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昌会(1896一1992)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军第4师参谋长，7师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1937年起历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部起义。建国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第五、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和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等职。第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2年3月22日在重庆病逝。

裴昌会(1896一1992)，号同野，山东潍县人。1896年10月23日生。

1922年7月保定军校毕业，分发湖北陆军服务。历任湖北陆军第二混成旅学兵连排长、连长，鄂军第三混成旅司令部参谋等职，后任孙传芳五省联军第七师司令部参谋、步兵团团附等职。1926年夏任南京金陵军官学校（校长孙传芳）步兵科教官，兼任学员队队长等职，后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军事教育处副处长，五省联军第十军（军长郑俊彦）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上官云相代理）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27年5月任孙传芳部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上官云相）独立步兵团团长等职。

1927年8月龙潭战役后，随部归附国民革命军，入杭州军官训练班受训。1928年8月部队编遣，任缩编后的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军长蒋鼎文）第四十七师（师长陈调元）第一四一旅（上官云相）第七团团长，率部参加对湘赣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作战。1929年12月任陆军第九军（军长蒋鼎文）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第一六O旅旅长，率部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10月任陆军第九军（军长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兼）副师长，率部驻军江苏昆山地区，于外围策应“一·二八抗战”。1933年3月任陆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四十七师师长，率部进入川黔滇对长征红军围追堵截作战。1935年4月任陆军少将军衔，1936年10月任陆军中将军衔，1936年11月被授予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四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太原保卫战。1937年9月任第二战区南路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第九军(军长郝梦龄、郭寄峤)副军长，兼任第四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忻口会战。1940年6月任第二战区直属第九军军长，仍兼任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1941年12月保送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43年12月毕业。返回第二战区先后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部副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部副总司令。后随第十四集团军隶属第一战区，1944年10月任第一战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部副总司令，率部参加豫南战役。1945年6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第一战区郑州指挥所主任及日军战俘管理处处长等职。1945年10月被授予胜利勋章，1946年3月起，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先后兼任洛阳指挥所主任、洛川指挥所主任、延安指挥所主任、潼关指挥所主任等职。1946年5月被授予忠勒勋章。1948年4月任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公署副主任，兼任第五兵团司令官，1949年9月任川陕甘边绥靖主任（喻孟群代理）公署副主任，兼任第七兵团司令官等职。

1949年12月25日率29000余人在四川德阳孝泉镇起义，1950年4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副主任，兼任川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林）副主任，同年在南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1年4月兼任川北行政公署工业厅厅长，1952年3月任川北行政公署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刘聚奎）副主任。1952年11月任西南行政委员会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1953年2月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6月任重庆市（市长任白戈）副市长。1978年5月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起任第五、第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先后兼任民革川北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是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9年9月22日以9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因病逝世。

裴昌会，于1896年10月23日出生在山东潍县。家庭经营工商业，比较富裕。1916年以前，他先后在潍县私立高等小学、山东高密县胶菜中学、潍县中学读书，擅长英语、文学。当时的胶东半岛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他亲身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的悲惨处境，在中学期间就有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加入了同盟会。1917年，抱着走“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了北平民国大学商预科。是年底，张勋率辫子兵复辟，北平局势混乱，学校提前放假。他回到潍县后，张勋复辟之乱很快得到平息。正拟回校之际，生了一场大病，耽误了三个月时间，不能回校复课。

裴昌会在故乡徘徊之际，适值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在山东招生。他被录取，分配到步科学习。因直皖战争爆发，停学一年。毕业前，曾和同班同学陈诚等相约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到汉口后，一些要好的同学商量，觉得去广州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对一切又不熟悉，便留在汉口。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的第二混成旅作见习排长。不久，到学兵连任排长、连长、上尉参谋。1926年，第二、三混成旅在湖北江陵合编为第七师，裴昌会由参谋升少校团附。第七师调走后，他听从一些同学的劝告，东下到金陵军官学校任上校教官兼区队长，旋任五省联军教育处处长。这所学校是五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联军办的士官学校，由联军司令孙传芳兼校长，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校的体制，规定招收大学程度或高中毕业生，为北洋军阀培养初级官佐，并轮训各师在职官佐。1927年8月，孙部渡江作战失利，孙出走天津，所属主力被蒋介石收编，加入国民革命军。

裴昌会投向蒋介石后，于1929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四十七师一四一旅第七团上校团长。1931年，随部到江西兴国县良村参加“围剿”红军。失败后，退到永丰、吉水一带休整。第四十七师部分人员编并到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裴昌会任该师一六O旅少将旅长。

“一·二八事变”后，上官云相第九军的四十七师开往江苏昆山待命。裴昌会调离五十四师，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师长上官云相兼），在苏州河一带布防。

1934年，裴昌会随上官云相率部至贵州堵击长征的红军。到达贵州后，红军已渡过大渡河，便留在贵州修筑滇黔公路。在此期间，上官云相经蒋介石批准去德国考察，郝梦龄接任第九军军长，裴昌会升任副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修路任务完成后，于1936年先调回湖南衡阳待命。7月，四十七师调湖北黄陂、浠水一带休整。

“卢沟桥”事变后，裴昌会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的河北涿县，先在白沟河一带协同第三十军作战，担任四十华里的警戒任务。面对拥有炮兵和战车的日寇的疯狂攻击，他督伤所部顽强作战，坚守阵地达一周之久，方奉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经易县转移到保定城关固守。继转移到元氏县及其以西高地，逐次抗拒日寇北进。随后，奉调晋北，归还第九军建制，经阳平关越太行山，昼夜兼程，赶赴忻县，参加忻口战役。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日寇企图夺取忻口要隘，进陷太原，以控制山西全境，攫取丰富的煤铁资源。裴昌会率领的四十七师，由于掩护老百姓安全撤退，影响了行军进程，当赶到忻县时，守军已奉命西撤，乃受命掩护第九军及其配属部队向忻口以南地区转移。忻口战役结束后，裴昌会率部在横岭关布防，控制运城、闻喜以西山地。在此期间，国共双方军队互相交换情报，配合打击敌人。1938年5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绛县侦察组通报：绛县据点敌人以一个大队的兵力，要在三日内向横岭关阵地攻击。裴昌会一接到通报，即以两个团的兵力在横岭关以北设置伏击阵地，以一部兵力诱日寇进人包围圈再发动攻势；八路军以一个团趁机歼击留守绛县的敌人。两军按计划部署后的第三天，盘踞绛县的日寇向横岭关方向扑来，因伏击部队发动围击过早，敌人夺路向闻喜县城逃跑。八路军对留守在绛县的敌人，内外夹击聚歼，缴获枪弹、被服甚多。1939年1月下旬，裴昌会从八路军总部密电中获悉：“太原日寇派出一个联队3000多人，沿同浦路南下，到风陵渡一带增防。”他便率第四十七师在洪洞、古县一带阻击，配合八路军陈赓的一个纵队和薄一波的决死队一个旅，及国民党的刘戡部前后夹击敌人。经过两天半激战，敌人只突围了几百人。

是年，裴昌会任第九军军长。他按照战区部署，率第九军逐次向太原以东转进，到王屋山、太行山，长期住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配合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42年春。在此期间，他对国共双方军队的关系处得较好，在沟通关系、调解纠纷上作过大量工作。这年5月，裴昌会调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驻河南巩县。到任不久，就到陆军大学（重庆）特六期将校班学习一年半。1944年春，回到河南，仍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当时，日寇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长官汤恩伯所统辖的部队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势。裴昌会奉命率第四集团军占领祀水以东的虎牢关高地。会战失败后，将部队撤退到卢氏县坚守阵地，一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开始不久，潍县沦陷。裴昌会的家业遭日寇查抄，老母及兄弟姐妹等数十口，背井离乡，随军辗转迁徙。在一次转移中，同敌人遭遇，妻子姚琳卿和三儿子、侄女、外侄孙，及随行人员共七人被日寇杀害。二儿子被俘，后幸脱险。

1949年4月，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西安绥靖公署，并将潼关指挥所扩编为第五兵团司令部。裴昌会以绥署副主任兼兵团司令官，指挥所属部队参加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诸战役。由于在各次战役中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终，只得不断向四川方向撤退。

撤到宝鸡时，裴昌会遇到原部队的军需处长李希三（曾参加过共产党，离开部队在宝鸡经商）。两人情谊较深，无话不谈。李对蒋介石挑起内战极为愤慨，对裴说：“革命的目的为的是国家的复兴，民族的繁荣与幸福，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人，应该投到真正的革命阵营中去。中国共产党是允许和鼓励反动营垒中的人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并说：“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愿意效力。”这时，部队官兵领的金元券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强买强卖，军纪败坏，民怨沸腾，裴昌会反复考虑，感到如长此下去，自己所领导的十多万将士的前途不堪设想，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同李希三说：“只要使所领导的部队人身安全得到保障，能各得其所，内战中的一切直接责任由我个人承担。”当即委托李希三设法去西安代向解放军联系起义，并约定：如有眉目，立即同兵团部总务处长李梅村、军医主任冯子让联系，以免直接接触，引起特务的注意。

在阻止解放军南下的战斗中，带领整编第二十八旅、担任主阵地壶梯山守备任务的地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员李规，根据组织的安排，提前撤退，致使锺松师部遭到重创。胡宗南得知后。亲自到大荔开会，把李规扣押起来，以贻误军机罪，当场宜布在三天后执行枪决，并要裴昌会通知李规的家属到西安见最后一次面。这时，地下“民联”西北区特派员袁伯扬（当时任西安铁路局专员）和李的妻子一起来请裴昌会营救李规。裴昌会认为，壶梯山战役失败，锺松应负责任，如处死李规，在军内可能会出乱子。他一面向胡宗南直陈利害，建议改变对李规的处理，一面给李规的妻子出主意，要她向李规的堂兄李文发电报求援。后来，胡宗南在各方压力下，改变原来的决定，将李规交军法审判。不久，经袁伯扬等活动，得到监狱看守的支持，李规逃出，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1949年7月，裴昌会率领的部队到了川陕公路、川甘公路交界处的双石铺。他见这里地势十分险要，设想趁机起义。但正面部署的第一军是胡宗南的亲信，兵团部各处室的人，又大多是由西安绥署调来的，起义没有把握。8月中旬，李希三绕过胡宗南部的封锁，由西安回到双石铺，向裴昌会传达了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欢迎他起义的口信，对他现在的处境表示理解。还传达了一野政治部胡耀邦同志的话：既然对部队起义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的好。要不然，事情没搞好，让裴老头也赔进去就不划算了，要他自己权衡，捕捉起义时机。

9月中旬，胡宗南把大巴山预备队阵地的部队编成第七兵团，裴昌会被任命为第七兵团司令官。翌日晨，即利用兵站回空汽车将兵团部移驻广元。划归第七兵团的部队，都是刚整补和尚待整补的部队，配备在大巴山山脉，东自通江县东北之竹峪关起，经牢固关、碧口，西至成都。胡宗南对裴说：这条预备阵地带，是派出五百多人的参谋团，经过半年多的慎密侦察确定的，并发动民工筑有强固工事，粮秣弹药都有充分准备。而实际情况却是，除牢固关左右地区构筑了一点简单工事外，其他地区连单人掩体都没有，粮秣准备更谈不上。裴昌会认为这条防线很长，交通通信极为困难，各部队守备的正面宽，运动不易；尤其军队建制苓乱，军饷粮装备领运不便，想把部队部署作一些调整，但胡宗南不同意调动。

11月，胡宗南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队开始撤退入川。第三十八军也于12月8日到达广元归建，由第七兵团指挥。李希三也随三十八军到达广元。这时，第七兵团在大巴山的部队已处第一线，又与胡宗南隔离南北。裴昌会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但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却说要考虑考虑，认为这样重大的事，不能希望一蹴而就。没过几天，南下的解放军即迫近大巴山防线，首先在牢固关发生战斗，战事逼近广元。15日，兵团部转移到剑阁县城，留李希三在广元联络。经李希三同一野联系约定，解放军与第七兵团的后卫部队保持半天行程(30华里)，让裴昌会从容起义。

七兵团部到达剑阁县城后，裴昌会为便于发动起义，即令大巴山左右地区部队分别在巴中、旺苍、苍溪、剑门关、青川、中坝等地区集结，并以三十八军之五十五师配备在两河口、剑门关东西之线，右与交警总队朱兴汝部（临时指挥的）联系；第三十八军（欠五十五师）控制在剑阁县城北。16日午间，他与李希三反复商讨，认为兵团部离成都尚远，容易控制；剑门关又是古代有名的关磁，形势险要，在这里起义影响大些。随即让李振西到兵团部面谈，李也表示绝对遵从。

裴同李密谈刚一结束，五十七军军长冯龙奉胡宗南命令率直属部队乘车到达剑阁。裴昌会很清楚，冯是胡宗南派来监视自己的，便设法让冯离开兵团部，免生麻烦。他对冯说：“前方情况紧急，这些直属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遇紧急情况容易混乱。我在这里部署一下即去绵阳，你可先到绵阳去。”

冯龙南下后，裴昌会得到李振西的电话：右翼交警总队已遗散，五十五师去向不明，情况很混乱，应当后撤一段距离再作处理。说完即将电话收了。这时，城北城西也响起密集枪声，李振西和李的部队也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裴昌会只得率兵团部暂退梓潼。经电台联络，了解到李振西已沿川陕公路西南侧窜逃。

18日，裴昌会兵团部撤到绵阳。他决定将计就计，先把监视自己的冯龙所率部队牵制住。于是，对冯说：“目前川陕公路两侧的部队离这里尚远，一时不能赶来。你带着军直属部队、九十军人力输送团的一个营和刚报到的三十六团，先在绵阳涪江西岸占领阵地，暂时掩护一下，三七六团车运到后也归你指挥。”冯虽有难色，但也不能违抗，很勉强地率部出城布防。之后，冯退罗江，再返德阳，总是跑在兵团部的前面。

22日拂晓，裴昌会率兵团部到达德阳城北。冯龙早就在那里等候他。裴故意诘问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军长，为什么退却时老跑在我的先头？”冯显得很窘，沉闷了一会儿说：“我新到职，又不是指挥五十七军的队伍，他们不听话，实在没办法。你目前没有一个得力的部队，也不好应付，请一起到成都去吧！裴严词斥责说：“我不能放弃职责也跑到成都去，你要走我不强留。”冯很高兴地说：“那我先走了。请保重。”

冯龙走后，裴昌会率兵团部转到德阳以西的孝泉镇。22日晚，经一野总部同意，决定在这里起义。23日晚，李希三和一野总部的陈明韶来到兵团司令部，他即把交呈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电文交李、陈转发。接着，他电令所属部队就地起义。川陕公路以西的部队（除失去联系的三十八军）、成都的一一九师都复电响应。七十六军和十七军虽复电同意起义，但仍向西南急进。经解放军追击，才在三台西放下武器。这样，随兵团部起义的部队近十万人。

第二天，裴昌会应胡耀邦之邀，偕兵团参谋长李竹亭和第一处作战科长李福和，从孝泉镇到德阳。会见后，他即送上七兵团所属各军态势要图和全部人马、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等表册，介绍了各部的驻地和补给情况。胡耀邦说：“我们的来意，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还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谈吧！”裴回答说：“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求教，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觉得在秦岭、广元、剑门关三次起义不成，有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推迟了三个多月，似有非到兵临城下不低头之嫌。”耀邦同志说：“这没有什么可嫌的，你在蒋胡部队中的处境我们都深知，早已向你传过口信。请你慎重相机行事，不要过于置险，这话你应当记得。现在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

25日上午，裴昌会和李竹亭等在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与贺龙司令员（抗战期间在洛阳会见过）会见。贺司令员和他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接着，向裴介绍了同来的李井泉、王维舟。入座后，贺司令员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债。”随后，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裴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飞机逃走，去向不明。他把部队西撤的意图是先到西昌集中，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惶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司令员听后哈哈大笑，李井泉同志插话说：“看来胡宗南真是个草包！”贺司令员又问：“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裴说：“绝对有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于有什么异动。”贺司令员说：“我的先头部队要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广元去。等后续部队到了我再来。”

8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对裴昌会说：“你准备好，元旦我们要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着我一块走吧！”裴欣然同意。贺司令员还要他带上电台和一个警卫营。裴问有什么任务？贺司令员说：“帮我们把胡宗南弃置的部队收容起来，还有一个三十八军没有就范。你刚来，对我们部队的一切事情都还不清楚，我们部队的人也还不认识你，可能会有不礼貌的事，我派敌工部的副部长刘玉衡跟你在一起。”

1950年元旦，裴昌会率七兵团司令部的部分人员随贺司令员到达成都。随即，他一面敦促第三十八军放下武器，一面接收西安绥署所属各部散布在成都的人员。这时，贺司令员对裴说：“你给李振西发个电报，让他把部队带回剑阁，还算他起义。”他遵嘱去电后，李不服气。过了几天，他再向贺司令员汇报：“这个部队不可靠，下边部队都不愿打，可以派部队压他一下。”贺司令员采纳了他的意见。1月21日，解放军在茂县包围了李振西部。李急得不得了，一夜之间发了二十几封电报，请裴指示办法。贺司令员说：“让他放下武器吧。”未几，裴昌会受贺司令员委托，派副官处长带上一部车子把李振西接来。贺司令员见李振西时说：“投诚的，起义的，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你先到高级研究班去学习，将来再分配工作。”

这年4月，裴昌会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与一野军代表黄立清一起，将七兵团起义部队集中在中江、三台、盐亭进行整训。与此同时，派员在守经街、大慈寺设登记点，接收了原西安绥署散落人员三千多名，安排在西南军大川西分校和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

裴昌会作为起义将领，被特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还在大会上发了言。23日，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当毛主席亲切地询问起义部队整训情况和生活安排时，他一一菜报后说：“1947年3月，我同胡宗南进犯延安，祸及边区十几个县，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应向您老人家请罪。”毛主席风趣地说：“你还好嘛，在延安东门外的马路上铺了石子，在延河上修了一座滚水桥。”裴昌会说：“你收藏的书，被新闻处长运去西安，我没有给您保存好，很不安。”毛主席说：“我收藏的都是马列主义的书，他能拿去看，作个义务宣传员，我也是高兴的。”毛主席还对他讲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鼓励他努力学习，后半生好好为人民服务。临别时，毛主席还送给他一本《改造我们的学习》。

裴昌会从北京回来不久，部队开始整编。他向贺司令员反映：“我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又经过几次反复，对军事生活厌倦了，想退出军界，转业到地方工作。”贺司令员说：“你还是要回部队工作，目前整编部队还需要人。”部队整编结束后，他又向贺司令员反映了转业的要求。贺说：“那好，你跟胡耀邦很熟，到他那里去好不好？”这年10月，裴昌会到川北行署担任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同时，还兼管交通、农林方面的工作，并担任了川北土改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其所率部队开赴天水，经陕西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1952年11月，裴昌会调任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主管工业完全是从头学起，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领导搞了西南几个大型纺织厂的基本建设。他说：“我在西南纺管局是正局长，很多大事都要由我决策，不学不行。我转业时，贺老总嘱附我，要学会作地方工作，要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我完全是照这样去作的。”1958年6月，任重庆市副市长，分管轻工业。

在这期间，裴昌会担任了一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多次担任了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除参加立法和重大议案讨论外，每年都要到基层视察。从1978年以来，先后对重庆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职工住宅、公安工作、中小学教育等十多个方面的工作进行视察，分别向中央和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8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视察了青岛、烟台、潍坊、淄博的四十多个事业和企业单位，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五千多公里。通过听取主管部门的汇报和实地调查，深入了解了贯彻《义务教育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尽快制订贯彻《义务教育法》细则等建议，受到中央主管部门的重视。在这期间，他还协助共产党落实起义人员的政策。

裴昌会担任川北行署副主任的第一年，在南充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组建了民革川北组织。先后担任了民革川北地区和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几十年来，在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根据民革的特点、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1987年以来，裴昌会自感年事已高，多次向主管部门要求辞去兼任的职务。但仍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他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使海峡两岸分离了几十年的亲人欢聚一堂，共叙天伦之乐。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造福子孙作出贡献！”

1992年3月23日，裴昌会在重庆病逝，享年96岁。

1989年8月22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并报经中央组织部同意，93岁高龄的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裴昌会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23日，裴昌会在病床上得知此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感谢党，感谢党，40年的愿望实现了，太高兴了！”

裴昌会同志早年系军阀孙传芳旧部，长期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要职，先后任过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西安绥靖公署副长官，第五、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解放战争后期，他亲身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并在我党政策感召下，于1949年12月率部在四川德阳起义，走上新生之路。

解放以来，裴昌会受到党组织的充分信任，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1954年，毛主席曾亲自接见他。1955年，中央政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40年的革命实践，使他看到了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深切体会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在思想上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早在多年前，裴昌会同志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以后几十年间无论顺境逆境，他对党的信念始终不变，对党的追求矢志不改。

1989年6月初，北京发生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台湾谣传重庆发生暴乱，他与在台湾的亲属通话中用亲眼所见的事实辟谣，告诉他们重庆形势稳定，并宣讲中央平暴的必要性。

面对海外某些新闻机构的片面宣传和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共产党的怀疑情绪，身卧病榻的裴老抚今追昔，反复回想共产党几十年来对他的关怀和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忍不住再一次表达了他加入党组织的愿望。如今，这位老人终于如愿以偿了。

《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载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六卷）、

《胡宗南部1946一1949年反共军事活动》（载于《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一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

《我在川北起义的经过》【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川黔滇康藏地区）、

《国共合作在忻口战役中》〔载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的《抗日战争》（下）】、

《我的一点回忆》【载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的《全面内战》（下）】、

《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最后灭亡的经过简述》【载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的《军事派系》（下）】、

《率部在德阳起义》（载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七卷）、

《从撒出陕西到川西起义》(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和覆灭》【与人合著，载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卷）】等。

山东潍坊市潍坊区文史资料1989年第四期载有《我所知道的裴昌会将军》（朱敬平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