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巨石文化”，是指从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的以巨大石结构建筑为标志的古代文化类型，这些以宏大的平面布局和奇特的造型而著称于世的巨大石质建筑物。

千百年来，这些巨石建筑物一直以其神秘的作用和抽象的建筑魅力感染着人们，被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巨石建筑”、“巨石碑”或“巨石文化”、“大石文化”。

从类型上可分为墓石（Dolmen）、独石（Menhir）、列石（Alignment）、石圈（Cromlechs）、石座（StonSeats）、石台（StonTerraces）和金字塔形建筑（PyramidalStructures）等，其种类不但丰富，而且形状、功能、性质等也不尽相同。

从世界范围上看，欧洲西部是“巨石文化”出现较早并且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Daniel）在其《欧洲西部的巨石建筑者》一书中认为，欧洲西部修建和使用巨石建筑是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的，后来碳十四数据表明这个时代可能早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欧洲早期的巨石遗存主要分布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南部，同时还在这一地区发现有当地最早的筑有堡垒的村庄，它们属于带有城市文化特点的居住遗址。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时，巨石文化沿大西洋海岸向北传播到欧洲北部的英伦诸岛和丹麦、比利时、德国北部以及意大利等地区，这一时期的巨石建筑大致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门希尔式”（独石）、“多尔门式”（墓石或石棚）和“克罗姆列克式”（石圆圈）等，其中最为著名的环状列石类建筑可以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斯通亨吉（Stoneheng）和杜灵威环石墙（DurringtonWalls）为代表，它们是与天象测时和原始宗教崇拜有关的祭祀性巨石建筑。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在两河流域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如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苏布草原地区发现大量属于青铜时代的大石建筑，这类遗迹主要是在陵墓和祭坛前竖立的“直立粗长巨石、鹿石”和成排的大石碑，环形的石砌祭坛面积宏大，其直径可达120米，可能“象征着战车轮和太阳”。

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乃至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以及南亚的印度都发现过不同形式的大石遗迹，其形式主要是石棚（Dolmen）、石圆圈（Cromlechs）等墓葬祭祀类建筑物。

我国的“大石文化”是以大石墓——石棚为主要代表，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南高原山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辽宁省的东部到四川西南的安宁河、金沙江流域的高山地区都有这种遗存，其遗迹形式包括有“鹿石”、独石、石棚、大石墓等多种类型。从形式特征上看，我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所发现的大石遗迹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大石文化比较接近，多属墓葬类和宗教祭祀类的建筑物；在生态地理环境方面，我国大石遗迹分布区也与广义的北方中亚荒漠草原地区相似，多为山地高原区，气候较为干旱寒冷，属于多山、多石的自然环境；从我国大石遗迹的时代特征来看，基本上都属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遗存，与西亚及中亚地区大石遗迹的时代大致相当；此外，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同北方中亚草原和西亚山地的古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其游牧、狩猎经济占有很大比例，属于边地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区。根据上述特征，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推测，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这些形式、功能都比较一致的巨大石质建筑遗迹，应是亚洲各古代民族在文化特征和地理环境特征方面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性质的一种表现，它可能是某种文化交流传播或文化融合现象的标志。

在总体特征上，亚洲地区的大石文化与西方欧洲的巨石文化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从文化背景上讲，在不同的地区出现相同或相近的大石建筑及其文化，至少有两个相同的因素，其一，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即建造大石遗迹的人们多是处于多石多山的自然环境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石质材料和建筑技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并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其二，观念意识方面的相似性，即以大石遗迹为标志的古代部族建造这种非生活生产性质的石结构建筑物时，大体上是出于相同或相似的观念，或源于宗教礼祭和神灵崇拜，或源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习俗，为死者建造有茔域标志及地面象征物的建筑等。正是由于这两种最基本的相同因素，大石遗迹在世界不同的地区都有一定的分布，从而形成了在建筑形式上具有抽象美的“巨石文化”，从欧洲到西亚、中亚，再到南亚和东南亚基本构成了一条巨石文化的“传播走廊”。欧、亚两洲巨石文化在时空方面表现出的这种关联性质，其中既可能有民族的直接迁徙、文化的融合和传播，也可能是观念意识形态的间接传播，甚至可能存在各自独立发明、起源的类同性。但无论是直接传播还是间接影响，欧亚大石文化的相似性都反映出其文化所具有的共同客观条件，即相同的物质环境和共同的精神需要，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原始文化中没有出现与欧洲和亚洲其它地区相类似的大石文化遗迹。

先前曾有学者认为亚洲地区的大石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从西方传入亚洲的路线有两条，

一是经中亚地区进入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

另一条路线则是经南亚的印度向东南亚及大洋洲等地区传播，中国西南四川等地的大石遗迹应是接受了北方中亚大石文化或南亚印度大石文化的传播影响。

而西藏地区大石遗迹的发现，使我们对整个中国地区乃至亚洲地区大石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依据。

从微观上讲，西藏高原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从中国东北到西南地区的半月形边地文化传播带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北方、东北方和东南方都是历史上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高地少数民族文化区，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大都属山石较多的区域，有着相近似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事实上，西藏高原与上述地区古代各部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由来已久的，并且也不仅限于大石建筑这类遗存，我们从这一地区出现的岩画、细石器、石棺（室）墓葬、磨制石器以及青铜器的动物纹饰等遗存的特征上都可见到其文化面貌上的相关性。数干年来西南——西北——北方草原——东北这一边地文化区基本上一直是狩猎游牧民族文化与农业民族文化的分界线，大石建筑这种游猎经济文化的特殊遗存自然能够较普遍地流行于生态地理条件相似的各古代部族文化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西藏地区正是我国半月形边地游猎文化分布带上连接南北两端的重要中介区域，这一区域内发现的大石遗迹可能表明，四川等西南山地的大石文化与北方草原地区大石遗存之间的某种交往，大约是经由青藏高原地区而发生的。

从宏观上讲，西藏高原正处在中亚草原、西亚高地、南亚次大陆交汇的地理位置上。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较大地域内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往也是较为频繁的，如果说南亚地区以大石遗迹等为标志的文化曾受到中亚游牧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西藏地区也就可能成为其中间环节。杜齐先生曾作过这种推测：“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这一文化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一条通过库库诺尔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部，或许一直延伸到到后藏。另一条进入克什米尔和斯丕提。”在这里，杜齐显然认为那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是一支西藏高原以外的早期文化，而西藏地区的大石遗存是这种外来文化传播的结果，并且从传播的方向上看，它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某个地区，到达西藏高原附近之后，一部分进入青藏高原的腹地，另一部分则由高原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进入了南亚的印度等地。无论哪一条传播路线，实际上都是经由西藏高原作为通道。由此可以认为，在世界的东、西方以及亚洲南、北地区的大石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西藏高原都是主要的通道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讲，西藏高原神秘的大石遗迹正是欧、亚两大洲“大石文化”连接地带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高原古代建筑艺术中具有抽象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大石文化传播带上的一座“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