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白（生卒年不详），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中国北宋画家。崔白于仁宗时已享盛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由于汴河水涨，相国寺壁画坍毁，崔白与李元济参与壁画修复与绘制，在相国寺东廊画炽盛光佛九曜坐神等，受到时人称赞。神宗熙宁（1068年-1077年）初，受诏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等同画垂拱殿屏风，崔白画艺超众，受到神宗皇帝欣赏，补为图画院艺学，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升为待诏。

擅花竹、翎毛，亦长于佛道壁画，其画颇受宋神宗赏识，授图画院艺学，后升为待诏。所画花鸟善于表现荒郊野外秋冬季节中花鸟的情态神致，尤精于败荷、芦雁等的描绘，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崔白的花鸟画打破了自宋初100年来由黄筌父子工致富丽的黄家富贵为标准的花鸟体制，开北宋宫廷绘画之新风。有《双喜图》《寒雀图》《竹鸥图》等传世。其弟崔悫、孙崔顺之皆善画，同袭崔白画风，颇为时人所重。

1065年，相国寺因为遭雨被部分破坏，崔白参加了这次的壁画重绘，工程大约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结束，而崔白也是在这次工程后被召入宫廷画院。崔白进入画院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很受宋神宗赏识。因为他是个性格疏阔的人，宋神宗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都不能安排崔白作画。

崔白一生作画甚丰，仅《宣和画谱》就载入241幅。其作品现存极少，故宫博物院仅有《寒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双喜图》、《芦雁图》、《竹鸥图》、《枇杷孔雀》等7幅。民间珍藏较少。

《双喜图》乃其传世精品。图纵193.7厘米，横103.4厘米，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绘秋风呼啸的旷野，枯枝折倒，残叶飘零，小草伏地，一片萧瑟之中，两禽鸟扑翅鸣叫，顶风飞来，其一刚攀在树枝上，目光俱向下，原来在残枝败草之中，有一只褐兔正回头向它们张望。不知双禽的鸣叫不安，是因为褐兔的出现惊扰了它们，还是凛冽的寒风，警示了冬的来临，它们在向褐兔传递这冬的信息？场景萧瑟寒凝，却是自然界寻常生命景象的再现，体现出画家对生活观察的细致，令观者回味无穷。

在绘画手法上却颇具新意：工、写结合，枝叶双勾，甚至连细草也双勾，但禽与兔则勾、点、染结合，褐兔皮毛以笔尖簇点，层层积染，而禽鸟的羽毛则填染白粉，皮毛的质感强烈。土坡以干笔淡墨粗勾几笔，然后略加皴擦，只在局部加以密集的皴笔，却也将秋天旷野的落寞突现出来。飞鸟与褐兔的上下呼应，将疾风中零乱的一切涵容，而树身、枝干的勾、皴、擦、染，老练而雄健，显现其山水画风格，技法非常之成熟。

《寒雀图》（崔白 卷 绢本 设色 纵25.5厘米 横101.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品描绘隆冬的黄昏，一群麻雀在古木上安牺入寐的景象。作者在构图上把雀群分为三部分：右侧二雀，乍来迟到，处于动态；而中间四雀，作为本幅重心，呼应上下左右，串联气脉，由动至静，使之浑然一体。鸟雀的灵动在向背、俯仰、正侧、伸缩、飞栖、宿鸣中被表现得惟妙惟肖。树干在形骨轻秀的麻雀衬托下，显得格外浑穆恬澹，苍寒野逸。此图树干的用笔落墨都很重，且烘、染、勾、皴，浑然不分，造型纯以墨法，笔踪难寻。

虽施以画上的赭石都以褪落，但丝毫未损害它的神采，野逸之趣盈溢于绢素之外，有师法徐熙的用笔特点。

人物山水画采取工笔水墨相结合，人物写实，自然写真；花鸟动物画写意写真并举；画竹、草、树叶亦是双钩填彩法，但画荆棘则是没骨法染画而成，树叶中的叶脉也有掺用没骨法。画树干则以粗放的笔意描绘，笔锋的折转变化极为明显。画土坡侧笔放胆挥毫，虽粗细笔调共有画中，相融和谐，增添活泼之意。或许是崔白放逸的个性，才敢跨出时代的限制。

崔白的花鸟画，“体制清澹，作用疏通”，是融洽五代而又别创的比较活泼、清澹的画风。他喜画沙汀芦雁、秋冬萧疏、淡远、荒寒、野趣的意境，所画花鸟着重于写生，而且不用打草稿，“凡临素多不用朽，复能不假直尺界笔，为长弦挺妨刃”。笔墨用法表现力相当丰富，工细的笔触一丝不苟，粗放的笔调苍劲厚实，运墨干湿并见，设色较淡。

崔白是开始发挥写生精神的画家，他没有前人的画稿可临摹或参考，更不可能如现代人有照相机可协助。他靠超越前人的观察研究、及描绘能力，探索花木鸟兽的「生」意，摆脱花鸟属装饰图案的遗影，开创新的发展方向。

五代黄筌、徐熙花鸟画极高的写实水平，标志着中国传统花鸟画趋向成熟。而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以其富贵闲逸的风格，在宋初被宫廷画院奉为花鸟画的楷模，达百年之久。这段时间，也正是北宋水墨山水画突飞猛进，渐渐一统山水画领域的时期。影响而及花鸟画，徐熙已尝试以墨笔为骨敷彩的方法，而以成熟的水墨山水画技法融入花鸟画之中，开创新格，取代“百年一贯”的黄家画风的，则是以崔白为代表的北宋新派画家。北宋宫廷的花鸟画，前期主导风格是以黄筌、黄居父子二人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一路，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对于物象极为细致、达到逼真效果的刻画。而相形之下，崔白的画法淡雅而善于变通，与宫廷绘画笔墨工致的面貌相比要好了许多。

不仅擅画花荷凫雁，而且画佛道鬼神、山水、人物亦精妙绝伦，尤长于写生。所画鹅、蝉、雀堪称三绝，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他一改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画风，成为北宋画坛的革新主将，数百年来颇受画坛尊崇。

熙宁初，诏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等画垂拱殿御扆鹤竹各一扇，崔白最为出色，于是补为图画院艺学。然而崔白性情疏放，执意辞却，但不允，也就只得勉强接受。他擅画花竹、禽鸟，注重写生，精于勾勒填彩，设色淡雅，别创一种清淡疏秀的风格。功力深厚，作画不勾草稿，而能“曲直方圆，皆中尺度”。

崔白的画风在于创新，善于“扬弃”，打破了宋近百年一统宫廷院体画的格局，既继承吸取了黄家画风的优秀精华又大胆地抛弃了千篇一律的宫廷闲逸仕女、花鸟工笔画风。他笔下的山水人物画集传统工笔和一统水墨于一体，画面既绚丽、又端庄，雅俗共赏。观后无不称快，沁人心脾。

崔白的花鸟画对北宋宫廷花鸟画产生了影响，据说震动了当时的画坛，从画院中人到院外的文人士大夫画家，从者甚多，而北宋早期宫廷画院花鸟画“黄家富贵”风格一统天下的格局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开始崇尚新意，深入写生、写实，这种趋势到了后来的宋徽宗赵佶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如《双喜图》是一幅情景交融的佳作。可见崔白的写实，并非只是简单地写形、求真，而是通过对形的细微刻画以营造出一种特定的意境。中国画的写实，从一开始就兼顾形、神，追求意境。离开了形，何以言“神”？即使自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其实也只是笔墨精炼，形象简括而已，并非超脱形外。倒是现下有些公式化的花鸟画，一折枝上栖一飞禽，画得虽然十分逼真，却毫无意境可言。《双喜图》充满着寒风肃杀之气。古木槎木牙，枯草摧折；两只山鹊躁动飞鸣，让人觉得它们的叫声已将这秋天的萧瑟与寂静划破。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黄庭坚题在崔白画上的词句：“风校调调……迁枝禾安，何有于巢。”坡下的野兔也被惊到，倏然顿步回首，就连周围的草叶好像也被它们叫得在瑟瑟发抖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将要发生什么？为什么有种说不清的紧张充斥整幅画面？画家对这些并没有交代，而是留给了观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虽然名为“双喜”，但除了有两只飞鸣的喜鹊，看不到有任何喜从天降的痕迹。

最后，崔白的风格是兼收并蓄，多有创造。崔白因出身低微，早期作为民间画工，迫于生活的压力，以艺谋生，练就了他善于写生，画作多有新意。在作品风格上能吸收“黄派”之长，富丽精工，又借徐派的意趣，迎合了士大夫阶层甚至皇帝的审美趣味，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崔白等人的出现改变了画院的“黄氏体制”，与其说是崔白带来的“变格”不如说是院体花鸟画自身发展的结果和社会的普遍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使然。

崔白的绘画风格是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多有创造。黄庭坚《题李汉举墨竹》云：“如虫蚀木，偶尔成文，吾观古人绘画妙处类多如此，所以轮扁斫车，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笔墨，几到古人不用心处，世人雷同赏之，但恐白未肯耳。”这说明崔白在绘画风格上与“黄氏体制”下的院体花鸟画之富艳萎靡大相径庭。并以其自由精新，无拘无束的花鸟画风，与当时故步自封于“黄氏体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画院“众工”来说，无疑产生着强烈的冲击力。

明代汪砢玉在题《桃涧雏黄图》中说：“善声而不知转，未可谓善歌也；善绘而不善画染，未可谓善也。是作，……神采焕发，气韵生动，最得傅染之妙，固赵昌流辈欤？”可见，崔白也曾学习过赵昌，崔白敷彩清澹，是吸收了赵昌的清新淡雅的风格,另有《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著有崔白所画的猿猴作品数件，反映出他曾向易元

影视形象

2020年电视剧《清平乐》：余洺轩饰演崔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