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行署区，是1950年至1952年存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行政区，行署政府驻地为南充市，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川北行署区撤销，与川南行署区、川东行署区、川西行署区重新合并为四川省。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及重庆市，加上原有的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均直属于西南局。川南行署的驻地在自贡市。川北行署驻地南充市，川东行署驻地重庆市（后驻北碚市），川西行署驻地成都市。西康省驻地康定县（后迁到雅安）。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东、川西行署均撤销，合并为四川省，重庆仍为西南局直辖市。

1954年6月，西南大区撤销，重庆改为四川省辖市。

1955年西康省也并入四川省。

川北行署区，下辖1个县级市（南充市）和4个地级专区（南充专区、达县专区、遂宁专区、剑阁专区），35县，共36个县级行政单位。

进军大西南,受命主持川北新生的革命政权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兵团其他领导分乘吉普车，在万众欢呼和喧天的锣鼓声中驶入成都市。看到盛大、隆重的欢迎场面，胡耀邦心中涌起了一种难舍的殷殷之情。他知道，随着成都的解放，自己多年的戎马生涯也将随之结束。因为早在12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已任命他为川北党的临时工委书记，授命由他主持川北新生的革命政权。

川北地区全区人口1700余万，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35个县和一个直辖市，首府南充市。

1950年2月18日，春节刚过，胡耀邦辞别第十八兵团首长和战友们，率领兵团少数干部和一个警卫连，分乘军用卡车和吉普车驶向南充市。2月20日，在苍茫暮色中，胡耀邦一行到达南充市。

胡耀邦到达南充市后来不及拂去征尘，当晚就召开临时工委会议。在听取了先期到达的川北工委副书记赵林等人的汇报后，胡耀邦指出: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立即正式组建川北区党委和川北行署。他要求马上下达通知，第二天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决定这件事。

2月21日至24日，胡耀邦在县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共川北区委员会、川北行政公署、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成立。胡耀邦任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军区政委，赵林任区党委副书记，韦杰任川北军区司令员。

2月25日，胡耀邦来到正在举行的南充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同全市党政军、工人、农民、妇女、民主人士、工商界代表见面，并发表了题为《团结起来，建设新南充建设新川北》的讲话。他针对解放初期人们怕“变天”的思想，指出：国民党已绝无“反攻”的可能，希望大家要坚定信心，不要轻信谣言，要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的政策。他还特别强调：要建立、发展和加强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各项工作。随后，他满怀激情地振臂高呼：“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在会议讨论中,胡耀邦主动走到代表们中间，细心听取和解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围拢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无所顾忌地询问关于公粮政策、工商业政策，等等。胡耀邦一一作了解答，并且反复强调要相信人民政府，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

南充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全区各地，接着西充、营山、武胜、仪陇等县也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此基础上，川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成立，胡耀邦为主任。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6月23日，来自全区各市、县的400多名代表，怀着自豪感和使命感，怀着建设新川北的强烈愿望，出席了川北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开幕式上，与会代表看到会场硬板凳的坐席之前摆放着一排藤椅，认为这是为首长准备的。但会议主席团执行主席胡耀邦看代表们到齐后，笑容满面地走到台前,鞠了一躬，说：“请60岁以上的老年代表到前排藤椅上就座。”他打着手势，邀请老年代表前来就座。胡耀邦的尊老之举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全场一片掌声和笑声。

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作了《川北区施政方针》的报告，许多代表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当议程进入大会发言时，阆中回族民主人士马腾九却提出：《川北区施政方针》里没有提到少数民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希望共产党要尊重少数民族。此言一出，全场哑然。有人觉得马腾九这样直言无忌，可能要闯下乱子。不料，胡耀邦却笑着站起来，带头鼓掌，表示对马腾九意见的肯定，并随即在报告修改稿中作了补充。他当场邀请马腾九参加并负责行署少数民族机构的工作。在这次会上,经过民主协商，产生了川北区协商委员会，胡耀邦任主席，赵林等任副主席。

重视统战工作，兼任川北区党委统战部部长

胡耀邦主持川北区工作后，认识到新政权的建设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搞好党的统战工作，对建设新川北至关重要。他从到川北的第一天开始，就把大力发展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政权建设联系在一起，摆上了重要的日程。

1950年3月，川北区党委设立统战部，胡耀邦兼任部长。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川北区各级统战部门很快建立起来。他亲自考察和选配各级统战工作领导人员，并对统战工作的组织编制、职责分工等作了明确规定。他多次强调说：统战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看重的就是这个“法宝”。没有群众要孤立，没有朋友也要孤立，我们必须同党外朋友亲密合作，各级政府必须吸收三分之一的党外人士参加工作。本着这个精神，川北行政公署组建后，在29位行署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占15人，超过了二分之一；主要厅、局领导人员，都有民主人士参与其中。如起义将领裴昌会任行署副主任，民盟成员杨达璋任行署副秘书长，川北民革负责人龙杰三任行署委员，川北民盟负责人贾子群任文教厅厅长，当地著名工商业资本家奚致和任商业厅厅长，还有一些民主人士任行署委员、参事等。

胡耀邦对党外人士关怀备至，相处中襟怀磊落、开诚布公，党外人士都觉得这位年轻的胡主任是透明的，因而不存戒备与芥蒂。正是在这种融洽气氛中，胡耀邦同他们中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如他同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后来任行署副主任的裴昌会之间的友谊，就是广为流传的佳话。

裴昌会率部起义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推荐并报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被任命为川北区行署副主任。胡耀邦得到通知后，立即派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行署秘书长刘玉衡专程去重庆迎接。裴昌会到南充时住房尚未完工，胡耀邦就把自己的住房腾出一间给他暂住。当时普遍实行供给制，胡耀邦考虑到裴昌会旧部多，开支大，特地给他改为工资制，并请他兼任工业厅厅长，使其在工作中有职有权。胡耀邦还鼓励裴昌会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经常与各界人士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发挥特殊作用。后来，他又推荐并提请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批准，由裴昌会负责川北区民革分部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的一些民主党派，如民盟、民建和民革等的发展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为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帮助他们重新建立组织，胡耀邦和区党委统战部付出了大量心血，甚至经历了一些风波。如川北是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家乡，这里的民盟组织较强，其中不乏名重一方之士，对川北地区的和平解放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川北解放后，民盟分部希望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经胡耀邦同意后，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将上述情况上报到西南局。但西南局有关部门却认为这个要求不符合中央规定，并且在内部《情况反映》中点名通报川北区的意见同中央的方针“是有抵触的”。为此，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准备写信申辩，胡耀邦认为不需要这样做。他说：“下面的事不可能件件请示中央来拍板，并且中央对此是有明确政策的，再说还有一个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贯彻执行的问题，应当允许有各自工作的特色。我们就这样做下去，如果将来打官司，我自己出马。”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民盟在一部分县里发展了组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而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严格掌握政策,要求剿匪镇反一定要做到“杀得其法”

国民党在川北溃败之前,秘密安插和组建了许多特务组织和土匪武装,这些人不断组织武装暴动,杀害干部,抢劫军车商车,烧毁公共建筑物和仓库,气焰极为嚣张。

进入1950年以后,川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始部署征粮和剿匪两大任务。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4月,川北剿匪委员会成立,以川北军区司令员韦杰、政委胡耀邦为正、副主任。

在剿匪和镇反过程中,胡耀邦始终关注着运动的进展,严格把握政策。1950年5月5日,南充县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匪徒们围攻当地党政机关,残酷地杀害党政干部和群众。5月7日夜,行署大院内的职员宿舍被人纵火。正在重庆开会的胡耀邦连夜赶回南充,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破案。经过缜密侦查,很快查清这两起事件都是“国民党救民义军川北总司令”胡伯洲策动的。经过军民奋力协作,很快将胡伯洲及240多名暴乱骨干分子抓获。对这帮罪大恶极的匪特,群众和干部痛恨至极,纷纷要求将他们全部杀掉。面对人们的激愤情绪,胡耀邦对干部们说,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稳政策,分清主次,不能感情用事。杀人一定要做到两条:一是“杀得其人”,即杀那些确实该杀、非杀不可的人,特别是幕后主谋,像胡伯洲这样的人;二是要“杀得其法”,经过一定机关批准,进行公审判决。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经过万人公审大会,最后处决了胡伯洲等4名要犯,其余一律不杀。这些得免一死的匪徒,对政府的宽大处理十分感激,有的还主动立功赎罪。

为了帮助干部们准确掌握政策,胡耀邦还具体分析典型,以作示范。当时蓬溪县准备把一个叫刘振海的人划为“反革命分子”。刘振海1946年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排长,有偷东西、奸淫妇女等行为。1946年他参加解放军时,曾被当做特务抓了起来,后因证据不足才放出来。在当看守所所长时,他又因奸污妇女而被抓。对这个人算不算“反革命”,胡耀邦写道:

他46(即1946)年后即参加我军，一直以来，基本上是做革命工作,而且做了五年革命工作了。如果我们又把他当反革命分子办,岂不有点冤枉。但因为这几年流氓性未改,所以无政府无纪律,特别是当看守所所长搞女人,这是政治原则错误,但不要与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因而,把他当反革命是不对的,错误的,但因为犯了无政府无纪律、违法乱纪等政治错误,流氓性很大,应受较严格的处分。……此案还可以大大教育干部。请你们仔细一阅并进行讨论研究,如有不同意见,请告我。

在胡耀邦的严格掌控下,川北区的剿匪和镇反斗争始终把握得比较好,进展很顺利。到1952年4月,川北区各类反革命分子基本被肃清,从而使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大势得到切实保证。

政策先行,依靠和发动贫雇农开展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按照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川北区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川北土地改革实施细则》,以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1951年2月,川北区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巴中县恩阳乡正式展开。恩阳乡是巴中县城的门户,地处交通要道。这里的阶级关系、社会环境都比较复杂、典型,在这里试点,较有普遍意义。正因为是试点,恩阳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所以,胡耀邦也非常重视这一试点的工作。

此时,川北已集中参加土改的干部数万人,还有从中央和西南局派来的土改工作团近千人。为了加强对土改工作的领导,川北区党委成立了川北土改工作总团,胡耀邦兼任总团长。他向全体土改工作队员强调:“搞好土地改革的工作一定要让政策先行,依靠和发动贫雇农是土改斗争取胜的关键。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真正发动起来了,地主阶级真正打倒了,是土改好坏的基本标准。”

然而,在土改开始阶段,一些干部面对复杂的阶级关系不知从何下手,有的人甚至同地主、富农在一起吃吃喝喝,收受他们的贿赂。另外,各种敌对势力也竭力破坏和阻挠土改工作,甚至武装袭击恩阳区公所。一时间,试点工作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和阻力。

3月中旬,胡耀邦带工作组专程来到巴中县恩阳乡进行调研。看到土改工作依然没有大的进展,人民群众也没有发动起来,胡耀邦对恩阳乡土改工作团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一到此地,见到你们这里一片和平的气氛,好像你们在搞和平土改呀?”他立即召开工作团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在听取汇报和问清楚工作详情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恩阳乡土改试点工作,是川北人民最关心的一件大事,你们要尽一切力量,一定要搞好,搞彻底。”

巴中县委、县政府以及土改工作团根据胡耀邦的指示,认真学习领会土改的路线要求,加强思想建设,制订奖惩措施。经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快发动了群众,打开了局面。恩阳乡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成功,为其他地区的土改工作提供了经验。

1952年4月,川北地区土改运动胜利完成。全区共没收、征收土地960万亩,占耕地总数的39.4%。全区农村人口中56%的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抓好经济建设,正确处理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关系

胡耀邦主政川北后非常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注意抓好经济建设,正确处理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关系。他常说: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土地改革任务的最终完成。他当时兼任川北行署财经委员会主任,在理清川北施政方针的思路之后,便主持召开全区财经会议,通过了保证国家公粮、税收、整编等三个决议,使川北区财政工作从思想、政策统一,走向了业务、制度统一。

1951年春耕季节,全区土改正值高潮,农民群众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土改上。胡耀邦看到一些地方有因运动而耽误生产的危险,遂指示行署向各级政府、各土改工作团、各地农民发出了《大力领导春耕生产十项命令》,对相关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1951年下半年,胡耀邦及时向川北各级党政领导提出了“有计划、有预见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拟定了发展农业的四大措施: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地植树造林,多种桐树,多种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喂猪,多养牛羊,多喂鸡鸭。这些措施,由于切合农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热烈响应。

由于川北交通落后,农民虽然有了粮棉,但积存在家里运不出去,其他一些农副产品也难以与外地流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不可。胡耀邦同区党委一班人根据川北人多、劳动力充足的条件,决定给民工一定报酬,发动群众修路、护路。在胡耀邦主持下,除了整修国民党军队溃败时破坏的公路外,还开辟了从南充经蓬安到营山、从阆中到苍溪、从巴中到南江、从南充经武胜到合川等多条公路,翻修和新建的公路总计1600多公里,并疏通了区内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水路航道近2000公里。这些举措,对发展川北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长期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1年1月19日,南充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此时,川北各县工商界在税收方面已完成并超过了西南局下达任务的30%,在支援抗美援朝、参与市政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胡耀邦在到会讲话时,阐述了今后各级政府在工商业工作方面要处理的六个问题:一、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不能因片面强调维护工人利益而妨害了劳资两利原则;二、关于税收问题,仍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三、工商界的人权要有保障,发生了劳资纠纷,决不应采取农村斗地主那样的方式,应运用协商、调解、评议、仲裁的方法;四、工商界的经营方式,提倡“联营”,但政府不能强制组织“联营”,“联营”与“单营”完全取决于自愿原则,政府一视同仁;五、销路问题,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商品以内销为主;六、要认真听取工商界反映的意见和困难等。这次会议,把政府同工商界之间的关系理清了,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南充以至整个川北的工商业很快取得了新的发展。

关心群众生活,要求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期间,很少呆在机关里,而是经常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从调查中听到、看到的重要情况,他常常举一反三,进而联想到其他方面,作更大范围的考虑。1950年初,南充市许多缝纫工人因货源缺乏而停机歇业,生活陷入困境。胡耀邦听说后,专门到缝纫工人家里访贫问苦,同他们探讨生活的出路。在同有关部门协商后,胡耀邦决定将原由重庆市加工的川北军区的军服和川北区党政干部制服的生产任务,下放给南充市缝纫合作社制作,同时指示粮食部门用粮食支持丝绸公司购茧,支持贸易公司收购土布。但有的人考虑到一些原先合作单位的利益关系,提出不同的方案。胡耀邦听后明确指出:“关心群众的生活,我们需要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在胡耀邦的大力主张下,采取的措施虽然有些是属于应急性的,但对于解决当时一些群众的工作和生活问题,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使濒临破产的中小缝纫企业迅速复苏过来。

1952年1月8日,胡耀邦外出时经过南充市政府办公楼和工人俱乐部工地时,发现办公楼修建了华丽的围墙,当即下车提出了批评。附近居民见胡耀邦到来后,有人上前反映拆迁中的一些不合理情况。他认真听取了这些意见后,立即提出要因陋就简地结束俱乐部工程,不许继续拆除民房。胡耀邦回去之后,连夜给南充市市长吴致中写信,讲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并请吴致中将这封信在1月10日召开的南充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宣读,以引起普遍的注意。胡耀邦在信中写道:

一年多来,国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国家财产和政府威望遭受到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公开检讨。为了补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尚未发现的问题,请你们立即检查:1.搬迁户有无不满的,如有,请以我的名义向他们道歉;2.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有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取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有完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据说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2.指定专人负责,统一协调一下公家住房,在15天内,腾出150间左右的公家住房,以稍低于市上的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请即再减低一点……

由于胡耀邦信里提到的都是关乎群众实际利益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宣读之后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经过热烈讨论,不仅居民住房等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也启发代表们又提出并协商解决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尊重知识分子,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50年,胡耀邦到川北后不久,就提出了一定要办一所全区性大学的意见。行署文教厅根据他的指示,将三台县私立川北大学迁到南充市,与南充市川北文学院合并,建成川北大学,拥有学生1000多人,为川北地区及川北周边许多县的优秀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打开了一条通途。胡耀邦非常关心两校的合并工作,提出:一、要亲密地紧紧地团结起来;二、不看牌子只看货色;三、对两校师生同等看待,学生一律参加甄别考试。当时虽然干部紧缺,但还是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担任学校领导,使学校很快走上了正轨。

在胡耀邦关注下,川北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到1952年,平均每个县有两所中学,小学也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少数民族地区还开设了民族小学。此外,还办起了工人业余学校2.3万多所,农民夜校3.4万多所,有近600万工农群众参加学习。胡耀邦外出视察时,经常会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有时还径直到学校去察看教学设施,同教师们座谈。根据当时政治运动频繁的情况,他多次批示必须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限制政治学习时间,星期日不得召开会议,防止学校教育被冲击。

1952年春,正是“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胡耀邦深入一些县市考察,发现小学教师学习任务繁重,且常常被任意抽调去参加临时任务,各级行政部门在小学教师的任免、调用、待遇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经与行署有关部门研究,他作了三点指示:一、小学一律不进行“三反”,教师政治学习,完小和中心小学每周讨论会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两小时;村小每周举行一次讨论会。星期日为教师休息时间,均不应召开会议。二、小学教员的任免必须依照人事制度,务必防止混乱现象。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小学教师关心爱护,照顾其实际困难,严禁一切轻视、侮辱小学教师的事情发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是针对人民大众最重要的宣传工具。胡耀邦说:“没有哪一件工作比得上报纸,为干部为广大人民服务得如此之广,如此之及时,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完备。”为此,胡耀邦在准备赴川北前,就从第十八兵团商调新华社驻兵团分社社长袁玉明开始负责筹办《川北日报》,后又在兵团政治部办新闻训练班,培养了30多名学员,还调拨印刷机,随他一同来到川北创办《川北日报》。胡耀邦对《川北日报》的指导着重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他要求报纸密切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全面准确地宣传报道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英雄事迹。区党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以及胡耀邦同区党委、行署主要领导同志的小型商谈,都吸收总编辑袁玉明参加,以便使一些重要思想在报纸上体现。胡耀邦经常为报纸出社论题目,有时还亲自动手撰写社论。有关社论大样的审阅他看得很仔细,从政策提法到文字差错,从不放过。

奉调进京:胡耀邦在川北创造了出色的政绩

1952年6月底,川北区党委收到中共中央电令:“调胡耀邦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消息传开后,人们对胡耀邦的离开依依不舍。川北政协副主席卢子鹤和南充市各界人士为表达惜别之情,准备按中国传统的做法礼送胡耀邦以红色缎子为底、上镶金字的八幅锦屏。胡耀邦得知后特地约见卢子鹤等人表示谢绝。他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东西。若真的要送,就送我‘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好了。这五个字是毛主席说的,他叫我们每个革命工作者,时刻用这五个字检查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事做得好不好。你们送我‘为人民服务’这五字箴言,一不用缎子,二不用金字,只须用口头嘱咐我、告诫我就行了。这就叫良友之言,金石之贵。”一番充满深情的话,说得大家更是感慨系之。卢子鹤老先生听后当场落泪,感慨万端地表示:“贤仁已去,我将安归!”

1952年7月初的一天,胡耀邦轻车登程悄然离开川北。他到西南局办完调动工作手续,又与老首长、老战友一一话别后,便轻装简从,乘船经三峡到武汉,又改乘火车前往北京报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川北是胡耀邦第一次从事地方工作。面对大西南的动荡岁月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他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创造了出色的政绩。对于胡耀邦这一段历史,当年任川北行署政研室主任的黄天祥,在回忆中有过这样的评价:

川北在全国并不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只有四川的四分之一。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同沿海地区不能相比。对全国的全盘工作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从战争转向建设这个伟大变局中,以胡耀邦为书记的川北区党委在指导思想上、在领导艺术上、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都是有预见和果断的。川北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放手大胆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执行西南局的决策和指示,符合川北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如何临政亲民,如何通盘筹划,如何调动和协调各种社会力量,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为川北党政全盘工作的领导人,无可否认,胡耀邦的作用是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决定性的。当时法制不健全,干部依靠领导,人民依靠“清官”,兴邦丧邦,第一把手的作为是太重要了……邓小平同志当时曾评论胡耀邦同志说:“有主见,不盲从。”这个评价十分得当。胡耀邦是有思想的实干家,能实干的思想家。

◎南江县的青龙、白龙、龙凤3乡划归旺苍县，白山乡划归苍溪县，复兴乡划归巴中县。（1951年10月实施）

◎剑阁县武连乡十二保七回水（长约6华里，宽约3华里，共250户100余人）划归梓潼县。（1951年11月两县商定）

◎通江县白院乡划归南江县。（1951年11月实施）

◎青川县人民政府驻地由青溪迁至乔庄乡。

◎江油县人民政府驻地驻地由武都镇迁至中坝镇。

◎南充县的文峰、都尉、华凤、河东4乡划归南充市。

◎巴中县瓦子乡划归仪陇县。

◎南部县碾垭乡划归西充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