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哲（1876—1937），字揆百（揆伯），号寒松，江苏无锡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杰出的革命救国教育家，早年入北洋大学铁路专科，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回国后，先后任为唐山京奉铁路机厂（今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管（总管需为英国人），北宁铁路局局长、江苏省建设厅厅长等职。他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并殁身于任。

孙鸿哲，字揆百（揆伯），号寒松，江苏无锡人。北洋大学机械科毕业后，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学习。在英期间与孙中山、吴稚晖等结识并成为挚友。孙中山先生在英国发展同盟会，孙鸿哲是最早加入的老同盟会会员之一，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劝说吴稚晖加入同盟会。孙鸿哲还酷爱摄影，孙中山、吴稚晖等在英国活动期间的很多珍贵照片均为孙鸿哲所摄。

回国后，孙鸿哲避开政坛不入，而来到唐山，就任京奉铁路机厂（今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管（总管需为英国人）。虽然孙鸿哲并未过多涉及政坛，但一直在交通部、铁道部内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被认为是当时政坛“新交通系”的重要人物，当选铁路协会候补评议员、扶轮中学董事。因其主要任职——京奉铁路机厂厂长、北宁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等职均在唐山附近，因此也被戏称为“唐山王”。

1921年，叶恭绰计划将交通部部属各校统一为交通大学，特派孙鸿哲与周贻春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考察、评估。

1924年，出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任内开设市政及卫生工程科，这是中国第一次开设市政规划、给排水方面的课程。

1926年，辞去唐山大学校长职务，由茅以升接任。

1928年5月，北伐战争胜利后，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接收交通部唐山大学，并再次担任校长。

1930年，就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聘茅以升为水利局局长，全力支持茅以升整治运河、淮河。

1931年，苏北大水，孙鸿哲主动引为己责，全力修筑堤坝防御洪水。但不幸淮河溃堤，民众受灾。孙鸿哲全力布置赈灾事宜，并将全部责任揽在己身，“茅局长无愧职守，所有水灾事由我厅长负责”，意在保护茅以升。

1932年8月，再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时称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校长，此时日寇侵华愈显，并在冀东建立了伪政府。在孙鸿哲的主持下，那时在冀东二十二县土地上，唯唐山交大独挂国旗，成为冀东人民心中的圣地。孙鸿哲全力维持学校，直至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悲愤交加，病逝于北平。

孙鸿哲先生虽非唐山交大校友，但始终关怀着学校的发展。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孙鸿哲正在京奉铁路机厂副总管任上，虽居高位，但仍以一个革命救国教育家的情怀，期望青年，爱护青年，同时愿意指导青年向革命救国的大道上走去，因此当爱国学生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救国团发行《救国月刊》时，收到用笔名“寒松”的来函和投稿，主张在唐山办铅印厂，印行报志，以启发民智。那个时候，孙鸿哲先生虽尚未与唐山交大发生关系，但在校墙以外不知不觉的已成为同学们的“无名导师”。

从1924年11月开始，孙鸿哲先生先后三次担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前校长刘式训曾谈及：“揆百是我的师兄，提到他，我是最佩服的了！您看，他的尊大人为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教习，冯国璋是他的学生。揆百在回国的时候，正是冯最得势的时候，那时有多少朋友劝他找冯国璋，并且冯也有意要借重他。可是他不去，他却只愿意到唐山机械厂做工程师，埋头实干，一连就十多年，许多人替他可惜错过做官机会。其实他是有主张，有本领的，我最佩服这样人，他做唐山校长，再好不过了。”1928年6月，北伐战争迅猛发展，孙鸿哲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接管唐山交大，并再次担任校长。孙先生第三次担任校长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半年，一直到“七七事变”那年10月23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为止，一共是五年。

在孙鸿哲先生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入中国的时期。他上任之时，东北已经沦陷，地处冀东的唐山已在前线，《何梅协定》签署后，冀东伪政府成立，唐山交大情形更加危急。幸赖孙鸿哲先生全力周旋与坚持，唐山交大才能屹立于日伪统治中而不倒。可以说，那时在冀东二十二县土地上，唯唐山交大独挂国旗，成为冀东人民心中的圣地。国旗是祖国的象征。当时冀东大地上只有唐院每天还升中国国旗，在冀东大地上只有在唐院还能看到迎风招展的中国国旗。孙院长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这面国旗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也鼓舞了冀东人民，让冀东人民看到一线曙光，这是微亮，鼓舞着人们要挻过去，希望还在。一所教会中学校长说：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唐山工程学院旗杆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安慰，便是冀东22县，乃至关外民心都觉得祖国不会忘记了他们。

在伪冀东政府成立的那一个关头，校内学生一方面受着爱国心的驱使，一方面受着反动份子的宣传，罢课开会要离开唐山去到南京请愿，他便严厉地训斥学生道：“我们倘使离开唐校去南京请愿，便无异为伪冀东政府撤出一个最好的办公处所，你们去得回不得，你们无端地放弃了这块“国土”，所以我敢说，谁主张放弃这块“国土”,谁离开学校的，谁就是汉奸!我现在已将校门封锁，围墙四周派警卫守起，谁要冲出去，我让他在校内流血，免得在校外流血。”他的声调沉痛而激昂，即刻有顽廉懦立的效果，因而压下这一幕“毁校请愿”运动。因为他认定当时校墙以内地方，在国旗招展之下，是为真正的国土，但能保留一时便是一时！

可是这种保留并不是容易的事，实在可以说是奇迹，因为既在这块国土上，我们便得尽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在长城抗战前期，唐山的工程界组织了“义勇工程队”，在敌伪发动绥远攻势时，唐山交大全体师生工友都捐款援绥，并将真实姓名公布于报端，都是孙鸿哲先生领导着做的。他和他所领导的唐山交大所表现出来的正气，甚至影响到了冀东这城内的敌伪人员。尤其是在“七七事变”前五六个月内，华北中央化的趋向极为明显之时，伪组织的重要人员都自动的向孙先生表明心迹。那时，大家笑称孙先生为“唐山无冕之王”，而他更喜欢称唐山交大为 House of Tangshan（唐山氏系）。有一天，在唐山交大旁的一个教会中学校长对我说道：“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贵院旗竿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的安慰，便是冀东二十二县，乃至于关外民心，都觉得中央不会忘记了他们。同时作为平津学府的屏障，那是太有意义了！”我将这话转告孙先生，他笑对我说，“我们上次援绥捐款，将我们的姓名披露在天津报章上，便有一个矿务局的朋友警告我道：“你真大胆，你看在天津的学校捐款只是张先生，无名氏，真姓名露了，不怕危险!”我说这有什么可怕，最大危险不过勒令这学校关门，我想学校要因为这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关门，也关得值价了!”

孙鸿哲先生领导唐山交大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努力做到了最好！唐山交大校墙之内，在孙先生的第三任期中，自校园到宿舍，自礼堂到讲堂，均修整得空前的雅洁而美观，无间冬夏，他总是一早便走遍校园各处一次，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即刻纠正。同时图书馆，试验室乃至学生体育运动的设备，无日无时不在积极充实与改进中。所以有一次，一位英国使馆的参赞，因调解开滦矿工风潮来唐山，顺便参观唐校，说道：“我怎么也未想到这个市镇里，有这样好的学府，那在英国也很难寻得的！”但是有些短见的人们也批评过孙先生不该这样不顾外间恶劣环境，而只管改进内部，将来给敌人拿去，岂不可惜。他对这种批评者向不介意，但有时也轻松的解答道：“国土果然沦陷于敌人手的话，该有多少宝贵东西牺牲了，这一种校址还值得计算在内，真是小气得可怜”。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虽然外部环境极其恶劣，但唐山交大的教学没有丝毫的松懈，一批批轻年才俊从这里获得了知识，正如他所说：“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我们的教育也只有跟着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这种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耐得风寒的种子！”，也如在答复校友劝他迁校时，他所说的：“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我认为只有在唐山这险恶环境，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也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在他第三任期内，唐山交大确确实实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例如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唐山交大1932届），还有著名的唐山交大1933届（其时唐院一年毕业二三十人而已，这一届就有张维、严恺、刘恢先、林同骅等四位院士）。

但是孙鸿哲先生却为唐山交大操心过度，致得肺痈而于1937年10月23日去世，去世前对前去看望他的朱皆平（朱泰信）教授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在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想的还是国家。爱国从来是唐山交大人的最宝贵的情怀，这种情怀，在国难当头时，尤其显示出它夺目的光辉。在敌伪包围中的斗争仅仅是它的序幕。师生们怀念孙鸿哲院长治学的功绩，学校迁到贵州平越后，将男生宿舍命名为鸿哲斋。把唐山校园湖中的小亭起名为寒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