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杂志》（1910-1937），是原中国地学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也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刊物。该刊至1937年停办时，共出版181期，刊登文章1520余篇（一说1600余篇）。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均藏有部分原件。

《地学杂志》（英文名为：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在张相文的组织下，由国学大师章炳麟、地质学家邝荣光、人文地理学家白月恒、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教育学家张伯苓和蔡元培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组成的中国地学会，在28年的办刊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传播地理知识，开展地理研究、地理教育，开启国人心智的重要作用。

《地学杂志》所反映出的“地学”，应当说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模式，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了当时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新“地学”从破除不少舆地学框框，发展到针对中国进入当时世界系统中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在世界系统中富国强民的途径。该杂志所刊登的一些文章，通过对祖国地理山川的介绍，隐喻清政府的丧权卖国，同时又配合边界交涉事件绘制相应地图，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地学杂志》每期首页均附地图一幅，以示此刊的特点。可以说，《地学杂志》具有将我国旧“地学”逐步向新“地学”方向发展的特征，是我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文献。

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初开始被列入中国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西方地理学亦是在该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天津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源地，也是现代地理学的萌芽和初期发展的城市。中国第一个地学组织——中国地学会成立于天津，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先驱人物之一是张相文。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及地理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张相文不仅在地理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树，而且建立了地学组织，创办了中国地理学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并开展了诸多的学术活动，培养了大批地学人才。

《地学杂志》包括图迹、论丛、邮筒、本会纪事、图书介绍等栏目，多载经济地理方面的文章，其中以水利、交通、物产为重点。政治地理则注重于行政区域的建置和划分。自然地理刊载了关于气象气候、地形、水文方面的文章，以及调查报告和考察探险文章及地图等，是我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文献。

该杂志通过对祖国地理山川的介绍，隐喻清政府的丧权卖国。又配合边界交涉事件绘制相应地图，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载文以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文章最多，如关于我国农、林、矿产、畜牧、水利、交通等，约500篇，占31%；其次是关于地质、地貌、矿物、以及河湖等 ，约400篇，占25%；最后是关于中外国家的区域地理，约320篇，占20%。载文数目如是之多，门类如是之广，说明此刊在20世纪早期，是我国地学文献的重要宝库。

《地学杂志》每期首页均附地图一幅，以示此刊的特点。其中有地质图、地貌图、水系图、古迹图等，清宣统三年第二号期刊的首页图为宋高宗绍熙六年唐贾眈的”禹迹图”拓本，所绘较详，颇珍贵。《地学杂志》所载文章，具有将我国旧地学逐步推向新地学方向发展的特征。

《地学杂志》刊载文章中包括天文、气象、地质、矿产、地形、水利、交通、民族、人口、地图、探险、考古、旅游、方志、中外地理、人文地理、地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基本反映了我国20世纪初期的地学研究水平。由于当时《地学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地学刊物，所以为地理学界、地质学界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和讨论问题的重要论坛和阵地。《地学杂志》的主要栏目包括论丛、杂俎和说郛。论丛以刊载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教育教法为主要内容；杂俎是刊载最有价值的游记、调查、探险报告，分内编与外编；说郛栏目以介绍地理学界之名著、重要译述以及时贤之地学演讲为主要内容。所刊载的文章早期偏重于自然地理和地质学，后期偏重于人文地理学。由于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非常重视对西方先进地理思想与理论的吸纳传播，且当时中国地学会会员以及《地学杂志》的编辑中有许多留学生，因此《地学杂志》中刊载了很多介绍西方地理理论以及地理名著的部分篇章。

《地学杂志》在其创刊号中就明确规定：会员“皆有调查报告之责任”。主编张相文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先后到长城沿线和黄淮流域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并在《地学杂志》上发表有《论导淮不宜全淮人江》、《河套与治河之关系》、《长城考》、《塞北纪行》等数十篇，既体现了主办者关注社会现实、体察国情民意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刊物不仅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视把地理学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办刊宗旨。因而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学术界的肯定。《地学杂志》的作者中不乏一些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如章鸿钊、张謇、白眉初、翁文灏、章太炎、梁启超、邹代钧、王桐龄、谢家荣、王恒升、李春昱、谭锡畴、竺可桢、徐炳昶、谭其骧、朱士嘉、黄国璋、邹豹君等。众所周知，邝荣光编绘的我国第一幅地质图——《直隶地质图》便发表在《地学杂志》第一年（1910）第一号上。

此刊所载的文章可以分为下述三个发展阶段。

1、清宣统二年至民国六年(1910—1917年)，为此刊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中，我国的现代地理学还处在萌芽的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头脑里还存在不少舆地学框框，故此刊初期所载之文，类似舆地学的文章还不少。但在此期间，也有一些文章，显示了此刊向新地学方向发展的作用。美国德瑞克（N F Drake）博士的《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便是突出的例子。例如《渤海过去与将来》，运用发展变化观点说明过去渤海的形成和其西部将来可能成为陆地，阐明渤海的发展变化。又如《梅雨发生论》，从冷暖气流交汇后东移受黄海面上高气压所阻而成。说明此刊在第一阶段中，也有一些向新地学方向发展的文章；启示存有舆地学思想的学者，向新地学方向发展。

2、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六年(1918—1927年)，为此刊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我国萌芽状态现代地理学发展到中期，旧的舆地学已衰落到末期。 如发表竺可桢《秋间江浙滨海两台风之详释》，对两台风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分析甚详。又如孟士杰的《地球之生成、变迁及将来》，运用发展和物质不灭观点，说明将来地球由于内力活动渐弱，各部分凝结力亦弱，最后很可能”破散为小游星，甚至为宇宙尘”。葛利普的《地球及生物之进化》，文质亦颇高。但有些译文，对其中资产阶级观点未加批判；同时也还有些属于资料范畴的旧地学文章，显得质量还不尽善。

3、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28—1937年)，为此刊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在此阶段中，所刊之文，几全属质量较高的论著，作者几全属地理学的专家、学者。在此阶段发表的论文中，有蔡源明译的肯厥如（W G Kendrew）《中国之气候》，张印堂的《中国古代文化之发展及其地理背景》、《翁文灏的清初测绘地图考》，王钧衡的《亚洲地体构造和地势的配置》，邹豹君的《山东省农产区域之初步研究》。这些论著，都反映了我国地理学已初步发展到现代地理学水平。还有一篇颇值国人重视的文章，即斯文·赫定的《罗布淖尔及最先发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问题》。他说中国地图上所绘罗布泊（罗布淖尔）南北移动的位置，是正确的，因而否定欧人认为中国图所绘错误的见解。同时他还说喜马拉雅山最高峰是藏人最早发现的，名圣母之山，即珠穆朗玛峰。英属印度测绘总局局长额非尔士，曾命其属下所测之高山，强以总局局长之名为名，而斯文·赫定认为应以中国人所命之名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