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文德 （Saint Bonaventure）天主教译为圣文都辣，或译波拿文德拉、波那文都，全名：巴尼奥雷焦的博纳旺蒂尔（Bonaventure of Bagnoregio），原名：乔凡尼·迪·菲丹扎 （Giovanni di Fidanza）或翻译为若望斐丹匝，出生于巴尼奥雷焦旧城（白露里治奥），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巴黎大学神学硕士，方济各会的第七任会长和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 在他之后的人生中，成长为拉丁基督教中最杰出的人之一。他作为神学家的学术生涯在1257年被任命为方济各会的会长时中断了，他带领方济各会教徒走上温和而理性的路线，使他们成为天主教会中最杰出的团体，直到耶稣会到来为止。 他的神学以完全融合信仰和理性的尝试为标志。 他认为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主人”，他向人类提供始于信仰的知识，通过理性的理解发展，并通过与上帝的神秘结合而完善。

十三世纪代表神学--哲学综合体系最高水平的神学家、哲学家之一。他将柏拉图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发展到顶峰，1257年任方济各会会长，当时整个修会人数超过三万，并且存在许多不同派别。文德注重学术运动，努力将神恩性的方济运动导入正轨。1273年教宗额我略十世命文德为枢机，兼亚巴若总主教。1274年额我略十世召开第二次里昂公会议（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商讨与希腊教会合一问题。文德是这次大公会议中最活跃、出力最多的人物，却在会议进行中的7月15日患病逝世。1482年天主教将他荣列圣品，1588年晋封为教会圣师。天主教每年以7月15日作为他的纪念日。

圣文德是一位令人难忘的短语大师，他认为哲学为人类打开了至少三条通往上帝的道路。他认为非智力物质生物是上帝的影子和痕迹(字面意思是足迹)，被理解为一个世界的终极原因，哲学理性可以证明它是在第一时间被创造出来的。他认为智慧生物是上帝的形象，是人类思想和意志的运作方式，引导我们走向被理解为知识的启示者，恩典和美德的赐予者的上帝。通往上帝的最后一存条路是在之路，博纳旺蒂尔将安瑟尔姆的论证与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将上帝视为绝对完美的存在，其本质包含了它的存在，一个导致所有其他复合存在存在的绝对简单的存在。下面第3、4和5节概述了这三种路径。

1257年2月2日圣文德被任命为方济会会长。教会任命的行为有效地把他的生活分成了两部分，教会行政人员的负担取代了学者的闲暇。人们认为他当时已经四十岁了（这是会长的最低年龄），他的出生日期为1217年。

圣文德出生在托斯卡纳的巴尼奥雷焦旧城（白露里治奥），原名乔瓦尼·迪·菲丹萨。他自己认为，他小时候在圣方济各的干预下奇迹般地痊愈了，圣方济各于1226年10月3日去世后不久。“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被他的祈祷和功绩从死亡的魔爪中救了出来。“圣文德并没有急于加入方济各会，而是在1235年作为一名外行被巴黎大学录取，并在1243年左右一直取得了神学硕士学位。那时巴黎的神学课程包括七门文科，并辅之以一些亚里士多德哲学。偏重于“三重奏”——语法、修辞学和逻辑的语言艺术——的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部分原因是1210年亚里士多德在巴黎的自然哲学著作被禁止。虽然一些哲学大师，如罗杰·培根和理查德·鲁弗斯教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直到1252年成为文学硕士的要求仅列出了旧逻辑，新逻辑和灵魂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作品中 ;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作为毕业要求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255年，在圣文德离开大学的两年前。他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教育;他是一位逻辑和修辞大师，在亚里士多德和伊斯兰哲学文本上，他的阅读深度不如同时代的多明我修士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

乔凡尼·迪·菲丹扎在1243/4采取了方济各会的习惯，并使用“ Bonaventure”这个名字来庆祝他在弗朗西斯和海尔斯（Francis and Hales）领导下的“好运”

其神学作品有《心灵迈向天主的旅程》《隆巴哲学思想注疏》《基督的神贫论》《纯全的生活》《自言》《三条路》《教父彼得郎巴德名言集注释》《圣经注释》与《神学概要》等。

其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奥古斯丁影响，甚至可视为奥古斯丁主义者之一员。

毫无例外，圣文德所写的每一个哲学词都包含在明确的宗教作品中——在讲道、精神指导和神学作品中。他从来没有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存在与本质》(De ente et Essence)和《自然原理》(De princiis naturae)中那样，对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原理作过介绍，也没有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过评论。二十世纪新托马斯主义复兴时期的评论家将圣文德与其他三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阿奎那。P. Mandonnet认为他没有自己的哲学，只是一个奥古斯丁式的神学家，纯粹而简单，他的所有结论都依赖于信仰。吉尔森认为，圣文德在他的神学中发展了一种奥古斯丁哲学:“与圣文德一起，中世纪奥古斯丁主义的神秘合成完全形成，正如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圣托马斯完全形成一样。”范·斯汀伯根认为他的哲学是失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他的奥古斯丁神学分离，而是为其服务。这些解释完全捕捉圣文德的关系这三个哲学家或他自己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原因,信仰和神学,因为他们暗中使用托马斯主义模型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其结果是圣文德的失败源于他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托马斯·阿奎那。

圣文德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与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截然不同。他觉得没有必要详细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为一个学哲学的学生，他向他的老师学习，而不是从详细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学习，广泛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原则——范畴和先验，原因和可预测，以及基本概念，如能力和行为，可能和必要-充分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完全有能力运用这些借来的原则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自己说，这些结论更多地取决于海利斯的亚历山大，而不是任何哲学家:“因为我不打算提倡新的观点，而打算重新编织共同的和认可的观点。因此，圣文德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他从来没有试图以多明我会的方式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另一方面，虽然奥古斯丁显然是圣文德最喜欢的神学权威，但确切地说，他并不是奥古斯丁派。即使圣文德得出了奥古斯丁式的结论，他也没有采用奥古斯丁式的论点。事实上，一般来说，圣文德在他的哲学原理上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在他的结论上却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哲学结论和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方式是，他的思想是方济各会的灵感和圣文德的执行。

在12世纪50年代，关于哲学、信仰和神学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将神学确立为一门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证科学。大阿尔伯特在他对句子（1243–9）的评论中做到了这一点，圣文德（Bonaventure）在撰写自己的评论时手头上就拥有了。论证是因果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的科学是对某一有限学科的系统知识，通过利用与该学科相关的基本因果原则论证必要的结论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神学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发现并呈现《圣经》这类最缺乏系统的书籍所揭示的真理。 由于“科学”是因果知识，圣文德在他对第一卷的句子的评论中，把序言中的四个问题，作为他对整个神学“科学”的介绍，献给它的四个原因——效率的、最终的、形式的和材料的。这些原因反过来阐明了哲学、信仰和神学之间的关系。 既然科学在知识者的头脑中作为一种知识习惯而存在，任何神学书籍的有效原因都是作者写的，就句子而言是彼得·隆巴德，就评论而言是圣文德本人。朗巴德不仅仅是抄写员、编译员或评论员;他是一个“作家”，圣文德本人也是。

当圣文德开始澄清神学的终结时，他明白亚里士多德已将以行动为目的的实用科学与以知识为目的的理论科学鲜明地区分开来。所以他问，神学是“为了沉思，还是为了我们成为善。”答案是，神学比任何哲学科学都更完美，因为它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二分法的界限。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行为，都没有到达道德生活的中心，那就是爱——既不是爱的“情”，也不是仁爱的神学美德。使头脑准备好去做慈善的那种智力美德是一种“智慧”，它“将知识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例如，“基督为我们而死的知识”，与几何学家的知识或一般人的知识大不相同。因此，神学智慧既是“为了静观，也是为了我们的成善，但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成善”，用基督徒的“爱”来活跃我们的知识和行为。

产生“科学”的形式是它的“进行方法”。“现在，”目的给手段强加了必要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为了切割，牙齿是锋利的。”既然神学是“为了促进信仰而设计的”，它就采用了“论证或探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神学将哲学方法与信仰的资料相结合，试图“混淆信仰的敌人”，“使信仰软弱的人更坚强”，“使信仰完整的人欢喜”。圣文德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次交替科学”概念，将神学置于科学的层次之中。这位哲学家认识到，研究可见线条的光学是一门“次等”的科学，而研究线条本身的几何学。神学也以同样的方式依赖于圣经，因为圣经提供了某些值得相信的真理，但神学将同样的真理“视为可理解的”。这样，神学不同于它试图理解的信仰，也不同于为我们提供信仰的圣经。

把神学理解为一种“科学”，使信仰变得可理解，圣文德必须阐明它的物质原因。确定神学的物质原因与确定神学的主题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大师们曾有过相当大的争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属，如“动物”、“灵魂”、“记忆”或“伦理学”。“甚至他的普遍形而上学科学也仅限于研究物质;它避开了其他类别。相比之下，神学跨越所有属，包括上帝，他不被限制在任何属内。博纳旺蒂尔熟悉神学主题的许多描述:“事物和神迹”，“赎罪的工作”，“基督的头和成员”，“上帝”和“信仰的对象”(可信的)。为了阐明这些相互矛盾的答案，圣文德转向了他的哲学研究。普里西安注意到这个语法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它的“词根原则”意义上的主语是构成单词的“字母”;作为“整体”的主题是“恰当而完整的演说”，作为“普遍的整体”的主题是“有意义的声音，清晰而有序的声音”。神学的主体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意义:“上帝”是主体的“原则”，“基督的首领和成员”是神学所研究的“整体”。但“主体”最重要的意义是“普遍的整体”。因此，“这本书的主题，恰当地说，”是“信仰的对象”，这是一个让神学涵盖所有现实和所有人们可以有宗教信仰的思想的主题。

圣文德没有明确地论述神学的原则。但他进一步澄清了其“主题”，以一种指向这些原则的方式。对于信仰，圣经增加了“权威”的概念，对于圣经启示的信仰和权威，神学增加了“证据”。神学以信仰为前提，但在信仰问题上增加了理性的论证。因此，圣文德为他对神学主题的描述增加了一个生动的限定。神学的主体是信仰的对象，“只要可信的东西变成了可理解的东西，而这是通过推理而实现的。”通过这个简洁的公式，圣文德在神学中既包括了由自然理性的论证所转化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了由基于宗教启示的论证所转化的自然理性。如果是这样，那么神学必须有各种原则，使两种论点都成为可能:从圣经和传统中得出的信仰的基本真理，以及理性的基本真理。使所有这些基本真理具有神学意义的是它们的辩论功能。神学论点可以从启示中得出，以揭示的真理为前提，也可以从理性中得出，以理性真理为前提。这两种论点都是神学的，因为它们的用途。这样，哲学推理在圣文德神学的领域内就有一个完整的位置。

圣文德在他有争议的关于三位一体的神秘问题的结构中展示了哲学推理如何在神学中起作用。每个问题都分为两篇文章，第一篇用理性前提证明，第二篇用信仰前提证明。例如，在问题1中，上帝被理性地证明存在于哲学中，然后在哲学中被证明为三位一体的人，使用基于信仰和理性的论据。因此，神学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将理性论证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论证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理解。《论把艺术还原为神学》中也有同样的推理模式。这里的“还原”包括发展类比，将思维从文科移到神学，然后再移回来。博纳旺蒂尔用一种基于理性的主张与另一种基于启示的主张相结合的方式来论证每一点，仿佛它们是神学大教堂的墙壁和支柱。因此，哲学推理是圣文德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的绝对组成部分。