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盛公始创于公元1801年，发源于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号之一，也是中国商业诚信文化的杰出典范。复盛公商号在乔致庸时期实现了货通天下的经营格局，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美誉。

复盛公是包头最古老的商号之一，历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据山西大学崔凡芝先生考证,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有山西祁县和徐沟的乔姓、秦姓二人到萨拉齐老官村谋生。他们二人后来迁到包头村,含辛茹苦经营草料、豆芽等,赚得一份产业。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正式开设了广盛公货铺，经营粮食、杂货等。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广盛公买卖因变欠债为盈余,从而把铺名改为复盛公。（张贵教授几年前在东河区拆迁时无意中找出一张“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借钱文约”得出这一结论）

先创广盛公，再建复盛公

乔家为何出名？这要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说起。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寄食在舅舅家中。由于舅母的歧视，乔贵发长大后回到乔家堡村独立生活。有一次，村中有人娶亲，他前去帮忙，不料迟到一步，便受到管事人的冷言冷语讽刺。乔贵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哪能受下这口气，一怒之下便去了口外，在内蒙古包头苦挨了30年。

最初，乔贵发在包头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的合成当铺做店员。店员中有一个山西姓秦的老乡，两人一见如故，便结为异姓兄弟。十多年后，两人稍有积蓄，先后经营了草料、杂货，但一度亏本，乔贵发回到祁县种地，只留老秦在包头。

乾隆二十年是个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老秦趁机购存大批黄豆，为的是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作准备。不料次年黄豆竟成了缺货，价钱节节高涨。老秦把购存的黄豆出售了大半，获利颇丰，认为买卖不仅已有转机，而且大有可为，亲自到祁县把老乔接回包头，开设广盛公字号，从此生意兴隆财运亨通。

广盛公的生意本来是很兴隆的，但因吃惯了投机倒把的甜头，某年大做“买树梢”的投机买卖(农民春季急于用钱，向商号借支银钱货物，以所种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廉的价格，到田禾收获后，照议定价格交粮，俗称这种投机买卖为“买树梢”)，不料时不凑巧，亏了很多，几乎倒闭。幸赖当时好友支持，广盛公才得以翻身，后来不但还清债务，还收获不少。乔、秦欢庆之余，认为这是复兴基业的起点，一致主张改组字号为“复盛公”，以垂永久。这时已是嘉庆年间(1951年复字号结束时，曾发现保存最老的广盛公乾隆二十二年的账簿和复盛公嘉庆年间的账簿)。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复盛公初创时是乔姓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的名义，秦姓以“三余堂”的名义，共投资白银三万两，就广盛公铺底改组而成立的，以经营油、粮、米、面的“六陈行”为主。

在这蒸蒸日上的生意面前，乔家子弟属守祖训勤俭持家。秦家子弟恰恰相反，吃喝嫖赌，生活骄奢淫逸，终于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好逐次从号内抽出本金。最后复盛公成了乔家的独资生意，随后，乔家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号。乔家财力越来越雄厚，后来，乔家以“复盛公”字号命名的铺底，便成为包头市面上的头号大买卖，由此便产生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包头的商业发展成就了乔家的商业霸主地位?而乔家“复字号”的壮大使得包头的商业日趋繁荣，使包头由一个小村逐步成为一个城市。

除去票号、钱庄、商号、当铺、茶庄、粮行等生产号及其所属房产外，乔家在包头还有菜园地280亩，乔家堡村有土地200多亩。祁县城内及北京、天津、太原等地也有一些房产。家中所藏的金银玉器、珍宝古玩无法估计。有了这么多的钱，才在乔家的祁县老家建起了自己的大宅院。

复盛公的陨落

辛亥革命时，西北受的影响不大，商路照常通畅，阎锡山虽曾一度到达包头，但为期甚短，包头市面平静，复字号没有受过大的损失。然而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一行却给复盛公乃至包头的商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向西北撤退，所需粮饷全部由包头商号筹垫，当时摊派极重，全市损失两千多万元，造成市面上现洋缺，物资更缺的不正常现象。物价飞涨，银根奇紧，仅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家即损失粮食五万多石(每石以八元计合四十多万元)，现洋一百五十多万元，元气损耗不小。

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间(1927—1929)，皮毛生意很好，市面又趋向繁荣，各行业逐渐都恢复了元气，复字号有了复兴的光景，但与以前相比，相差太远，以后则渐趋于平淡。复盛全因人事不强，经营不善，亏赔甚巨，它的面铺、粮店于民国二十二年歇业，钱铺于民国二十四年关闭，只留下当铺和估衣铺两个门面。复盛西店因业务不佳也于民国二十三年收缩业务，撤销门面，粮店业务归并于复盛西面铺。

1937年10月，包头被日军侵占，西北商路基本断绝，市面萧条，商业普受摧残，复字号更受了致命的打击。1938年，日本人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家的当铺和估衣铺归并于“新亚当”；复盛公、复盛西两家的钱铺归并于“同和实业银行”，连同资金、货物、职工，一律移交伪组织接收。从此，二百多年的扎实基础已趋动摇，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虽然还有粮店、面铺、油房、菜园照常营业，而乔财东已拿定主意从事收缩，掌柜的也无从施展其经营本领，只好袖手坐食。

1945年抗战胜利，各钱铺纷纷申请复业，独复字号却止步不前，东伙双方都无意再事经营。多数职工则相继离号，另组商号者有之，转入其他行业者有之，复字号已名存实亡了。

解放初，1950年，乔财东曾数次派人前来绥远清理结算。同年冬季，所派代表乔铁民、乔子珍等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并把部分房产分赠给各号执事的掌柜居住。房产售价均按股批分。铺底售价则全部折成五福布分给职工，多者分得三五十匹，少者如徒工、厨师都分得十匹八匹不等。

复盛菜园的土地，也平均分给当时在号的职工，乔财东与复字号从此脱离关系。复盛公由乔德掌柜和罗文昌大先生，复盛全由郭守经掌柜，复盛西由郭振庆、贾广元两位掌柜，复盛西面铺由程仁、贾广元两位掌柜分别清理，1951年停止营业。1952年正月开始遣散职工，至1953年春，才把开设二百多年的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结束完毕。乔家从发迹到衰落，一共传了7世。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秦肇庆，又名四喜。山西省徐沟县（今清徐县徐沟镇）大常镇（今为集义乡大常村）人，约生活在清康熙 末，雍正及乾隆年间，他是开创包头繁荣的晋商钜子。

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映霞(乔致庸的孙子)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六条家规，即：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讨小老婆、不准赌博、不准嫖妓、不准酗酒、不准虐外。

而对各号掌柜和伙计的规定是：不许携带家属、不许夜不归宿、不许赌博吸毒、不许打架斗殴、不许身带钱财、不许营私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