害，被迫到喀山省彼得罗夫斯克城。同年二月革命消息传来，他立即前往萨马拉（现古比雪夫市）。5月，被萨马拉党组织派到一一二预备团。到部队后，他很快便得到广大士兵的信赖，职务不断提升。同年6月，他被卫戍部队推选为萨马拉苏维埃士兵代表，8月当选为团委员会主席和马拉市苏维埃军事部副部长，11月担任萨马拉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古比雪夫），同时，还出任萨马拉卫戍部队副政委和省革命秩序卫队长。11月底，他被萨马拉革命委员会任命为红军部队政委，率领所部攻打奥伦堡哥萨克首领杜托夫，收复了切利亚宾斯克城。

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布柳赫尔在切利亚宾斯克从事军队工作的同时，还大力开展在乌拉尔中部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当选为切利亚宾斯克苏维埃主席，并出任赤卫队参谋长。

1918年8月至9月间，布柳赫尔指挥南部游击军奇袭哥萨克白匪军的后方，接着又率领这支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中国人等组成的特殊军队，历尽艰险，跨过乌拉尔南部的高山峻岭，穿越巴什基利亚茂密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地，与红军第三集团军在孔古尔地域胜利会师。为表彰这次出色的远征，第三集团军革命委员会于1918年9月29日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写到：“布柳赫尔历尽千辛万苦，挥师进击，只有当年苏沃洛夫出师瑞士方能与之伦比。他率领一小批勇士，为我国年轻军队的史册增添了新的光荣篇章。当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向这位领袖人物表示谢意和嘉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刚刚颁布的第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布柳赫尔。此后，布柳赫尔历任师长兼政委、集团军副司令员、驻军司令员、军长兼政委等职，转战各条战线，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并曾担任远东军司令、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和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4年8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请求，委派布柳赫尔赴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以接替同年7月在东江不幸以身殉职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的工作。10月底，布柳赫尔抵达广州。当时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广东省三分之一地区，其余地区均被陈炯明和其他军阀部队所盘踞。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后，陈炯明自任粤军总司令，卷土重来，进犯广州。针对这种紧张形势，在布柳赫尔建议下，12月24日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杨希闵等委员组成，布柳赫尔为顾问。布柳赫尔和同事及时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文件《今后工作展望》，指出，对陈炯明部队应当采取“不断地催促和坚持不懈地提出转入进攻”的战略；同时还提出在云南、贵州、广西、广州的各军中以及在海军、黄埔军中进行正常的教育和开展政治工作，消灭土匪，加强防御珠江的英国炮舰、密切注视商团残余等措施。军事委员会接受了布柳赫尔的意见，首先决定将主要兵力投入东线战役，迅速打败陈炯明，牢牢地在广东立稳脚跟。为此任命滇军杨希闵为东线总指挥。

但是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狼狈为奸，企图破坏东征。1925年1月18日，在军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刘、杨竟借口西线战况恶化，要求重新讨论陈的问题。刘震寰提出要将自己的部队派往广西，杨希闵则表示只愿防守东江一线，并要把在梧州地区抵御陈炯明的部队，其中包括广州第一师统统撤回，把滇军的一部分派往西线。面对刘、杨咄咄逼人的架势，其余委员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布柳赫尔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明确指出：把精力和兵力转向西部将可能导致广州的失陷。西线敌军沈鸿英虽使谭延闿受挫，但并不足以构成威胁，驻守梧州的部队能够抵挡得住，而沈鸿英的支持者唐继尧部队尚在遥远。因此他建议先消灭来自陈炯明方面的威胁，尔后视战局的需要，挥师西进。

接着，布柳赫尔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成立军事委员会，原是要将全军集合在国民党周围，但杨希闵身为总指挥竟然对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加以掣肘，这是令人费解的。他希望大家：大敌当前，应抛弃个人的狭隘利益，以军事上的成功，保证孙中山博士北上政治使命的成功，而如果依了杨希闵无异背叛孙中山，必然招致革命的失败。

布柳赫尔在发言结束时，提出一个方案：“一、所提出的各种建议的政治意义交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以确定各建议人与其现在党内的地位是否相称；二、从军事观点看，凡所提建议可能威胁广州的安全者，则可不审议，予以否决。”他还请求在1925年2月1日之前，作出出兵讨伐陈炯明的决定。布柳赫尔在这一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苏联驻北京武官格克尔1925年3月19日在写给加拉罕的《讨伐广东省军阀陈炯明》简报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军事顾问加伦同志向广州总部做了一个半月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他们明白了必须毫不迟疑地出兵讨伐陈炯明。”

2月初，广东革命政府组成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包括粤军、滇军、桂军、建国军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出师东征。东征军迅猛出击，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三万余人，肃清了惠州以外广东东部的军阀势力。布柳赫尔高度地赞扬英勇作战的东征黄埔学生军，他说：“这已经证明，追求本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这样昂首阔步前进来保卫自己，对这种军队是不应妄加非议的。”

东征军攻下潮、梅地区后，正准备围攻惠州、彻底捣毁陈炯明的老巢时，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阀，勾结云南的唐继尧，串通香港的陈廉伯，在广州发动叛乱。对此，布柳赫尔建议立即回师，为保卫广州而战。6月底，东征军挥戈广州，在广州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彻底平息了叛乱。

布柳赫尔高度评价了国民革命军讨陈胜利。他说：“孙中山以往军事上迭经失利，使许多中国人认为国民党无能，其实力不足以左右社会事态的发展。不独国民党的敌人这样认为，就连国民党的同情者亦有同感。讨陈胜利和在广州称雄一时的军阀军队的溃败，既显示了党的生命力，也显示了作为党的后盾的实力。无疑，敌人必将因此而加紧纠集力量以对付国民党，然而此举亦必将提高党在那些同情党的阶级和阶层中的威信，增加党员人数，从而使党能够对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总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

1925年7月，布柳赫尔由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及其它原因回国治疗。对此，苏联驻北京政治代表加拉罕1925年7月23日的一份报告写道：“非常遗憾，布柳赫尔不得不离开广州，因为他完全病倒了，继续留广州是绝对不行的。让他离开中国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一身兼有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这是任何其他工作人员所不能比拟的。他非常适应和了解中国国情，他有惊人的判断力，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作出正确的决断。”

回国途中，布柳赫尔顺道在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地稍事停留。在张家口，他写下了《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的记事体文章，回顾了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广东发生的历次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及导致这些事件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记述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三次汕头会议的经过和争论的内情，反映了他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在这些争论中的态度，并阐明了他对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看法，对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很有参考价值。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同年5月，苏联政府再次派布柳赫尔来华协助北伐。早在1925年夏季，布柳赫尔就制定一份国民党军事工作计划。他认为，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还有矛盾，因而他们在此时是不太可能对中国的北伐战争进行武装干涉的；必须通过军事打击，才能粉碎军阀不断加强的反革命运动；广东根据地内部，国民党左派得到各革命阶层的广泛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必然使南方的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发展。基于这些分析，他得出结论；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北伐。“现在，为了民族革命运动，再一次提出举行北伐，并向长江进军，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明确指出：“这次北伐可能在1926年的下半年开始。”

北伐军的原定进军路线是：首先进军湖南，占领湖南和江西，进而在武昌会师。布柳赫尔认为，这样北伐军会形成两面受敌，从兵力上说，必须同时派出15个师出击，广东只剩不到6个师的兵力，后方空虚，后备力不足。1926年6月，布柳赫尔制定了新的北伐战略计划，提议要避免两条战线作战，说明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占领武汉；为了防止东线孙传芳进攻，分兵警戒江西一线，待西线得手后，再集中兵力进攻东南各省。这一建议，获得军事委员会的通过。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布柳赫尔任军事总顾问。在北伐战争中，布柳赫尔亲临前线，贯彻作战计划，并且多次乘飞机飞临敌军阵地上空侦察。他还密切注意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力量，高度赞扬上海工人和广州工人的忘我斗争精神。

北伐军进展迅速，8月下旬，前锋已到达湖北境内，10月10日即胜利占领武汉三镇。1927年3月，在蒋介石大反武汉“赤化”时，布柳赫尔带着他的助手来到武汉，继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

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紧急关头，全国政治形势由南北政权的对立转变为汉、京、宁三个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三方军事力量鼎足而立。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东征讨蒋呢？还是按原计划继续北伐？在决定这个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鲍罗廷、布柳赫尔等人一开始就举棋不定，争论不休。据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当在革命的武汉阶段提出了继续北伐的问题时，我们同志中间对进攻方向问题意见不一，有三种方案：1.打蒋介石；2.向河南推进；3.撤回广东。”鲍罗廷主张先北伐，后东征，即先“积极向河南推进，以便打击奉军，并把对付奉军的战场让给冯玉祥，而后自己沿陇海铁路向南京推进。”“加伦支持组织讨伐蒋介石，但他同其他苏联人一样，对于名义上属于武汉政府的部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对这些部队的将领们是否赞同率部反对蒋介石同样没有把握。”周恩来在谈到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当时那种“所谓的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

蒋介石在上海和南京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苏联顾问被迫陆续动身回国。6月中旬，在庆祝国民革命军从河南胜利归来的宴会上，布柳赫尔险遭鸩毒杀害。七一五政变后，布柳赫尔不得不于8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1927年布柳赫尔回国后，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远东所有武装力量统一编入远东特别集团军。布柳赫尔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司令。他指挥军队打败了中国奉系军阀张学良的部队，并且在远东建立了强大的防御。他积极地参加了该边疆区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建设。

布柳赫尔在1934年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担任过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35年，苏联政府首批授予布琼尼、布柳赫尔、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等五位著名的苏军将领以最高军衔——苏联元帅称号。

1937年，布柳赫尔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38年，在联共（布）党内肃反扩大化运动中，布柳赫尔因“日本间谍嫌疑案”被秘密处决。由于他在国内及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斯大林不敢公开指控布柳赫尔，甚至也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甚至有传言说他现在改用另一名字在中国作战。据说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请苏联派布柳赫尔来华指导抗战，未获允许。1956年，获得平反。

布柳赫尔在中国采用苏联和世界现代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而且又注重日常的军事操练和演习。他运用这些有效的军事教育方法，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

同时，布柳赫尔特别重视对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多次强调黄埔军校在整个广东省的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国内发生的每一政治事件，都会反映到学校中来。到（1924年）10月，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军校在政治上日益活跃，它通过在工人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同工人组织取得联系，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的指导力量。”此外，在援引历史上的种种先例，强调形成革命军人的宣誓传统的意义问题上，布柳赫尔认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应当到黄花岗革命烈士墓前宣誓忠于革命。

布柳赫尔为在国民革命军中推行党代表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曾向蒋介石提出在军校内设立党代表制，蒋介石以没有人选为借口加以抵制。于是布柳赫尔提议把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中央执委会确认军内设立党代表制是必不可少的，但却规定只能在团一级建立。布柳赫尔又委托隶属总顾问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经济的权力，而且拥有监督作战命令的权力，从而使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享有平等权利。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好形式上表示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共产党参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军队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布柳赫尔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据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他在对某个战役作出决定之前，从不听取我们一般性议论。他总是先让每个人为他解决个别问题。碰到具体问题时，布柳赫尔就去询问中国活动家。他把全部材料汇总起来，用心研究，而后作出决定，再向我们宣布，让我们去执行。布柳赫尔在问‘一个学员的给养是多少？’时，我们答不上来，推说前任总顾问不准深究这类问题。布柳赫尔反驳道：‘但你们清楚地知道，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枪炮。现在扩大军校的问题提出来了，在确定扩大军校必需的补充经费时，我应该相信中国将军的话，但我也要参加计算工作。因此，你们应该过细地了解你们在其中担任顾问的学校、团队或各部队的经济情况。否则，我们的建议就得不到尊重。’”

布柳赫尔高度赞扬国民革命军士兵的战斗素质。在总结1925年3月攻打军阀林虎的战斗时，他写道：“士兵、下级军官和军队中的一些党代表，其素质不仅胜过上级军官，而且他们作战勇敢，往往以一当五，甚至更多……仔细考察这场战斗，人们以往对中国士兵的种种不良印象就可以一扫而光。在第一团，政治工作才刚刚开展，然而这个团却已经向人们表明，无须多久，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必能造就一支捍卫自己的这样军队：在这支军队面前，那些讥讽、嘲笑者都将被迫住口，而中国人民的朋友则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

布柳赫尔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亲自参与了许多重大军事决策的讨论，负责制订过一系列重要军事计划和军事措施。例如：为防范陈炯明进犯广州，他在《近期工作展望（综合报告）》中提议：“为已进入准备状态的许将军的内河舰艇备好燃料，以便待命出动”；“及早着手组建海军，以便从上海向陈炯明后方出击”。在《布柳赫尔对蒋介石计划的意见（1925年9月20日）》中指出，“没有必要建立‘国防委员会’一类的专门机构，因为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能够执行它的职能”；“水雷厂和造船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如果修复，无异于重新建造，而这是我们所负担不起的。故目前我们应把这一点从计划中抹掉”；“官兵薪饷务必增加，否则，他们不会拥护军队改组”等等。但是，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又负有执行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使命，不言而喻，其见解必然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有时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甚至大相径庭。如他不同意武装农民协会和举行农民起义；主张各地在打倒军阀后建立起比广东革命政府右一些的地方政权机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