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一195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

根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28年所写的自传《大地的女儿》和留下来的早期资料，她在二十岁前长期生活在一个“多半是粗躁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的严酷环境下。她于1892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Osgood Missouri）乡村地区的一个小农场营地里。她的父亲查尔斯·史沫特莱和母亲莎拉·莉迪亚曾是当地的邻居，两人私奔后在附近的小镇结婚。在史沫特莱12岁之前，她和她的父母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极为拥挤简陋、只有两间居室的小木屋里。父母主要靠给别人帮工和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在1908至1910年间，史沫特莱曾幸运地通过教师考试，在新墨西哥州的拉顿和周围的小学教书。可惜好景不长，年仅42岁的母亲莉迪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严重的肺结核疾病突然病危，她不得不因此辞职回到家中。后来史沫特莱也尝试过秘书和杂志推销员的工作来挣扎着生存，可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男性的非礼后，她在绝望中写信给她的好朋友大个子巴克（Big Buck）求助。大个子巴克很快回了信，为她提供了及时帮助，了解到她对读书和回到学校的渴望后，当即慷慨资助了她6个月的学费，使她在1911年得以来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前身，即坦佩师范学院学习。这个人西部侠客式的拔刀相助无疑促成了史沫特莱一生中的重大人生转折，也使她与亚大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史沫特莱从1911年9月到1912年5月这段在坦佩的日子并不是太长，但这绝对是她生命中充满快乐、思考和激情的一段岁月。亚大档案馆史沫特莱收藏集里包括了许多反映当时美国西部和她在学校学习生活的图片。史沫特莱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学校的课程与实验，她还积极参与学校的许多俱乐部活动，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作为一个文学和辩论的爱好者，她是学校至美至善文学社（Kalakagathea Literary Society）的成员之一，并且成为学校霍勒斯·格里利俱乐部（Horace Greeley Club）的创建人。霍勒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划时代的报业人，是全美第一家全国性报纸《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创办者和编辑。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在新闻及撰稿方面过人的天赋还帮助她先后成为了学校周刊《师范学生》编辑部的明星撰稿人和首席记者，并于1912年5月29日被大家推选为主编。

这时期她撰写的文章有《塔斯科萨》《杂志代理商》《情人节》以及反对对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存在种族偏见的《罗曼史》和《黄种人》等。这些成就对一个入学不久且只有旁听生资格的二十岁女孩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肯定与鼓舞。而这些在坦佩师范学院的宝贵经历无疑对她今后成为一位蜚声国际的左派作家和记者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她对自己日后职业生涯的重要选择。因为经济上的困窘，史沫特莱被迫中断了她在坦佩的学业。但她在第一任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的资助下，到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师范学院完成了学业。在那里，她在新闻和写作方面的才华再一次得到展露，她帮助创办了学校的周报《师范消息》。

史沫特莱与中国和中国革命长达二十年的不解之缘始于1928年年末。她当时途经苏联与中国东北交界处来到中国，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尽管在来之前，史沫特莱已经做好了一定的精神准备，可是在亲眼目睹了惨不忍睹的社会黑暗现状后，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史沫特莱在精神上仍受到了不可思议的震撼和冲击。从这时开始，她就产生了用自己的声音和写作为中国贫苦人民及其革命来呐喊支持的愿望。

自从1929年到达上海后，史沫特莱在其后的五年中和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很多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过深度交往，尤其是倾向社会革命的左翼作家。通过和茅盾的交往，史沫特莱在1929年底认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中心人物鲁迅，那时她正好到中国整整一年，对中国有了更具体深刻的认识。鲁迅和史沫特莱成为终身的挚友。1931年左翼作家联盟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五位重要成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忍杀害，史沫特莱冒着巨大风险帮助胡也频的妻子，即著名女作家丁玲暗中逃出上海。另一个和史沫特莱有着重要联系的名人是陈翰笙，他是中国早期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有着无数精彩故事、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和谍报工作的革命者。他和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都在帮助史沫特莱了解当时中国的严酷现实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出于对陈翰笙的信任，史沫特莱将那时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介绍给他。佐尔格的表面身份是驻上海的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其真实身份却是苏联共产党和谍报人员，负责监视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国的活动以及对苏联的威胁，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富神秘色彩的“红色间谍”。史沫特莱与他兴趣相投，颇具浪漫色彩，而在她给弗罗伦斯的信中，她把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宏伟、广阔、全面的朋友情谊和同志关系”。陈翰笙后来成为佐尔格在中国谍报小组的最重要人物以及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最主要助手。这两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围绕在史沫特莱的周围，为她的人生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

在1932至1934年间，史沫特莱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年5月）、《中国人的命运》（1933）、《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国民党的统治和江西苏维埃区的斗争都向外界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1933年5月，史沫特莱被共产国际召回到莫斯科。1934年秋，史沫特莱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回到上海。此后，她的主要任务是在华从事舆论宣传工作。

当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史沫特莱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她不仅走上街头，亲自救护被释放的红军俘虏和政治犯，还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开始在张学良的总部每晚就事件用英文对外做新闻广播。她的报道打破了当时国民党官方报道的封锁，激起了强烈反响，使她进一步成为国际性的知名记者。在这次事件后，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正式接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传奇人生的另一篇章。

当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后，她在这段时间里会见和采访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多位中共高级领导人。正如她融人了主观感情色彩的新闻报道，她对这些改变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人物的描写也是毫不掩饰个人感情的。例如，她认为“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而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有着传奇经历的总司令朱德无疑是史沫特莱最为崇拜和最想了解的红军将领。她从1937年的4月份开始就频繁接触和多次采访朱德，记录他近三十年来和中国革命共同走过的生命和思想历程。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成为世界了解朱德最重要的著作。在她1950年去世前夕病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做这本著作的修订工作，并在向友人玛格丽特·沃森·斯洛斯（Margaret Watson Sloss）托付最后的安排中提出“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这本书在她去世六年后终于在美国出版。史沫特莱在延安的日子可谓苦乐参半，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她于1937年8月结束了在延安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怀着坚定支持中国革命的信念，史沫特莱渴望到更多能发挥她作用与能量的广阔天地去。她的第一站是国共合作期间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总部。她在这期间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和八路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将这段经历载入她的许多文章和另一本向世界热情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国在反击》中。面对这些在艰苦环境下抵抗日本侵略，为正义和国家而勇敢战斗的士兵们，她深情地写道：“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只是生命。”她出色的战地报道为她赢得了国际新闻界的承认与尊重。在1938年1月至10月武汉成为史沫特莱来华十年，继上海和西安后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中国大城市。当时日军已经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严重威胁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在这个临时的抗战首都，她成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正式特派记者，为报刊从7月至10月武汉沦陷仅三个月间就撰写了50余篇新闻报道，向世界介绍武汉乃至中国的紧张战势。与此同时，她一如既往，将大量精力和时间放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为伤兵争取救护和医疗的事业上。她尽一切可能寻求各种捐助和支持的渠道，从美国大使馆到教会医院，从海外华人到中国普通民众的大型募捐集会。

正是这种执着而无所畏惧的精神，让史沫特莱在武汉沦陷、局势愈发危急的形势下，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选择：到前线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从鱼龙混杂、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到惊心动魄、发生过改变中国现代史事件的西安，从艰苦清贫的红色延安到山西山区奋勇抗敌的八路军总部，从日军频繁空袭下的武汉再到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华中战区，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她自从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后一直坚持前往的轨迹和方向。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间，作为一名在战区访问时间最长的外国战地记者，史沫特莱实地采访和报道了国共两党领导的许多抗战军队和地区游击队，例如李先念、张自忠、李宗仁等率领的部队，而她主要跟随的是周恩来介绍的由项英和叶挺领导的新四军。她所到之处受到了军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我们伟大的朋友”。在战区，她常常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她还记录了许多像她一样将用自己的生命和信念无私地支持中国革命与抗战的国际友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当中有医生、修女、牧师、记者，还有游击队的战士。

由于在战区长期极其紧张艰苦的生活，史沫特莱的健康遭到了严重损坏，她决定暂时回到美国治疗日益严重的疾病，同时为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争取国际上进一步的舆论支持与物资援助。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回到了阔别21年的美国。一到加利福尼亚，她就进行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演讲，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同时，她还积极支持洛杉矶支援中国委员会的活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史沫特莱有关中国抗战的宣传和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鲜明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也随之获得了更多关注和积极反应。《中国的战歌》于1943年9月终于在纽约面世。随着日益增加的声望与美国民众对她的支持，她于10月还开始了美国国内的巡回演说，发表了大量像《社会革命在中国》这样的热情生动的讲演，其足迹遍布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休斯敦、新奥尔良、乔治亚等大小城市。她用大量的事实动情介绍了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正在做出的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为支援中国的医疗救护工作大声疾呼。

1945年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政治局势逐步向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趋势发展。史沫特莱在1946年7月被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列入特别治安监视名单，怀疑她是共产党员或苏联派遣的谍报人员，认为她在美国的活动会“对公众和平和美国政府安全构成危险”。利用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曾有过亲密关系这一点，其政敌和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对其发起了一系列最严厉的指控和恶毒攻击，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不断企图将她是一名苏联政府间谍和特务的罪名坐实。到了1949年，史沫特莱失去了发表演讲和文章的权利，她完全处在严密的人身监控和愈加严重的政治迫害的阴云笼罩下，她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

1950年5月6日，在这个悲伤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因为胃部手术的影响、肺炎和急性心力衰竭而突然离世。通过她去世前留给朋友的信件与嘱托，我们能够发现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依然惦记的是中国的革命事业。正是这种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诚和信仰，每当我们读到史沫特莱关于中国的著作，翻阅那一页页关于史沫特莱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我们的脑海中不禁回想起她常常被引用的一段对自己的总结：“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了解史沫特莱更多生平信息可参考《史沫特莱传》）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基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朱德亲笔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为了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埃德加·斯诺（1905—1972）【即3S，因三人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均为S，故名】，我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一枚8分的邮票图案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