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杰克·鲍莫尔，1922年2月26日-2017年5月5日，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退休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个人著作包括《微观经济学》、《超公平主义》、《企业家精神》、《管理学》、《支付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在他和别人合编的著作中，包括《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美国的领先地位》。

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

威廉·杰克·鲍莫尔的理论颇具原创性，在经济学领域很有影响力。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和广泛的兴趣。他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企业行为理论、产业结构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艺术品市场、环境政策以及竞争政策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

在80岁高龄的时候，鲍莫尔出版了《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将其持续了三四十年的创新研究做了系统总结。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寡头垄断的自由市场，创新将不可避免，经济增长将自动得到保证，显然这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当年提出来的命题；第二部分，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工具进行了改造，来适应处理创新问题的需要；第三部分，用长期的宏观经济学视角，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他的中心思想很清楚：增长的发动机最终依赖于制度规则，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或许不是最优的技术进步体制，但和世界现存的其他经济制度比，却是最不坏的制度。

鲍莫尔较广为人知的研究有可竞争市场、交易性货币需求的鲍莫尔-托宾模型、鲍莫尔成本病、庇古税等。

2006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年度会议特别地以鲍莫尔冠名召开，集中介绍了鲍莫尔教授12篇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论文，向他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贡献致敬。

威廉·杰克·鲍莫尔认为，“资本主义”一词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可言，它只是一种客观陈述，说明了生产资料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不是由政府拥有或使用的事实状况。从这一定义中，人们并不能推出资本主义不主张和谋求社会利益，但至少是以优先确保私有资本的诉求为前提。不过，同样是资本主义，却对经济的组织方式、政府职能的界定，以及各种其他要素也大有不同。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鲍莫尔和两位合作者便将资本主义分成了四种模式：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

鲍莫尔等人在书中详尽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四种形态，简单概括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是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其代表性政策是扶持某些有望成为竞争胜利者的产业；寡头型资本主义表现为权力和财富主要是由个人和家族组成的小型集团所控制；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主要经济活动都由那些指定的巨头企业来实施；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是指中小型创新性企业在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尽管这四种经济体制各有利弊，而且没有一种模式可以完全涵盖一个国家，但是在鲍莫尔等人看来，好的资本主义最佳形式应当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实践证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经济总体上创造了“生产力的奇迹”，而它正是这种混合模式的结果。

另外，鲍莫尔等人也对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领先性增长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易于创设和发展企业；

2、生产性企业家能够得到良好回报；

3、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

4、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

此外，对于如何释放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才能，他们的看法是：

1、减少创办生意的障碍，如简化企业注册程序；

2、使法律体系正规化；

3、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

4、扩大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

不难发现，鲍莫尔对于那种似是而非，宣称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地理或文化所决定的论调持反对立场，后者是以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毒与钢铁》为代表。在鲍莫尔等人看来，地理或文化会对经济的好坏有所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策、制度的正确与否。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现年87岁高龄的鲍莫尔是继熊彼特之后无可辩驳的经济革新领域的思想大师。他所支持和提出的一些观点正是发展经济学中最为主流的思想。例如，支持经济增长论，否定“反增长论”和“增长极限论”；承认经济增长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所有论述的前提条件；对于经济增长动因的认识，经济增长取决于几个主要要素：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这几个要素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对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观点的认同，像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企业家精神、破坏性创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等等，它们也都是《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的立论基础。

在该书之前，鲍莫尔曾出版了《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将其持续了三四十年的创新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这本书的主题宗旨很明确：增长的发动机最终依赖于制度规则，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或许不是最优的技术进步体制，但和其他的经济制度比，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鲍莫尔还特别指出，也许人们都有创新的本能，但这些企业家创新能力却可能因过高的税收、政府过多的干预、过于繁杂的法律、低下的行政效率，而被引导到寻租或其他非生产性活动上去了，他还特别引用了罗马、中国宋朝以及欧洲中世纪的例子。反过来说，增长最终依赖的是公平的规则和习惯，这些规则和习惯能够将人们的创新能力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这样才能有持续的增长。可以看出，鲍莫尔对“好坏资本主义”命题的论述承继了《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一书的知识系谱，鲍莫尔试图在保留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成果的同时，将创新和企业家行为纳入到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中心地带。

事实上，在熊彼特之后，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大都走上激烈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道路，而主流经济学则又在引入创新方面进展缓慢，鲍莫尔在两者间取得了完美的均衡。如果说他上一本《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只是继承熊彼特的遗愿，对其当年努力的一个致敬、回应的话，那么到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鲍莫尔显然是将熊彼特的理论范式运用于资本主义创新增长的实践，是又一次新的深入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