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年11月24日—1970年3月29日），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她年轻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她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她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埃德加·斯诺（1905—1972）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3S”。

1885年11月24日，斯特朗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

1887年，全家迁往俄亥俄州的芒特弗农。

1891年，斯特朗全家由芒特弗农迁往辛辛那提。她被送入一所公立学校读书。

1895年，斯特朗全家迁往奥克伯克。

1896年，斯特朗提前完成小学八年学业。

1896年，斯特朗进入奥克伯克中学学习。

1897年，斯特朗第一次出国，全家出发去英格兰。

1898年夏秋，随全家住在法国和瑞士。

1898年，斯特朗被录取到洛桑大学夏季教师进修班学习。

1900年，斯特朗中学毕业。

1902年2月，青年杂志《美国周刊》发表了她两篇关于意大利之行的文章。

1902年，进入奥伯林学院就读大学一年级。

1903年，父母前往南部非洲期间，被安置在伊利诺斯州普雷里德波特的朋友家中。

1903年，斯特朗母亲鲁思·玛利亚染病死于塞得港和纳波斯之间。

1905年，大学毕业，并入选ΦBK联谊会。

1905年，受聘为《前进报》记者。

1906年3月8日，在任职7个月后，被《前进报》解雇。

190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08年，《实用主义的某些宗教方面因素》刊登在4月份的《美国神学杂志》。

1910年9月，欧文·洛夫乔伊请她到全国童工委员会任职。

1910年12月，斯特朗遇到全国童工委员会的执行理事沃尔特·哈维，并成为其助理。之后她拍摄了多部单卷电影，包括《孕妇须知》《得到教益的男人》《出诊护士》等。这些作品使全国各地展览大获成功。

1914年3月，她收到阿伯丁伯爵夫人邀请，前往都柏林。

1916年10月，辞去全国童工委员会职务。

1916年12月3日，竞选成功，进入学校委员会。

1921年8月，斯特朗到达莫斯科。

1923年9月末，离开莫斯科，回到美国。

1921年，第一次到苏联，广泛介绍苏联的革命成就。

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

1927年，她第二次访问中国，访问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报道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

1930年，协助苏联政府创办英文《莫斯科新闻》任主编和特约撰稿人。抗日战争时期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

1946年，第五次来华时访问了延安，她和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

1949年，斯特朗和《莫斯科新闻》报主编、曾前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鲍罗廷在苏联一同被捕。

1955年，斯特朗被释放并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1958年，春天第六次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北京定居。

1959年，被批准第一批访问西藏的外国记者代表团成员之一。

1970年3月29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她被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她的生命，1/3在美国，1/3在苏联，1/3在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中国。

参考资料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苏联首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创办人。1930年，在苏联政府支持下，斯特朗创办该报。此时有两大进程并行，一是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是美国的大萧条，正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时刻。该报服务于苏联外宣，对内，则以在苏工作的数千美国技术工人为主要读者。创刊号头版便刊登五年计划的宣传画，号召用“苏联力量和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

1938年1月，她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对于亲自跑来迎接她的总司令朱德，她描写为“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每天与指挥员、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询问了解敌后抗战的情况。她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1940年秋天，斯特朗又至中国访问，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碍无法去延安。她在重庆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了密切交往，从此他们还成为很好的朋友。

斯特朗在美公布皖南事变真相，完成了中共方面的重托。

1940年，斯特朗在重庆采访时，周恩来同她进行了几次深夜长谈，介绍了蒋介石的军队不断加剧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武装冲突，同时说明：“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在他们二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她，斯特朗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一种极为珍贵的荣誉。果然，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她在广播中听到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新闻，随后又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只简单地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信中还附来中共方面对皖南事变的说明。

为了完成朋友周恩来的重托，斯特朗回美国后，马上将这些材料迅速送到北美报业联盟要求发表，可是美国许多通讯社和报业人士表示他们从来不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任何报道。最后，她找到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署上了那个人的名字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内情报道，还由此获得了独家新闻的荣誉。

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在美国传开后，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他从美国对抗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反对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发动反共内战，因此向国民党政权发出了警告，这对制止中国抗日阵营的破裂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6年第5次到中国访问延安，她的《中国人征服了中国》一书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等地的经历。正是这次到来，毛泽东同斯特朗谈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形势方面，主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美国因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经济力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大力推行遏制苏联力量发展的扩张政策。为此，美国极力进行反苏宣传，着手准备反苏战争，妄图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形势方面，蒋介石依靠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了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埃德加·斯诺（1905~1972）（即3S，因三人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均为S，故名），中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二枚20分的邮票图案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这枚邮票图案上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形象，那满面刚毅的表情，热情善良的微笑，表现出她将真诚的友谊给予了中国人民；那蓬松的银发，透过眼镜的敏锐目光，一副孜孜追求真理的学者风度跃然纸上，揭示出了一个新闻记者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值得中国人民的尊敬。

因为与“纸老虎”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她的名字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了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