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主要讲述了在太平天国期间对外的政治、经济关系，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主动开展外交活动，而是在缺乏近代外交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与西方列强接触，进行了曲折的斗争。

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所以遇到了如何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新课题，然而太平天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并不成功，他们缺少对国际社会的认知，外交策略混乱又矛盾，他们虽有反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意识，但有时又会把西方人幻想成洋兄弟，同时又有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思想。这三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太平天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和其在国际干涉下的覆灭。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在同外国侵略者的一系列接触中，使革命运动遭受巨大损失，太平天国革命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下失败了。太平天国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它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与清政府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还要和“洋人”打交道。

大平天国革命爆发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当时的西方侵略者正加紧对新市场和新殖民地的掠夺战争。它们在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对中国这块肥肉更加垂涎三尺，正觊觎机会，准备再次下口。

太平军1853年（咸丰三年）3月攻克南京后，逐步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这时，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获得许多权益并且，利用中国内战的时机，进一步向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追求权益。

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及英国使馆官员包令等先后乘军舰由上海至天京（今江苏南京），其随员曾分别会见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列强通过这些活动，搜集太平天国情报，探询太平天国意向，同时递交了各国与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太平天国予以承认和接受。

1854年，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述及了太平天国的对外原则。如“视天下为一家”，以同拜上帝为兄弟；通商自由，允许外商自由出入贸易，严禁贩卖鸦片；拒绝承认和接受不平等条约；外国应向太平天国纳贡，天王是各国之主等等。其中体现了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也反映了农民领袖受到封建大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只根据同拜上帝的现象对西方列强存在某种幻想。

外国公使调查访问后意识到太平天国军势强盛，中国内战前途未卜。当时，英、法与沙俄正在中近东激烈角逐，在中国则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迫使清政府出让更多的利益。清政府拒绝了列强提出的修改条约的要求，列强暂时不可能诉诸武力，于是先后宣布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其目的在于观察内战局势，保持外交上的主动权，同时可乘清朝危机不断施以压力。由于与清政府进行的修约谈判未果，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也趁火打劫。

1858年，四国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获取了新的权益。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放长江，并在长江中下游新辟四个通商口岸。但长江中下游属太平天国管辖，太平天国的存在和态度，与列强实现条约权利有直接的关系。列强亟欲通过外交谈判，迫使太平天国让步，以实现上述条约权利。为调查长江各口岸情况和刺探太平天国动态，1858年11月，英国侵华军司令额尔金率舰队自上海沿江西上。在天京江面，太平军曾开炮轰击，双方交火。事后，太平天国向英方道歉，并同意在事先通知的条件下英国船舰可在长江航行。太平天国对额尔金的意图全无所知，甚至幻想其帮助太平天国攻打清朝，与太平天国“兄弟团圆”。

1860年夏，太平军进军苏南，迫近上海。列强采取与太平天国谈判和武力对抗的两手政策，并开始在上海布防。

1861年3月，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抵天京，与太平天国谈判，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周围百里以内地区。太平天国只同意本年内不进入。何伯继续西溯汉口，正值太平天国陈玉成军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欲攻武汉，他即遣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赶至黄州，劝诱陈玉成不要进军汉口、汉阳，促使太平军改变了进军方向。5月，美国海军将领司百龄乘舰至天京，也从太平天国取得了长江自由航行权。是年底，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一年限期即将届满，英国舰长宾汉奉命照会太平天国，要求仍不进攻上海，并保证不进军汉口九江。

1862年1月，太平天国复照驳斥和拒绝英国的无理要求，李秀成军随即进攻上海。4月，英、美、法还联合在宁波武装威胁守城太平军，要求拆除部分城防工事，但均遭拒绝。经过与列强的一系列交往，太平天国对它们的面目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1861年11月，清政府发生了宫廷政变（见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奕䜣等控制了中央政权。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他们决定向外国“借师助剿”。同时，列强在对太平天国实行外交讹诈不逞后，亦转而策划武装干涉行动。这样，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开始成熟。列强从自己在华利益出发，采取两种武装干涉方式，即以外国军队把太平军逐出通商口岸四周，将占领区交清军驻守；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使之配合清军进犯远离口岸的太平天国统治区。

1862年（同治元年）2月，英国将军米歇尔率原驻扎天津对付清朝的英军抵达上海。是月下旬，何伯和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指挥英法联军向上海高桥及浦东李秀成部太平军进攻，太平军失利。3月，英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也自天津率英军赶到。同时，以近代武器装备的中外雇佣军整编为常胜军。4月，何伯、士迪佛立率英法联军攻七宝镇，接着，英轮从安徽运送第一批淮军至上海。于是，英法联军、常胜军、原驻上海清朝副将李恒嵩军以及淮军，联合作战，由士迪佛立任总指挥。太平军在上海附近艰苦战斗，至当年8月底被迫撤出上海四周。此后，常胜军与淮军大举进犯苏南，1863年陷昆山、吴江、苏州，1864年继陷宜兴、溧阳、常州等地。在浙江，英法军队1862年5月攻陷宁波，又仿照常胜军组建常安军、常捷军，以后配合清军攻取了杭州等地。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成为绞杀太平天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二十年中，处在外国资本主义不断侵略、力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资本主义的侵略，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和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