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制度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士族指世代为官的
名门望族，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
士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
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
科举制度所取代。
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是士族的渊源；而魏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导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曹魏
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使当朝显贵子弟官运亨通；魏、吴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
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如
琅邪王氏，
王祥仕魏晋，累迁太常、司徒、太尉、太保；
颍川庾氏，
庾嶷为魏太仆，从子峻为晋司空；
陈郡谢氏，
谢缵为魏典农中郎将，子衡为晋国子祭酒等。
东晋是士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东晋政权是
司马睿倚仗
琅邪王氏之
王导、
王敦等的策划和支持建立起来的，故谚称“王与（司）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其后
门阀士族颍川庾氏、
谯国桓氏、
陈郡谢氏等轮流执政，而形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之局。这时士族势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演化成
门阀政治。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故修撰族谱，禁止与非士族的寒门联姻，拒绝与寒门往来。南朝刘宋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有一次去拜访士族
张敷，敷命移座远客，不与接触。士族不做事繁务剧的小官，即所谓“
浊官”，以标榜门第高贵。
东晋以后，士族与寒门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极少数的寒门能够上升为士族。而士族在发展中也有分化，如
清河崔氏门第高于
博陵崔氏，
琅邪王氏后裔的门第也有高下之别。南朝士族渐趋没落。由于皇权压抑，虽授高官而不给实权；也由于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郎）”，生而富贵，遂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颜之推《
颜氏家训·勉学》）。在
侯景之乱中，南朝士族死亡殆尽。
北魏孝文帝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
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为 4 个等级，据等级享受政治经济特权。
士族制度在魏晋南朝是习惯上形成的，而
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规定。
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
河阴之变时遭到沉重打击。
（3）政治保障:
九品中正制是
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在于以谱牒门第为标准，以豪强家族、
九品中正制度以及封建庄园经济为基础；高门大姓与寒第下层壁垒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享有特权，其社会地位不因政治升降而受影响，庶族子弟工作事务烦琐，官职升迁机会较少，难以同士族联姻往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决定整个
魏晋南北朝诸领域官僚门阀特色。
士族制度盛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随着南北经济文化差异缩小、科举选吏制度打击、中小地主力量兴起和
唐末农民起义的冲击，
士族制度最终走向崩溃。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
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
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
自然经济，阻碍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
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
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2．思想、科技文化上，
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
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
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