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由吕乐执导的爱情片，王志文、王彤等参加演出。此片讲述了一群当代作家被电影导演请到某宾馆，讨论一个话题：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意了，作家们各抒己见，期间，与会的女服务员偶然碰到来宾馆做生意的老同学，相遇使他们沉浸在对大学生时代美好情感的回忆中，当他们旧情复燃时，女服务员却不辞而别，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又成为与会作家的话题。

《小说》

源起会议之国的小型讲座，一群伟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伟大的讨论会，伟大的主题是：“什么是诗意”。开场一个象征镜头，摄影机先是追踪着火车，开进小城，再走进大街小巷，然后停靠酒店，走进局促的会议室。接着，一批有头有脸的作家杀入镜头，阿城、王朔、马原、方方、余华、棉棉……从阿城的“诗意”考古开始，讲到“有钱就有诗意”。各抒己见的过程中，大家谈得性起，渐将诗意按压在自我之下。镜头有时溜出来，看另一种风景。一旁的会议策划人，在酒店里偶遇旧爱，更能体会点点诗意。演员王彤和王志文，就演着或许由作家虚构的故事，他们的存在，比作家更真实。吕乐一个革命式的举动：拆走纪录片与剧情片的框框，将两者放在同一议题与空间自由对话。

影片一开始和大部分的时间，作家们聚在一起侃“生活中的诗意”。 虽说并不有趣，但看看各色嘴脸，倒也不难看。 难得的是各人的发言尽显各人特色和气质。 最出乎意料的是方方，如此朴实和世俗； 最讨厌的是棉棉，气质低下； 阿城最儒雅，也最淡定； 马原最质朴。 丁天的发言尽显对金钱的渴望，也得到一片赞扬之声，让人不禁感叹，这群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群也如此，这样的小说果真是没法读了。

王志文、王朔、阿城、方方、余华、赵玫、陈村、林白、马原、绵绵、徐新、丁天

在《小说》中，吕乐更加强调摄影机的调度，而几乎放弃了场面调度。这里的长镜头已远离巴赞的长镜头理论

僵硬的、僵死的、是会议和会议上的人，活跃的世界不在这种封闭空间中。且不说吕乐是否在弹击中国的会议摄影机面对现场的姿态，就可以明了他的“考古学”方式。

《小说》

《小说》1998年，吕乐构思了一个故事，找来刘仪伟一块儿编剧本。“我们都爱文学，那时候眼看很多文学杂志都不好卖了，文学书的销量远不如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刘仪伟说，“赶上世纪末，我们打算做一个向文学致敬的电影。”

刘仪伟当了制片人，从一个空调公司找来150万元预算，又与北京紫禁城影业合作，挂他们的厂标。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笔会当中，两人就真找来自己喜欢的一群中青年作家开这个会。除了上边提到的这些，还请了王安忆、池莉和余华，前两位各自有原因来不了，余华是不太愿意扎堆。吕乐就约阿城：“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得从美国回来，我们拍一个电影”。阿城到了现场才知道一直误会着，他还以为叫《失忆的年代》呢。

先到的作家们晃了一个星期，玩青城山、逛成都、各自找熟人，晚上再约好了吃饭、海聊。吕乐的意思是，先把笔会的气氛给挑出来。开拍前，给每人发张纸，上边就三个问题，头两个分别是：这个时代还有没有诗意；对眼下媒体包括电影、电视的看法。

针对这两个问题，作家们在会议室里聊了三天，两台摄影机同时拍着，跟纪录片一样。阿城从中国怎么打孔子的时候有了诗聊起，聊到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到诗怎么就在现代没落了。陈村上来就说，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文人一种酸性的表现”。方方认为诗意的东西从来不在当下，只在过去。丁天、马原聊到了有钱没钱的问题……

阿城还记得吕乐一边拍一边皱眉头，有时候插话：真的是这样么？“好像我们说的都不太符合他的预设。他是想说没诗意了，我们说的都是有。”

《诗意的年代》的整整前半段，都是作家们信马由缰大谈特谈什么是诗意。会场不时有个漂亮姑娘入画出画，或拎暖壶续水，或换走桌上烟缸。林白说那时候自己一直不知道她就是电影的女主角，还以为就是当地文联的工作人员。

笔会的间歇，王彤扮演的陈晓在宾馆偶遇大学时同在中文系的恋人、王志文扮演的赵子轩。他们已经各自为人父母，在人间烟火里碌碌多年，旧情踌躇着不敢复萌，却总有点不知所措的美好。电影前半段笔会开完，作家走了。陈晓多留了一天，跟赵子轩在小城里闲游叙旧。临别的一晚，他们在房间里很不舍，又笨拙地抵挡着不知究竟是对过往还是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怀恋。

他们的故事戛然而止，吕乐那张纸上的第三个问题登场。每个作家对着摄影机答这个问：那晚，后来，他们怎么着了？有猜他们上床了的，有猜什么也没发生，因为“尽剩下后悔了”的。林白早不记得自己当时怎么说，倒记得棉棉的回答是“让他们去看动画片吧”。陈村也不记得他说的了。他对以前前拍这个电影的深刻印象，是飞抵成都的时候王朔在机场遭遇媒体的围堵，蜂拥的记者一直从成都追到郫县——几天前他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看金庸》

2000年，影片大致剪定，在紫禁城影业放了一回，是出品公司自己的审看。吕乐说除了紫禁城的人，“就是几家电视台的台长”。看完片子，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急了：“这什么玩意？就这个放到电影院里吗？”

导演和影评人崔子恩曾经在一篇评论里写：“电影观众和电影批评家看惯了扮装的演员出入画面，无论美丑老幼胖瘦，他们是电影国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健康，行为中肯，面目香喷喷。《诗意的年代》开场不久，却杀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份确实、出处可查可考的作家。”

问题是吕乐在放映的时候还得解释，这是谁那是谁，“你即使说名字他也不认识，他读小说不够。”总经理最后发话：还是新导演么，要不我们就再想想。

看片会就这么散了。半年过去，紫禁城也没有把这片子送电影局审，吕乐问起，对方说，再等等吧。“我就知道‘再等等’就是给毙了。电影局根本没看过，他们自己就毙了。”

吕乐考虑过审查的问题。他的电影在谈“诗意”，找的却都是小说家，没一个诗人。“这要是找诗人谈，早早地就毙了，连剧本都过不了。”他后来这么说，“诗人是一个太外围的人了。我还跟他们解释，方方是湖北作协的主席，赵玫是天津《海河文学》的总编，除了王朔、阿城、棉棉，其他多多少少还都有职务，但他们哪管你什么职务不职务。”

2000年1月王朔出了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书中最后一篇就是《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王朔特别在作者按里说明：“声音中有删节，主要是‘他妈的’太多。”这年底次年初，吕乐自己又把片子改了一遍，“把脏字都给去掉了，就试着说再送电影局一次，后来也是根本没有消息。那就算了吧。”

1998年吕乐的故事片导演处女作《赵先生》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获得金豹奖，但因为没有通过审查，成了违规影片。《赵先生》的情节也是围绕婚外情，但这次《诗意的年代》的搁置，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人家还给予肯定了，说你后边的戏都挺好的，就是得补拍啊！我说这补拍什么啊？”吕乐说，“我觉得他看这些人坐在摄影机前面，他别扭，他不习惯。要听领导传达文件，这么一个电视节目可以，一个常人能坐那儿很放松地谈，那不行。”

拍《诗意的年代》的时候吕乐就想过DVD的事儿了，一群作家侃掉半部电影，肯定不是大众的路子。“当时想的是学校里文学青年每人卖张DVD，卖便宜点，也能赚不少钱了。你想成都就不少人。后来王朔还去了趟成都一个大学讲课，文学青年人也挺多。幼稚的时候都是算账算得特清楚。”吕乐笑道，“没办法，其实就是这样，那是一段生活，就完了。”

客观上来说，《小说》是一部相当有想法和创意的电影，缺陷也相当明显：作家们太大牌，每个人的发言都不是事先写好的，各自观点信马由缰，已经处于完全不受导演和编剧控制状态。

每个作家都对“什么是诗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谈到了诗意和物质和现实的关系。没有绕开“钱”这个问题。王朔说，诗意和物质并不冲突。几个女作家都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看做最容易获得和实现的一种诗意。还有一位男作家说，钱的力量太大了，但是等到赚够钱再来寻找诗意，可能就很难了，不是找不到，而是压根就不需要了。其实作家怎么看待诗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论诗意本身就是一种情怀，或者是一种追求，只是似乎在10年之后，这看上去却是一件极为风花雪月甚至有点装13的事情。

之所以安排那出老情人再相聚，或许也是导演的一种一相情愿。人到中年，成家立业，孩子可以跑出去打酱油了，生活还有诗意可言吗？影片告诉你，有，还有，还真的有。但追寻初恋的感觉，陷入柔软的回忆中，面临道德和情感的双重考验，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地起。当你发现，青春真得已经不在，诗意仅仅是一段短暂地让人不知所措的精神出轨，可能你真的会断了寻找诗意的念头了。

可是原来，好歹还有一个想要去寻找的念头。而出轨，也能被看做一场隆重的仪式，可以用来祭奠那些逝去的人，逝去的爱。没有床戏，只有微笑，还有些许无奈和伤感。

影片讨论的是“诗意”，片名偏偏叫《小说》。 嘴里讲的是诗意，但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直接的反应还是最现实的。 也许吧，虚构的尽管是虚构，但也逃不出现实。

这部电影，实验性质大于观赏性，也就是说，“玩一玩”。 象征，可以作为一部电影的唯一目的么？ 起码，在当今的中国，似乎奢侈了一点。 不过，一个电影正常发展的健康的社会，是可以容忍和支持这样的“玩”的。

《小说》曾在第3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2007年《小说》入围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